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历史远去了，但大地上却留下了历史和文明的遗迹。历史和文明的遗迹，仿佛是一个向导，把我们带进悠远的历史空间。一把石斧，可以勾勒高擎火把开天辟地的远古时代；一片残砖断瓦，令人遥想金碧辉煌巍峨入云的宏伟宫殿；凭吊一座废墟，宛若走进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摩挲一件兵戈，犹如置身于古战场的大漠烽烟之中。凭借文明的碎片，我们有可能描绘历史发展的轨迹，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于是考古学有了发展兴盛的希望和生机。

物质文明留下了斑斑碎片，精神呢？精神有它的残留物吗？如果有，可以进行精神的考古吗？人类在大地上居住过生活过劳动过，同样人类也在大地上哭泣过悲哀过歌唱过高兴过。既然物质文明的历史有物为证，而如此生动的精神世界会变得无影无踪随风飘去吗？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人类的精神是有遗迹的，这就是原型。原型又称原始意象，它是精神的文物，是人类的“种族记忆”。往事虽成旧梦，但原型却以象征的形式贮存着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历历往事，汇集着千百年来无数人的心灵震动。如果我们相信通过地下文物的发掘可以描述一个民族物质文明的历史演进的话，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通过原型的考察可以描述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历史。

原型批评走进精神的领地，犹如考古学家走进发掘的田野，只不过考古学家寻找的是文物是遗迹，而原型批评寻找的是象征是形式是语词，如同物质文明的碎片有案可稽一样，原型也是可经验可凭借可证实的实体。

原型可以是神话可以是传说可以是民俗可以是意象也可以是象征，但它首先是语言。因为语言是家园是存在是世界的开场白。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说：“语言乃是家园，我们依靠不断穿越此家园而到达所是，当我们走向井泉，我们穿越森林，我们总是已穿越了‘井泉’字眼，穿越了‘森林’字眼，甚至当我们没有说出此字眼和没有思考任何与语言相关之物时。”人类是凭借语言命名世界体验世界记忆世界的。《圣经·约翰福音》开篇即谓：“泰初有词”，有了词才有世界的出场，没有语言和词，一切都黑暗不彰，所以海德格尔说，凡无词处，一无所存。正因为如此，语言问题才成为原型批评不能回避的问题。

问题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是一套历经磨损单调重复的符号体系，原始命名的生命力在交际中失去了光彩。以“道”这个词为例，从语源上考察，“道”的原始意义就是路，可以想见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原始人第一次踩出一条依稀微茫通向远方的路时，该是怎样的新奇而神圣，那样的命名又是怎样的诗意盎然而令人激动。因此许多神秘的体验，都以道命名，老庄把自己对宇宙和人生的体验称之为道，其学说也自名道家。儒佛两家旨趣相异，却都把自己对世界的本质理解称之为“道”，接之而来出现了“道理”“人道”“天道”“地道”“文以载道”“得道多助”等，一切抽象的理论法则都冠之以“道”，抽象意味的不断增加损伤了原始命名的生命力，因而当我们提到“道”这个词时，常常想到的是一些抽象的法则或理论，而不是一条具体亲切的路。这与原始命名，相去何远！

而“诗是人类的母语”（卡西尔语），原始命名是亲切而令人惊奇的。而诗的语词总是充满了命名般的清新原始，从而把语言从日常的遮蔽状态中拯救出来，由此成为通向往古通向历史的桥梁。“道”的抽象意义掩盖了原始命名的亲切。但诗人笔下的路，却别有意味。诗人笔下的路，通常是古道荒径，而很少描写喧闹的大道。像陶渊明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王维的“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白居易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赋得古草原送别》）、赵师秀的“青苔生满路，人迹至应稀”（《大慈道》）等等，诗人描写的路，在时间上古朴原始，在空间上荒凉寂静，人迹罕至。为什么人们在生活中喜欢选择大道坦途，在艺术上却独辟幽径荒路呢？因为如此之路，避免了现实的重复与喧闹，把人带回到创业之初的原始世界中，所以德国作家霍普特曼（1862—1946）说：“诗歌从语词中激荡起原始世界的反响。”正因为如此，原型批评就不能不关注语言，不能不关注文学，不能不关注文学中具有原型意义的语词。

某些动物是靠气味、痕迹甚至是自己的粪便来辨识来路返归家园的，而人则是通过语词通过象征返顾旧乡重访生命之源的。基于这一点，本书侧重的是以原型为基本理论方法，沿着语词的轨迹，分析中国文学的艺术象征，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文学的语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文物”，它像半坡遗址、殷周鼎彝、秦砖汉瓦一样，成为探索我们民族历史和艺术的路标。

中国文学与原始意象有着深刻的联系。以《易》之“象”《诗》之“兴”为代表的象征系统，是中国哲学和艺术的基本表现方法，兴与象也是中国文化对原型古老的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艺术特征是以意象表现为基础的，而古典意象常常具有原型意义。最艺术的也是最传统的，一个艺术符号，往往牵系着一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经历和心灵世界。中国文学在时间上惯于感吟黄昏，在空间上乐于歌咏月亮，古典诗人对石头、钟声、森林、细雨、柴门、古船、灯烛等意象，情有独钟，吟咏不辍，这些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意象”，它是形式的艺术的审美的，也是历史的情感的故事的，每一个意象都是一部历史一个故事一段经历。那些感动过《诗经》时代的上古人类、感动过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的古典意象，也曾感动过高举石斧环绕篝火狂舞欢歌的原始先民。意象展示着中国文学的审美蕴涵，也叙述着我们民族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艰难历史。而原型的破译，会给现代人以精神力量，因为在原始意象中我们不再孤单，我们不仅听到了诗人的歌唱，也倾听到了原始先民的声音。我们正是沿着一个个古典意象一个个古典语词，力图走进中国文学的象征世界，探索古典诗人的心灵世界，寻找中国古典艺术的源头活水。走进语词走进象征，也就走进了历史走进了世界，虽然文学原型的破译面对的是古典诗人的整体精神，但它必须从具体的语词入手，否则它就会演化成空洞的理论游戏，而不是具体的艺术批评。因此本书侧重的不仅仅是宏观的理论阐发，也是具体的语词考察。

以《晚唐钟声》作为书题，不仅由于晚唐钟声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问题，更由于钟声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自从古老的青铜发出悠扬的乐音，钟声就是风韵独具的艺术符号。钟声是历史的，它汇聚着中国人历经沧桑的心灵感喟；钟声是启示的，飘逸出尘的钟声给古代哲学家以无限的思想启迪；钟声是艺术的，在诗人们的歌唱里，钟声不断被情感化艺术化，成为富有审美蕴涵的诗歌语词。虽然晚唐钟声没有盛唐钟声那样悠扬高古，却多了几分哀婉几分沉思几分清凉淡远，这对于走向世纪末的中国，也有一种警醒意义。叩响了钟声如同叩响了历史叩响了原始意象，由此我们听到了古老世界的声音，从而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C.G.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见叶舒宪等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