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处的关注——滕固小说论

在新文学早期作家中滕固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曾加入文研会与创造社这两个社团，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但他并不只遵循其中的一种创作方法。而他对于这两个社团的不即不离似乎也在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既学习它们的长处，又力图有自己的个性。其作品中所流露的唯美颓废倾向使人们认为他是唯美主义作家。其实，他的创作要复杂得多。

一

滕固的小说创作从其1921年赴日以后正式开始，到1930年再次出国为止，贯穿了整个20年代。在1930年以后他专心于艺术理论、美术等方面的研究，仿佛与小说创作绝了缘。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生机勃勃的年代，各种思想涌入中国影响各色各样的人们。新文学也在20年代形成了自己活泼、生动的新风貌。众多留学生站在近、现代历史之交与中西文学交融的关口，为现代文学奠基，如鲁迅、郭沫若等。滕固也有这样的机遇，但他没有那样深邃高远的思想，他仿佛也无意去追求那样深邃高远的思想，只是冷冷地站在文学的边缘一味地表现他所理解的人生。

与创造社的郁达夫等人一样，滕固首先着力描写了他所熟悉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留日学生。滕固笔下的留日学生有着大致相似的经历。少年时娇生惯养，富裕的家庭提供了安乐保证，成年后尤其是出国留学后要求尽情尽性地生活，于是恋爱，为女子而挥霍。回国后仍不改脾性，然而事业无着，女子们也纷纷离去，家庭不再资助，生活越来越贫困。其实将滕固的这部分小说贯穿起来读，正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成长的心灵历程。这个少年生长于20世纪初的中国，封建道德礼教全面崩溃，少年感受到社会风气的转变，对自由恋爱等心向往之，优裕的家庭使他的读书生涯物质无忧，对于祖国、民族、阶级这些词只有约略模糊的概念。他的人生目标是“黄金、名誉、妇人”（《迷宫》）。而妇人之欲是最真实切己的。优裕的少年生涯使他不善谋生，妇人之欲使他极度渴望爱情，所以爱情是可以随遇而发的，却又注定随时遭受打击。因此他放浪不羁而又敏感愤激，既自傲又自卑，极为脆弱易伤。这少年归国后性情如故，但生计成了问题：贫困与不佳的声誉结伴而来。少年的自负自傲在现实的打击下支离破碎，爱情也变得更为渺茫。少年敏感偏激的性情使他的心理开始变异，以致连生命也毫不留恋。《葬礼》中的式君、《银杏之果》中的秦舟、《壁画》中的崔太始、《百足虫》中的纪恺等都是如此。《壁画》中的崔太始有绘画的才能，但总是爱上那些不爱他的女子，始终不能完成一幅毕业作品，于是爱情失意的崔太始终于在一次醉酒后以血作画，“约略可以认出一个人，僵卧在地上，一个女子站在他的腹上跳舞。上面有几个‘崔太始卒业制作’的字样写着”（《壁画》）。对变态心理的描写是其小说颇有特色的部分。这种变态心理是基于爱情失意尤其是单相思失败而生发的，自残自弃是其基本方式。作者对于这种变态心理的描写看似极不寻常，但它与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一样：都关注了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青年人的恋爱婚姻。非同寻常则在于崔太始式的青年只关心个人恋爱、自由，执着于个人幸福的狭小天地，有了追求爱的勇气，却不能承受失败的结果，常常以极端的行为作为爱情失败的结束。其实这类人的脆弱易折有着很强的传统文人脆弱消沉品质的遗传。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教束缚让知识分子渐渐变得柔弱，礼教对爱情婚姻的规范使自由恋爱成为极奢侈的理想。五四精神对礼教的毁灭性打击使知识分子的人性得以复苏。知识分子在面对爱情时就像刚会走路的孩子，新奇广阔的天地与脚下的磕磕绊绊并存。滕固笔下的少年在跌倒之后不是勇敢地爬起来而是坐在那里自伤自悼，失去了前行的勇气与力量，宁愿闭上眼睛不再醒来也不愿意面对现实。滕固对人物心理的挖掘不仅止于爱情失意后的变态表现，爱情失败固然令人不堪忍受，婚姻生活也是颇令人疑惑的。在《眼泪》、《诀别》、《为小小者》、《旧笔尖与新笔尖》等篇中，他描写了身处婚姻中的青年男子的困惑与阴暗痛苦的心理。《眼泪》是最为出色的一篇，妻子的痛苦表情并没有让丈夫产生怜爱之情，相反却是厌烦。在妻子艰难生产的一天里理性让丈夫恪守职责帮助医生，潜意识却活跃起来。妻子可能死于难产这个念头让丈夫自责但更有窃喜：妻子死后自己可以赋悼亡诗，可以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另觅新欢而不必背上薄情的恶名。然而母子平安，丈夫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一切计划都失败了，丈夫甚至想弄死熟睡中的妻儿。理性意识使得丈夫的外部行为动作并没有差错，潜意识却暴露了丈夫的阴暗心态。这种阴暗心态的揭示在运用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同时又是真切可信的。

在滕固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对社会现象的关注，革命者与劳动者成为其表现对象。只是这关注比较冷静，描写的角度也比较特殊。所以这部分小说常被人忽略。滕固并不以描写劳动者、革命者见长，对于这两者也显得较为陌生，但这并不妨碍他冷静独特的表现。滕固并不像鲁迅、柔石等人那样以描写劳动者精神的痛苦表现对社会的控诉，他只是如实地表现自己所熟悉的方面。在这部分小说中他对劳动者的理解是勤劳而又保守、愚钝而又精明，对于劳动者困苦的境地深表同情，但他不明白改变困苦的办法是什么。在《独轮车的遭遇》中独轮车车夫阿四妄图与汽车争夺载邻居P先生的权利。P先生只想乘坐汽车，但是精明能干的阿四嫂上门赔礼又诉苦，终于获得了这笔来之不易的生意。阿四在获得这笔生意后“嗤得一笑，跟着他的妻回去”（《独轮车的遭遇》）。然而阿四的车在途中坏了，P先生还是去坐了汽车。阿四夫妻的辛劳、愚昧与农民的算计得到了真切的表现。对于革命者的描写滕固主要是立足在人性的基础上。在《期待》、《丽琳》、《离家》等篇中，他从爱情、家庭等角度表现革命者平凡普通的一面，看重的是革命者身上的知识分子特性。这是滕固熟悉的方面，却是其他作家容易忽略的方面。他没有对革命者的理想、工作等进行正面描写。革命者在忠于信念勇于牺牲的同时也有日常琐事缠身。滕固笔下的革命者具有知识分子精神漂泊的特质。革命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是实现逃离黑暗现实的一种方式与手段。《离家》中的M颇有代表性。短暂的回家经历并没有让M 沉浸在团聚的欢乐里，他很快地厌倦了家中令人不快的气氛，母亲的絮叨和对钱的渴望，邻人的羡慕与嫉妒、不怀好意的推测等，在一顿饭之后他就开始了第二次杳无归期的离家之旅。M对于家与故乡的厌倦表现了追求理想的知识分子对落后、守旧氛围的不满。M的离家有着精神逃离的味道。

二

滕固被人视为唯美派的作家，因为他对英国唯美主义有着明确的偏好，他的《唯美派的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坛上出现的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文唯美主义（尤其是英国唯美主义）的专著。他与邵洵美、章克标等人组织的狮吼—金屋社团是20年代唯美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之一。但滕固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经历使他不可能完全沉醉于唯美的艺术追求。国家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现状令无数爱国之士扼腕叹息，尽诉笔端，滕固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优越的少年生活与独立谋生的艰辛的对比让他能够正视现实。同时代人顾麟生曾说：“但他的为人，却没有Wilde的那样的装疯，戈提的那样立异，实不过想借decadent，来表现他的反抗时代的精神。”所以严格说来他的小说不能只归结为唯美主义的作品，应该说是“交织着浪漫的情调，现实的关怀和唯美—颓废倾向”。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唯美主义对其创作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

（一）冷峻的创作态度

英国唯美主义理论家佩特认为“创造美的艺术家总是对客观世界保持着一种超然独立的态度……因为艺术家对于所描写的对象充满了冷漠和超脱时他们的这种宁静的态度也就非常感人，从而会使他们的作品非常有表现力”。唯美主义所提倡的超脱的写作态度使滕固在创作时冷静细致，注意创作技巧、语言的圆熟，善于营造情境氛围。《一条狗》、《摩托车的鬼》甚至有阴冷、鬼气森森之感。冷峻的态度与技巧的圆熟使其小说中的讽刺隽永而富有深意。《新漆的偶像》、《做寿》、《Post obit（死后应验）》显示了滕固在讽刺方面的才华。《新漆的偶像》中谭味青因在国内爱情事业无着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又困窘不堪。原打算帮石井博士翻译文章，但文章中的侵略中国的野心策略让谭味青深切自责。半个月后他因被查获许多关于过激党的书与文件而被押送归国，一时被日本的留学界、上海学界、社团视为民族英雄。上海各大学、各公团忙着开会欢迎他。他却因为无钱付房租与客店老板发生纠纷进了捕房。在欢迎大会上谭味青有一丝自得但更心虚，面对拥挤的人群心神昏乱供状般地说明自己是因为无钱归国而想出上述办法让日本警察送回国的。英雄般的经历与并不高尚的动机相对照，照出了各色人等的真面目。在静静的叙述中传达了讽刺的力量。滕固在表现这个事件时显然是以唯美主义的冷峻态度低调处理了人物的爱国情感，着意于表现谭味青归国后社会的反应。社会各界的盲从、虚荣在这个偶像面前清楚地展示出来。

（二）以主观意识作为表现的重要目的

王尔德认为，“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仿佛完全与特定的时代、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没有联系，自我意识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唯美主义对现实的冷漠严峻甚至发展为对客观自然界的厌恶，只提倡表现艺术家的主观意识。滕固则说：“我相信丰富的艺术品，从丰富的内在生活而产出。”滕固在创作时注重对人物主观意识、主观情感的表现，其作品有很强的抒情成分。《旧笔尖与新笔尖》、《迷宫》等篇近于心灵独白。他常淡化甚至有意忽略时代、民族、阶级对人物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其早期表现留日学生的作品里，他撇开祖国、民族的因素单纯描摹人物的个性心理，尤其是单相思失败后的变态心理，单纯得让人怀疑郁达夫笔下人物弱国子民的屈辱感受是否太激烈。其实，这是观念的不同导致作家关注点不同的缘故。滕固和他的人物又何尝没有祖国、民族的感受，谭味青看到日本人关于侵略中国的论文痛苦得像“蛆虫啮蚀腐肉般的难受”（《新漆的偶像》）就是明证。所以无论滕固如何努力地淡化和忽略，时代的气息还是隐隐约约地弥漫在作品里，因为滕固始终不能完全忘怀现实而只执着于唯美的追求。

其次，让我们正确地评价其小说中变态心理的描写和流露出来的享乐主义思想。滕固显然是受到了西文唯美主义文学、弗洛伊德学说与日本唯美—颓废派文学的影响。变态心理的描写和享乐主义思想是很具有唯美主义特色的，但若是以为这是滕固描写的终极目标，那便错了。西方唯美主义盛行于19世纪末，极反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利主义和市侩习气，对于物质文明的失望使唯美主义有很强的叛逆性，反对传统道德规范与社会准则、鼓吹性变态与及时行乐等思想。滕固领会了唯美主义的精义但并不是一味地照搬、生硬地模仿。这在他与邵洵美等人的区别中就可以感受到。邵洵美与滕固同是金屋—狮吼社团的中坚，邵洵美的创作则是彻底地宣扬感官享乐思想，鼓励人们及时行乐。诗集《花一般的罪恶》所表现出的香艳狂放是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滕固在同邵洵美等的对比中显示出了他的严肃与冷峻。《迷宫》可视作其小说的总结之作，作者以内心独白的方式细腻地刻画了“我”以往的放纵、今日的反省，在绝望中等待最后的审判。《摩托车的鬼》中子英见弃于章女士，转而与中年弃妇相交，原是想以眼前的纵欲享乐忘却以前爱情的痛苦，但是弃妇的好意温情又让他悔恨不已。子英终于不能忘情于纵欲享乐中。其实，无论是子英、“我”（《迷宫》）还是秦舟（《银杏之果》）等人，享乐主义只是人物掩盖爱情创伤的外衣，悔恨悲哀与迷惘才是思想实质。所以他们才会走向极端，不吝惜生命。在滕固笔下，变态心理与享乐主义思想常是相纠葛的，奉行享乐主义是作者让人物逃避现实的唯一办法，变态心理则成为人物必须面对无情现实时的唯一解脱。滕固在深受唯美主义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做到唯美主义所要求的那样纯然忘却外界甚至自然界，他明白现实中的种种阴暗与不公平，因此他笔下的年轻善感的人物只能在狭仄的个人世界里生存直至失败、自轻自弃，在自轻自弃中显示一点点绝望的力量。

其三，浪漫情调与现实关怀的相交融是其有别于其他唯美主义作品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其后期现实关怀越来越强。郑伯奇说“滕固也有比较写实的作风，他的题材却只限于自己周围的知识阶级”，这个评价不很确切。滕固早期的作品写实作风并不很强，倒是流露出了浪漫的情调。《银杏之果》中的象征、《一条狗》中的变形夸张以及部分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都显示出了浪漫的色彩。至其后期滕固的创作视野变得开阔一些，更讲究创作的技巧与选材的特殊。这使他关注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们，这些小说的悬念与情节的急转，语言的洗练含蓄更符合优秀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Post obit（死后应验）》中四娘与秀丁（已死丈夫的叔叔）偷偷相恋并且怀孕了，面对即将到来的暴露与他人死刑般的判决，两人商议对策，四娘提议由秀丁去告发自己怀孕的事实，她则准备守口如瓶不供出秀丁。事情就如此暴露了，并且如他们所想，四娘被逐出了家。这以后秀丁一直留意着四娘的消息。最终确实的消息是四娘死在了荷塘里。秀丁也日渐萎靡，临终前说是去还四娘的债。在含蓄简洁的叙述中四娘的死成为一个颇有深意的悬念。四娘是自杀呢还是他杀？秀丁是四娘的情人，他的死只是去还四娘的情债还是更有命债？邻居对秀丁的赞扬与秀丁的真实内心形成极大的反差。丰富的内涵与讽刺的效果由此隐约可见。在小说创作中滕固一直坚持站在人性的立场表现人的生活。唯美主义使他冷漠超脱，也使他更能看到人性中恶的一面。所以他在写实倾向加强的同时注重对于人性恶的批判。冷峻的批判甚至呈现出某种悲哀虚无的色彩。《做寿》中的兄弟俩为赚礼钱假借父亲大寿之名摆筵席，从乡下来的父亲并不知这筵席是为自己摆的，父亲在筵席上成为众宾客取笑的对象，儿子还装作不相识在旁边看了一回。父子亲情在这里完全蜕变，遑论其他？滕固对现实的关怀不是表现百姓的痛苦生活，而是立意揭示现实中的丑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于是我想起整理旧稿，在这名著如林的出版界上偷眈眈地挨进一脚，凑个热闹。一样是脚，人家是套上丝光袜，穿上漆皮鞋，我是疮痍斑剥、红肿不堪，残疾者的赤脚。”滕固在现代文学里插了一脚，既与众不同又令人颇不舒服：残疾破烂、丑陋不堪。滕固从小说创作开始就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不是把文学当成快乐与失意的表现方式。“那末我硬要挨进去的原因，究竟何在？一层是寻那和我同患恶毒的病人来怜悯，一层寻那天医国手来诊治。”展示人性与社会现实中各式各样的丑陋与痼疾，寻求诊治改造的良方成为滕固小说创作的主旨。滕固的严正创作使他不同于邵洵美、章克标等唯美主义作家，尽管他们曾有着相同的偏好，又同是狮吼—金屋社团的成员；滕固的唯美—颓废的倾向又使他不同于文研会、创造社的作家，真的做到了别致。

（原刊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1. 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2. 张玉能、陆扬、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5），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630页。
3. 张玉能、陆扬、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5），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42页。
4. 滕固：《滕固小说全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5.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
6. 滕固：《滕固小说全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7. 滕固：《滕固小说全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