黄乐嫣（Gloria Davies）教授在她的亚洲学会论文里，对这一连串的问题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她对列文森的文本提出批判性的阅读，我们可以说，黄教授的阅读是列文森不可能自我进行的。正如列文森在他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一书里所说，我们“认识”梁启超，有时是绝对无法超越梁任公本人的自我亲密知识，但有时则是绝对必须超越梁任公的自我建构。黄教授在今年大会的论文里充分实践了列文森所提倡的办法，然而，她所作成的结论又想必不是列文森所能够想象的。这个意义远远超乎我们一般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所展现的是列文森的思想史在方法上具有不断再生的生命力，然而这个方法在 20世纪被运用所产生出来的结论，却不是今天大家能够继续普遍接受的。

列文森的文章意向丰沛，一方面在历史脉络上从大处着眼，一方面在美学与文学上又能独具慧眼，体现出游刃有余的自得，以及中西兼通的开阔境界。列文森虽然身处学院，但是他所作的显然不是饾饤式的专业性文章，他的大文挥洒自如，不类为了升等或者稿费而“应制”生产出来的候审文章。列文森的论述文字典雅亮丽，修辞造句本身就值得欣赏，相形之下，今天的专业性文章则常把文字变成工具。这里面又牵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读列文森，如果专门从专业内涵角度来议论，是否能够充分认识到他那一代人的知识意向以及学术风貌？白杰明（Geremie R. Barme）在亚洲学会的发言，以他一贯的敏锐，谈到了知识人与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在列文森所处的时代，西方汉学家们只能玄想北京的故宫在冬日初雪之后的情境，今天的西方汉学研究者们则大可直接进入这个场景，既可以观想昔人画笔或诗词中所建构的雪天景象，也可以伫立高楼，观想大雪遮盖之下的满城泥泞。又比如说，列文森那一代人接触中国思想，只能在图书馆里安安静静地浏览书架上的收藏，相形之下，今天的汉学研究者们则必须也难免设身处地，听见公共场域里的众声喧哗、看见思想表述过程中的奋战或包装，今天的研究者所可能阅读的对象，也就不限于已经被画上了句点、包装得完整的一篇篇文章。

几个问题

《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通常被大家看待为思想史作品。但是它的关注重点，并不是思想体系内缘的结构，而是各种思潮在变化的时代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部通过思潮变迁来叙述的中国近代史，或许更贴切。但是思潮如何反映变迁或者主导变迁？一部从政治史出发的思想史，是否必然从政治史角度对思想体系进行理解?

其次，通过列文森的处理，明清以来中西交通过程中的中国思想变化，似乎一环扣一环，一波接着一波，具有内在逻辑上的必然性，成为一部历史的长卷。他所书写的是近代中国的大历史。书写大历史在史学研究上有什么正面与负面的意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