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在历史夹缝中的列支敦士登

离开瑞士金融中心苏黎世，汽车向东南方行驶，不到两个小时来到莱茵河边。只见一座灰白色的廊桥横跨河上，桥中间竖立着一块金属牌。牌子的这面写着“瑞士联邦”，另一面则标明“列支敦士登公国”。原来，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以莱茵河为界，桥中央就是两国的分界线。可是，国境线上既无士兵巡守，也不设关卡，无须出示护照就可驱车过桥，从一国直抵另一国。这样的经历，我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曾有过，倒也并不感到惊奇。然而，令人纳罕的是，金属牌上为什么书写的是德文，文字上方飘扬的显然是国旗的上角为什么镶着一顶金冠。我后来发现，这两个问题的解析，却是了解列支敦士登的关键。

列支敦士登位于欧洲腹地，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两国之间。它本身是内陆国，而包围着它的两个邻国也是内陆国。这样的国家被称为“双重内陆国”，世界上只有两个，另一个是位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这种罕见的地缘现象，对列支敦士登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瑞士和奥地利均同德国接壤，瑞士东北部和整个奥地利都讲德语。列支敦士登总人口3.64万，大多属日耳曼族，也都讲德语。因此，列支敦士登虽然与德国并不搭界，但德语却是其母语和唯一官方语言。

列支敦士登国旗上的金冠，一般认为是这个公国元首的冠冕，是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象征；但也有人说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因为这个公国同神圣罗马帝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公元5世纪，日耳曼族的阿勒曼尼人从北方迁徙到这里。12世纪，这里被神圣罗马帝国占领，随后作为采邑分封给施伦堡伯爵和瓦杜兹伯爵两个家族。17世纪末，一个叫列支敦士登的家族看中这两块领地。这个家族居住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近，先后在奥地利、捷克、波兰等地购得大片土地，但却没有从帝国皇帝那里讨到一块封地。根据帝国规定，没有从皇帝那里得到封地者，不管多么富有，都没有资格在帝国议会中取得一席之地。因此，列支敦士登家族一直寻求得到一块封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列支敦士登家族决定“以金钱买声望”，出高价购得施伦堡伯爵和瓦杜兹伯爵的两块领地。1719年6月，新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奥地利君主查理六世将这两块领地一并敕令为公国，并以列支敦士登家族的名字命名。从此，列支敦士登公国正式建立，并以一个主权成员国的资格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一席之地。

列支敦士登公国是当今世界上除沙特阿拉伯之外唯一以家族名称作为国名的国家。但是，在公国建立之初的200多年中，作为国家元首的历任大公却从未踏上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在维也纳、捷克东南部的瓦尔季采等地修建城堡和宫殿，作为寓公长期驻跸在那里。这说明，建立公国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存需要。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解体之后，列支敦士登公国先后加入拿破仑控制的“莱茵联盟”和奥地利皇帝主导的德意志邦联。1866年，德意志邦联瓦解，只有6000人的列支敦士登正式宣布建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列支敦士登均保持中立。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列支敦士登摆脱长期对奥地利的依赖，转而接受瑞士的保护，同瑞士订立关税同盟，海关、邮电等部门均交由瑞士管理，使用瑞士货币，外交事务由瑞士代理。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列支敦士登面临亡国的危险。可是，德国担心同瑞士关系恶化，对列支敦士登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战争结束后，捷克和波兰没收了列支敦士登家族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地的世袭土地，还有其赖以安身立命的一些城堡和宫殿。这就迫使列支敦士登家族不得不回到其先人受封、但从未常住过的以瓦杜兹为首府的公国。现任大公汉斯——亚当二世是首位居住在公国境内的君主。

作为君主立宪制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大公是国家元首，家族世袭。但是，与欧洲其他仅具象征意义而没有政治实权的王室不同，列支敦士登家族拥有相当大的实际统治权。政府由五人组成，除首相和副首相之外，其他三人均为兼职人员。国家没有军队，边界、领空等国家安全事务完全由瑞士军队承管。这不由令人感到，这个大公国好似是瑞士的一部分。

汽车越过廊桥，景色同瑞士那边十分相似。远方高山回环，近处绿水萦绕。时值盛夏，山顶仍是皑皑白雪。白雪之下，松繁柏茂，一碧如黛。山脚河畔，绿草如茵，野花点点，牛羊成群。列支敦士登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开车两小时即可周游其全境。国虽小，但高山、绿水、白雪和青草交相辉映，好像增加了立体感，显得天宽地阔。

幽静的瓦杜兹

汽车径直开到首都瓦杜兹。瓦杜兹依山傍水，人口大约5000，犹如我国的一个乡镇。一条大街南北纵贯，若干小巷东西杂布。大街不宽，小巷幽深，全都掩映在红花绿树之中。街上车辆川流不息，挂的大多是邻国牌照，来去匆匆，阒无声喧。路上行人熙熙攘攘，多半为身负行囊的游客。全城建筑，大多是红顶白墙的尖顶小楼，楼前楼后有小巧玲珑的花圃环绕，雅致清幽。据说国家设有几十名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但我们一个也未看到。置身这样的环境，使人不禁顿生远避尘嚣、遁入世外桃源之感。

长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列支敦士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战之前，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以农牧业为生，全国只有经营陶瓷和纺织的三家小作坊。战后，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现在，全国人口中，从事农牧业生产者不到2％，其他都转向工业、金融业和服务行业。列支敦士登资源和能源严重匮乏，但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集中精力发展的是精密机械、金属加工、光学仪器、陶瓷制品等高新技术产业。工业产品的95％供出口。另外，最具特色的产业是邮票印制和假牙制造。列支敦士登印制的邮票种类繁多，设计精美，每年都有几百万集邮袋发往世界各地，成为各国集邮爱好者竞相争购的珍品。每年销售邮票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5％，赢得“邮票王国”的称誉。列支敦士登的假牙产量据说占欧美各国假牙总产量的60％，每年制作5000多万套，行销全球上百个国家，收入几亿美元，因有“人类牙齿再生地”的美称。现在，一个原本以农牧业为主的贫穷小国，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工业化的世界富国之一。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仅有50亿美元，但人均却高达14.31万美元，排在世界前十个富国之列。

俯瞰瓦杜兹的古堡是大公府邸

更令人惊羡的是，列支敦士登这样一个仅有30个居民点的“乡村国家”，竟有各种注册公司7.37万多个，人均两个，是世界上人均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列支敦士登政局稳定，银行业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对外国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列支敦士登是欧洲鲜见的低税率国家，不少外国企业为降低税赋支出而到这个被称为“避税天堂”的国家登记注册，一些富商巨贾争相申请成为列支敦士登的国民。这就造成两大奇特现象的出现：一是外裔公民的人数超过本国居民，二是国家的最大项财政收入靠征收外国公司的税款。因此，有人说，列支敦士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靠外国公司大老板“自动掏腰包”来养活。

为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列支敦士登政府于2011年4月曾推出一项“国家出租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任何人只要出资7万美元，就可把这个国家租借一天，当一天大公，“过一天国家元首之瘾”。这个方案实施的结果不得而知，其实不过是一种吸引游客的招数。这个看上去有点恶作剧味道的计划，恐怕也只有像列支敦士登这样的袖珍小国才想得出来。

大国有大国的活法，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像列支敦士登这样的蕞尔小国，处在大国争逐的夹缝之中，既要自尊自重，也要忍辱负重。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委实不易。

（2013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