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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总序

有话要说——序跋和致辞(汤一介集) 作者:汤一介 著


《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总序

近年来的文化讨论,已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关于文化的浮泛议论,已为具体考察文化史及其相关的方面所取代。虽然,目前的文化理论仍很薄弱,但这种转向表明,关心文化的人们意欲透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分析,从而建构一个更切实的理论体系。最近由吉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可以说为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开拓了又一个广阔的领域和视野。大凡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强烈感受,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大,因此我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广泛深入探讨,将会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本世纪50年代,国外的社会学工作者提出“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这一概念,用于分析社会政治。其大致的想法是分析人们对政治行动的感觉、认知、评价和情感等取向,通过把政治系统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进而揭示政治领域的结构和意义、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系统的特性。这些对我们分析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般说来,政治与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各自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政治往往属于核心。思想和文化都或强或弱地受到政治的控制和约束,政治是各种利害的冲突场,它具有难以自制的扩张性或普遍化倾向。换言之,在政治与文化之间,政治具有取消文化独立性的倾向。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化,从消极的方面说,尽量削弱政治的压力,以维护自身的特殊性;从积极的方面说,则反过来影响政治,以达成与政治的一种正常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最坏的可能,就是屈从于政治的压力,满足政治扩张的需要,从而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全然作为一种政治化了的工具。这些情形,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并有着十分不同的结果。后者往往出现强权专制、僵化单一的结局,前者则常常伴随着开放或民主、活力或创造的生动局面。当然,政治与文化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是如何进行的,这就需做许多具体细致的分析工作。

曾对中国政治思维作过系统考察的萧公权先生,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说:“中国之政治思想者,中国文化与社会之产物,而同时为二者不可割离之部分。吾人欲彻底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自不得不研究中国之政治思想。”这里,我想从另一个方面即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所谓“内圣外王”的说法,许多大思想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我想这是对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实是中国的一套政治哲学,而哲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如何认识“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了解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课题。“内圣外王之道”,最初见于《庄子·天下》。《天下》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为“治世”,从儒家的传统看,更是据“圣人”最宜于为“帝王”提出来的。

《墨子·公孟》篇有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这段话包含着两个重要观点:(1)“圣人”应该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人,即是说他是道德学问最高的人。(2)“圣人”或许是最宜作帝王的人。至战国末期,荀子的弟子歌颂他的老师说:荀子“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纲纪,呜呼,贤哉!宜为帝王”(《荀子·尧问》)。“内圣外王”成了历代儒家“治世”的一贯主张,但它实际上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即儒家的“境界观”,主要指圣人的道德和学问的修养;另一则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事功的向往。这是应当区别的。在传统儒家看来,“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内圣外王之道”的,换句话说,实现其“理想人格”(内圣)从而就可以实现其“理想社会”(外王)。事实上,“圣人”是否最宜于作王,是很可怀疑的,即使圣人做了帝王,社会政治又能否按照他们的“理想”得到改造,我认为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照我看,“内圣”和“外王”,作为对人的品格的两种要求,应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内圣”是关于个人道德和学问的修养,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品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内圣”只是从个人方面说,如果努力追求是可以达到的,至少在精神上可以达到。“外王”是现实社会的统治者,他的问题是要“面对现实”,他的理想只能是“面对现实”,而去做时代所允许的事务。如果要求“外王”做“圣王”,推行“内圣外王”之道,那势必要在社会上造出许多假象,以至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从中国历史上看,除了儒家所编造和美化的上古尧舜之治外,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圣王”,而出现的大都是有了“帝王之位”或者企图“帝王之位”的“王圣”。这些“王圣”,一方面是他们自居于“圣王”,而另一方面是由某些“思想家们”捧为“圣王”的。这中间最大的危险是把“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从而,一方面美化了现实政治,说政治是符合“道德”的;另一方面使“道德”从归于政治,即认为凡是适合政治要求的都是“道德”的。我认为这都是不可取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人治”为特征的社会,而不注重“法治”,从思想方面看,正是受上述“内圣外王之道”理论影响所致。

因此,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很难转化出现代民主政治来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靠一个“圣王”来实现的。“民主政治”首先应是由广大人民作主,其次得建立一套保障人民权利的制度,但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基于“圣人最宜于作王”的观念,而“圣人最宜于作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观点,这和民主政治是相违背的。但是,我无意于全面否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就其强调道德和学问的修养、理想人格的追求,及其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如对之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也许可以在推进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的增长方面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的前途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里,实行民主政治确实有许多困难。因此,切实地分析历史与现实,是十分必需的。有人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这是不够全面的。现代化也正是有政治方面的现代化和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才比较全面。没有政治方面的现代化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现代化最终也得落空。中国的社会现实,既负有沉重的传统,又面临着强大的外来挑战,再加上现实本身的许多复杂问题,使得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变得相当艰巨。传统是不可能割断的,外来的挑战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社会的问题更是迫使我们去正视。我认为,一个比较现实的态度是,透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切实的了解,深切地认识历史加给我们的沉重压力和传统的政治哲学的负面作用,将深厚的传统和外来的挑战,转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力量之源,以便使我们的社会成为现代化的多元开放的社会而走向世界。

原收入《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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