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处红消翠减，苒苒物华休——韩邦庆与《海上花列传》
自古以来的作家留给后世的资料多半是两种情形：一是留下相当多的记载，甚至包含无数的趣闻逸事，如苏东坡、李白、鲁迅等人；一是几乎接近于无的状态，如张若虚、兰陵笑笑生等人。前一种状态自然有益于后世的人们对之进行深入的了解，但是过多的故事也许会产生真伪之分，让人莫衷一是。后一种状态则让人在丧气之余有了揣测的空间，在作者模糊的身影背后是读者追根究底的兴趣。韩邦庆便属于第二种状态。
韩邦庆，字子云，别号太仙，又自署大一山人，即太仙二字之拆字格。父亲韩宗文，字六一，清咸丰戊午（1858年）科顺天榜举人，素负文誉，官刑部主事。韩邦庆自幼随父宦游京师，资质聪颖，曾经应童试为诸生，其后屡试不第。后曾应父执之招，到河南官府做过几年幕僚。1891年，也就是韩邦庆去世前三年，他再赴考场，却一无所获。家世极好且又风流倜傥的才子终与功名富贵失之交臂，上海这个新崛起的十里洋场成了韩邦庆最后的栖息地。韩邦庆常年旅居沪上，与《申报》主笔钱忻伯、何桂笙诸人以及沪上诸名士互相唱酬，染有阿芙蓉癖。韩邦庆曾经做过报馆编辑，但所得笔墨之资全挥霍于花丛间，“阅历既深，此中狐媚伎俩，洞烛无遗”
，于是而有《海上花列传》。然而，天妒其才，在《海上花列传》出版后不久，韩邦庆便赴了玉楼之召，年三十九。这部被认为是狭邪小说代表作的《海上花列传》便成了这位才子落拓生涯的最后纪念。
一
韩邦庆虽然在仕途上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但在文学之路上却留下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海上花列传》。这也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了。就小说的表现对象而言，韩邦庆拿捏得恰到好处：《海上花列传》不仅破除了封建时代才子佳人的幻想，没有认为“只有妓女才是才子的知己”，而且不曾堕入到《九尾龟》之类的色情文字上去。身处晚清时代的他不一定有着大人物的深远眼光，但他分明感应到了时代的潮汐。《海上花列传》似乎在预示着海派文学的都市特质。
危机的社会常常会伴随反常的繁华，晚清时代上海等地的烟花繁盛可视为一个表征。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上海从一个民风俭朴的海边县城变成重要的通商口岸。租界中的妓业日益兴盛，以至于有人将“堂子”当作上海最令人流连忘返的事情之一。根据史料记载，自1862年之后上海的妓业之繁荣远远超出了宁波、苏州等地。作为中国近现代商业中心的上海开始显现出都市消费娱乐的特质，其兴起必然伴随着古老道德体系的坍塌，对于物质利益与感官娱乐的追求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古老的妓女制度在这个都市里大行其道。妓院这个原本充满罪恶的地方成为社会各界人物交际的重要场所，候补的官员、世家子弟与商人莫不成群结队而来，寻找放纵的对象，在日日笙歌中醉度流年。彼此打听消息与宴请均在妓院进行，甥舅、兄弟同进同出已是寻常事。比较惧内的姚季莼亦是以妓院为生活据点，导致老婆寻人不着，只好寻至卫霞仙处，不料反遭霞仙羞辱。封建礼教传统的崩溃与世纪末的情欲放纵构成了晚清都市的生活基调。《海上花列传》中有齐韵叟邀集一群公子才子撰写《海上群芳谱》，竟成一时之盛事。这大概不仅仅是作者的想象，而是有真正的生活借鉴。在1879年前后，品评花榜已经是上海的巨富、名流、文人共同参与的一件风雅之事了。
以妓女作为描写对象自然不是从《海上花列传》始。在唐传奇与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明清的戏剧中常常可见各具丰姿的妓女，如霍小玉、李师师、杜十娘、陈圆圆、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等。这些女子因了文人的生花妙笔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或艳丽或哀婉的传说。然而，她们多半被相当程度地美化，呈现“出污泥而不染”的理想佳人气质，缺乏一些普通人生的真相。相对而言，《海上花列传》则平淡真切了许多。这大概是后世的评论者之所以称赞它的重要理由吧。就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海上花》第一个专写妓院，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
剥离了理想性与传奇性的《海上花列传》通过对妓院生活的描写呈现出一个立体的晚清末年的上海交际世界。对于自己身处的风月场，流连不已的韩邦庆俨然是个清醒的观察者。他在表白写作意图时毫不含糊：“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怎样才能达到这劝诫的效果呢？整个小说便从一个梦开始，又以一个噩梦结束，这大概是借用“黄粱一梦”之意吧，只不过这梦中不全是快乐，更掺杂着许多人的伤痛。
黑甜乡主人花也怜侬做了一场梦，梦见自己到了花海之地：
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簇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
花也怜侬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踯躅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蜣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屏，狼藉蹂躏。惟夭如桃，秾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汩没于其间。
花也怜侬看至此处心有所感不禁怆然悲之。他的梦境与贾宝玉梦游幻境相类似，海上群芳的命运与《红楼梦》中的女子们一样已经被预言了。既是为海上群芳作传，少不得勾勒群芳之艳，因此小说的上半部称得上是烂漫至极的春日胜景。
与《红楼梦》中诸多女子的死亡相比，《海上花列传》中只描写了淑芳的死亡。淑芳的亲妈开了堂子，淑芳自然成了妈妈手中的王牌。因此，淑芳比其他妓女要自由自主得多。其他妓女好像一入娼门，死亡也是由不得自己的。与《红楼梦》相比，《海上花列传》几乎是没有什么大事件，但是群芳辗转于风尘慢慢凋零的经过另有一种日常的无奈感。所以小说的结束也是颇为日常的。在横遭无赖摧残之后的深夜里，赵二宝做了一个噩梦，此梦就此成了小说的结局。这是个很不寻常的结局。按照中国传统小说的习惯，务必为每个人物安排一个周到的结束，以平服读者兴奋激动的心。《海上花列传》却在没有结束征兆的情形下突然结束，留下许多悬念。张爱玲就此言道“此书结得现代化，戛然而止”。现代化的结局也许更符合生活自身的规律：群芳的命运又怎么能就此结束呢？
二
由乡村到上海的年轻后生赵朴斋开始了洋场漫游，成了小说中的牵线之人。这一举措又与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误打误撞，自然是要闹出很多笑话，出乖露丑一番的。只是刘姥姥在被众位夫人小姐取笑鄙薄之后获得了恩赐，从此在乡间衣食无忧，也算衣锦还乡了。宅心仁厚的曹雪芹给了这个乡下妇人一个平和的晚年。赵朴斋显然没有这样的幸运，海上的波浪很快将他倾覆，将之沉到了生活的底层：在迷上了妓女陆秀宝之后，为之所骗，花去了不多的钱财。舅舅洪善卿急忙打发他从速还乡。但是已经见识了花花世界的年轻人再也不愿离开这个令人目眩神迷之所，于是赵朴斋悄悄留在了上海，以拉车为生。在短短的时间里，乡村青年赵朴斋完成了从嫖客到车夫的转变。这也就难怪他还会进一步蜕变为妓院老板：妹妹就是他的招牌，老婆则是大姐（妓院女仆）。
作为牵线之人，赵朴斋不是小说的主角，他在拉开《海上花》的大幕之后，最大的贡献便是引来了两个健康的乡村女子（妹妹赵二宝与邻居张秀英）加盟“海上群芳谱”。真正的主角是这些妓女们，她们共同演绎了一出海上繁花录。就这样的表现对象而言，这部小说可能会走向香艳之途。然而，就像张爱玲所发现的那样，“微妙的平淡无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里淡出鸟来……《海上花》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而通俗小说读者看惯了《九尾龟》与后来无数的连载妓院小说，觉得《海上花》挂羊头卖狗肉，也有受骗的感觉。”《海上花列传》却以“平淡无奇”与香艳无关。《海上花列传》与被称为“嫖界指南”的《九尾龟》的不同处正是它的优秀处。韩邦庆在最可能香艳的地方奉献给读者的却是真切的生活，难怪追求绮丽艳遇的读者有失望之感了。
《海上花》既然是列传，其特征一是“传”，且是群芳之传，平视客观与隐藏其后的悲悯之心让作者既不隐恶也不扬善，他以《清明上河图》式的诚恳与坦白描摹出妓女们的日常性。在没有才子佳人也没有英雄传奇的层面上描画出晚清末年的海上烟花地。其特征二是在于“列”，这必然是众多人物的合传。在这部小说中有各色妓女三十余人，再加上有名有姓的老鸨、大姐、嫖客、仆人，等等，穿插于小说中的人物百余人。怎样让如此多的人物各得其所是韩邦庆费尽心思的地方。韩邦庆最为得意的便是在小说中运用了“穿插藏闪”之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者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通过穿插藏闪，韩邦庆妥帖安置了各色人物，尤其是妓女们，在不同的场合里她们互为宾主。围绕这些女子，《海上花》大致出现了五个主要线索：一是罗子富与黄翠凤、蒋月琴之间的聚散；二是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之间的风波故事；三是陶玉甫与李淑芳之间的悲剧爱情；四是周双玉与朱淑人之间爱情的变调；五是赵二宝对史三公子（史天然）的一往情深。
细腻的韩邦庆虽说是出于劝诫而作《海上花》，但对妓女们的同情与理解也时时弥漫于字里行间。如果说，《海上花》上半部是“姹紫嫣红开遍”的胜景，那么下半部就是“付与断井残垣”的萧瑟之境。无巧不成书的是，三位当红妓女李淑芳、周双玉、赵二宝都有着相似的对爱情与婚姻的渴望，同样有着“大老婆”情结，又同样的梦想破灭。但在归于破灭的路途上，各自的举措与天性却迥然不同。常言道：“戏子无义，婊子无情。” 这“无情”也多半是生活历练的结果。以身体为赚钱资本的女子又能在生意场上付出多少真心呢？无须太多，这一点点的真心都是要交了职业学费的，从此而成长为真正的妓女。
周双玉与朱淑人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小儿女，初涉欢场的两个人几乎是一见钟情。在没有了封建道德礼教束缚的地方是能够培育一点点的爱情的，只是不能完全当真。在其他人看来，为这两个人做媒是一件风流趣事，于是他们的爱情似乎有了成功的希望。但就在二人畅饮爱情美酒的同时，朱淑人的哥哥已经开始为他议亲了。即使是自诩为“风流广大教主”的齐韵叟也无意成人之美，觉得双玉欲嫁朱淑人为大妻的想法过于天真。毕竟，少爷与妓女的爱情在当时只算是礼教生活的一个风雅点缀而已。无意与哥哥对抗的朱淑人在深感抱歉之余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而，自认清白、渴望与爱人双宿双飞的双玉一定要个最终的说法，策划了一幕轰轰烈烈的殉情之戏。明明知道这个男人的不可靠，还是忍不住要试一试。（在这一点上，双玉显然不像同行孙素兰那样通脱。素兰虽与华铁眉情投意合，却深知此人懦弱不可信托，因此从不做嫁娶之想。）双玉亲手调制了看上去相当逼真的假的鸦片酒，强迫淑人与自己一同饮下，懦弱的淑人拼尽全力求生。看着当日与自己密誓的男人终于露出真面目，双玉的纯真爱情也随风而逝。既然妓女身份是如此的不可脱离，那么双玉也只好“在商言商”了，一万块钱做了这场爱情的最后了断。
与双玉的刚烈相比，来自乡村的赵二宝却显得淳朴简单，相信了史三公子的迎娶诺言，不仅不要他多日来的消费之资，甚至放下生意不做，守起了良家女子的妇道，一心一意等待心上人。然而，这个心上人却是立意在欺骗！即使是在真相大白之后，二宝依然心存痴念。在昏睡中梦见史三公子派人来接她，于是她对母亲说：“无娒，倪到仔三公子屋里，先起头事体覅去说起。”难怪胡适就此而言道：“这十九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
相对而言，早逝的李淑芳则算是幸运的，有幸结识了陶玉甫。玉甫的正妻已经死了，认真的他决定娶淑芳为填房而不是做姨太太，这是嫖客中的有心人了。殊不料陶氏家人群起攻之，事情就这样僵了。体质柔弱而敏感的淑芳于是有了心病，终至于一病不起。自古道“红颜多薄命”，淑芳就是这样的薄命女子吧，不过，心上人始终是珍视她，不愿辱没她的。相较于其他受到狼藉蹂躏的女子，一缕香魂也该有所安慰了。
情义二字对妓女来说是奢侈的，如果《海上花》只是展示妓女的情义，显然便会追随中国自古以来的此类文学的传统，做了才子佳人美梦的延续了。《海上花》的可贵便在于真实镂刻了妓女们复杂的生存状态。久在欢场的女子也会练就一身的混世本领，而不仅仅是上嫖客的当，精心织就的罗网总会让许多男人付出代价。沈小红与王莲生之间不能说没有感情，但是沈小红始终牢记王莲生是自己的客人，“千金博美人一笑”一直是王莲生讨好沈小红的法宝。王莲生刚刚开始包养张蕙贞时，沈小红是何等的凶悍，带上女仆，冲到宴会之所，当着众人的面痛揍张蕙贞，最后还是王莲生的钱财派上了用场，结束了这一争风吃醋的烦心事。以大老爷自居的王莲生并不认为自己脚踏两只船有何不妥，但却未想到沈小红还以颜色，也以一个风流事件相回报。等到小红与戏子相好的事情被王莲生发现，小红拿出无数的温柔本领试图让他回头，继续供养自己。王莲生却以迎娶张蕙贞的举措来羞辱小红。结束了风流债的两个人似乎又恢复了一点点的感情，因此当张蕙贞快意于小红的桃色故事时，“莲生终究多情，置诸不睬”。小红逐渐走上了没落之路，莲生得知后不禁为之掉下了眼泪。张爱玲认为：“他对她彻底幻灭后，也还余情未了。写他这样令人不齿的懦夫，能提升到这样凄清的境界，在爱情故事上是个重大的突破。”
针对沈小红的凶悍与没落，另一名妓黄翠凤却不以为然，她的看法与手腕显然高人一筹：“沈小红故末是无用人，王老爷做仔张蕙贞末，最好哉啘；耐覅去说穿俚，暗底下拿个王老爷挤，故末凶哉。”黄翠凤毕竟是久经沙场，一语道破了妓院的生存法则：情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钱财。脸面上的委屈正好可以用来挤兑男人的钱。黄翠凤不仅是有如此的眼光，更是有如此行动的能力。深谙生存之道的她在老鸨、嫖客之间游刃有余。在以吞鸦片的求死方式制服了老鸨之后，黄翠凤的职业生涯变得比较具有主动性。她对付老鸨的刚烈手段引起了罗子富的爱慕。对于罗子富灵肉并重的爱，黄翠凤没有像周双玉、赵二宝那样以生命相托付，而是好好地敲起了罗子富的竹杠。不仅在调头（自己赎身换地方）之时狠狠敲了一次，而且与老鸨合作上演了连环计，让罗子富大为破费了一笔。她算是妓女中的成功者了，其精明强悍可与王熙凤一比。其手段令人咋舌，而唯其如此方能在情色之所立足，妓女的生存也可谓之不易了。
三
一部小说在出版之后的接受史是很值得去注意的。就如这部《海上花列传》，尽管得到了一些文学者的赞赏，却始终未能畅销起来，甚至面临被淹没的可能。也许首先是因为读者最初渴望看到的是艳情，然而却没有，干净简练的文笔让人时时疑惑作者似乎叙述的不是妓院故事，而是上海弄堂中的日常生活。另一个原因则与语言有关。
韩邦庆的朋友孙家振（笔名海上漱石生，《海上繁花梦》的作者）曾经在笔记中留下了二人关于小说语言的不同看法：
惟韩谓《花国春秋》之名不甚惬意，拟改为《海上花》。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曾勿”“要勿”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余知其不可谏，斯勿复语。
逮至两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诚如孙家振所言，选择吴语写作在当时确实是相当冒险的事。韩邦庆虽不能明白自己的举措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却有着坚持的决心。胡适称之为“开路先锋”，则是以文学革命者的眼光判断了《海上花列传》的价值：“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文学革命以推翻文言推行白话为己任，方言土语则被视为“活的”语言，受到革命者的重视。因为这部《海上花》，胡适还乐观预言了吴语文学的未来。（关于这点，百年来的事实证明并不像胡适想象的那样乐观，吴语文学依然是零星片断。）
就《海上花列传》而言，地道的吴语加强了小说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的温柔之语化解了脆弱的防备之心。男人和女人在无尽的吴侬软语中完成了金钱与身体的交易。吴语成了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表达方式。张爱玲在用国语翻译《海上花》时，面对生动传神的吴语，也不得不谦虚地指出“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试举一例：
小红正要回嘴，阿珠赶着戗说道：“洪老爷说得勿差，‘倌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倪先生也有好几户客人哚，为啥要耐王老爷一干仔来撑场面？耐就一干仔撑仔场面，勿来搭倪先生还债，倪先生就欠仔一万债，阿好搭耐王老爷说，要耐王老爷来还嗄？耐王老爷自家搭倪先生说，要搭倪先生还债。只要王老爷真真还清仔，倪先生阿有啥枝枝节节？耐就去做仔张蕙贞，‘客人也匆是做一个倌人’，倪先生阿好说耐啥？故歇耐王老爷原勿曾搭倪先生还歇一点点债，倒先去做仔张蕙贞哉。耐王老爷想想看，阿是倪先生来里枝枝节节呢？阿是耐王老爷自家来哚枝枝节节？”说罢，目夷了王莲生半日。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之后，王莲生带着一帮朋友来到沈小红住处解决此事。娘姨阿珠代主人小红唇枪舌剑了一番，堵住了王莲生的嘴，并且帮助小红得到了丰厚的补偿。娘姨的特殊地位就在于她是一个中间人，她可以代替主人说出不便出口的话（尤其是要钱要物）。其他老爷看不上小红的撒泼，自然帮助王莲生。而失去王莲生这个大主顾对于小红来说是个莫大的损失。因此小红在撒泼之后还是要妥善收拾残局的。阿珠的重要性便显示出来了：她必须以伶牙俐齿说得莲生心中愧疚，甘心付钱才行。阿珠抓住掮客洪善卿帮助莲生的理由生发开去，批评莲生未能实践诺言，反而私下偷偷另交其他妓女。说得莲生左右不是，无话可对。一连串的反问句句在理，读来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
干净的文笔与地道的方言妨碍了其通俗层面上的流传，作者显然是不能因此而暴得大名了，幸好，韩邦庆也无意改变自己。他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后世文学者的敬意。
-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52页。
-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海上花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 熊月之：《上海通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 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海上花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 韩邦庆：《例言》，《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海上花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39页。
-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海上花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页。
- 韩邦庆：《例言》，《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2页。
-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59页。
-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
-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海上花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638页。
-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 海上漱石生：《退醒庐笔记》，《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页。
-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52页。
- 张爱玲：《译者识》，《译注：海上花开》，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