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汴京之行，使欧阳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及原因所在

大兴科举，选拔才俊，是大宋朝廷“右文”政策的重要的内容。宋代科举制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大幅度增加了录取名额，据统计，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共开科六十九次，取士约六万一千人，平均每年约三百六十人。这种录取力度不仅远超唐代，即使是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也有所不及。另一方面，宋代还增设了弥封、糊名、誊录等制度，尽可能保证公平竞争，避免势家豪族堵塞孤寒之士的进身之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科举制的改良极大地刺激了宋代士人的热情，读书应考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成就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沙滩上画荻的孩子一晃就变成了十七岁的少年。他朝气蓬勃，他充满雄心与幻想，而这个时代，也为他实现人生理想提供了可能性。十七岁的欧阳修跃跃欲试。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秋，他第一次参加了随州乡试（又称解试），这是科举考试中地方举行的初试。按规定，考试内容包括诗赋、经义和策论，优胜者即由州府送到京城参加第二年春天的礼部试（即省试）。应该说，十七岁就参加科举考试似乎有点太早，可是，常言道：“家贫出孝子。”清寒的家境使欧阳修比同龄的伙伴更加懂事，他知道母亲的艰难，如果能早日挣得一官半职，他就可以用自己的俸禄来侍养母亲，抚育妹妹。

这一年随州州试，有一道考题为《左氏失之诬论》，要求考生评议《春秋左氏传》中荒诞不经之处。欧阳修熟读《左传》，对相关的材料早已了然于胸，提笔之时，《左传》中种种虚妄神异的记载立即纷至沓来：

鲁昭公八年春，晋国有块石头突然说话了；

鲁庄公十四年夏，郑国都城城门边两蛇相斗，城外的蛇咬死了城内的蛇，正预示着郑厉公复辟回国；

鲁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神灵在莘地降临；

鲁文公二年秋八月，太庙祭祀时，新近死去的鲁僖公和早已过世的鲁闵公两个鬼魂竟然一大一小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按照当时的风尚，文章应用对偶工整的骈体来写，欧阳修得心应手，挥笔写道：

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

他以极为简练的语言概述了四条材料，对仗精当，一经写出，非常奇警。然而，这次考试，他还是落榜了，因为他的应试诗赋押韵不符合规范。

初战不捷，年少气盛的欧阳修第一次品尝到失败的苦涩。火断烛灭，夜深人静，他无法成眠，索性披衣起床，提笔赋诗：

蕙柱炉薰断，兰膏烛艳煎。夜风多起籁，晓月渐亏弦。鹊去星低汉，乌啼树瞑烟。惟应墙外柳，三起复三眠。（《夜意》）

这样一个残月疏星的夜晚，乌鹊悲啼，虫鸣凄凄，墙外的衰柳，不时地被夜风惊起，仿佛因牵挂着屋里的少年而不能安寝。心情阴郁的欧阳修不禁取出那本残破的《昌黎先生文集》。多年来，这几乎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每当心情不畅时，这六卷文稿便成了陪他排遣的朋友。在一次次阅读中，他越来越能更多地体会到韩愈思想和他文章艺术的精髓。读韩愈的文章，有时会让他获得一种难以言表的审美愉悦。而此时，文坛风靡一时的是以杨忆、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西昆体”以晚唐诗人李商隐为榜样，追求辞采的华丽、属对的精工和典故的丰赡，然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多为显示才学的游戏之作，思想和感情常常被绮丽的辞藻与繁缛的故实淹没。这天夜里，欧阳修将六卷韩文再次吟味一遍，心绪重又变得宁静，他喟然感叹：

“作文章，就应该以昌黎先生为楷模！如果能够达到他这样的境界，我这辈子也就满足了！”

联想到当今文坛，他感到十分困惑，人人都以学习“西昆体”时文为时尚，竟从不见谁谈起过韩文。他真想用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一心一意地追随韩愈的足迹，可一想到清贫的家境，又觉得太不现实了。于是，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旦进士及第，“当尽力于斯文，以偿素志”（《记旧本韩文后》）。

新一轮的科考从天圣四年秋天开始。这一次，欧阳修顺利地通过了随州乡试，取得参加第二年春天在京城汴梁举行的礼部考试的资格。这年冬天，他兴致勃勃地打点行装上京赶考。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随州独自远行，路上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格外新奇。在湖阳（今河南唐河西南），他看到了东汉樊安的墓碑立在路边，于是下马细读；在邓州（今河南邓县），他看到一座古墓前石兽臂上有汉代留存的“天禄”、“辟邪”四字，字画古朴天成……从小孤贫力学的经历养成了欧阳修对片言只字皆倍感珍惜的习惯。他将这些见闻留心记录下来，到晚年编撰《集古录》时，都成了珍贵的材料。而最让欧阳修眼界大开的是汴京（今河南开封）。百尺高楼，雕梁画栋，波浪般飘摇的帘影，水流般起伏的碧瓦，如此壮美华丽的都市画卷，让这位来自偏远贫困地区的青年叹为观止：

六曲雕栏百尺楼，帘波不定瓦如流。浮云已映楼西北，更向云西待月钩！（《高楼》）

然而，天圣五年的礼部试，第一次兴奋前来的欧阳修却名落孙山。春末夏初，他怀着黯然失意的心情离开了汴京，他在诗中伤感地写道：“楚天风雪犯征裘，误拂京尘事远游。”（《南征道寄相送者》）回想去年冬天冒着风雪严寒、满怀希望来到京城，而今却受挫而归，真有徒然奔波一场的空虚之感。但是，真的只是“误拂京尘”吗？冷静想想，这次远游应该说还是大有收获的。在随州这个小小的区域内，欧阳修已是远近知名的佼佼者，然而，放眼全国，当时的随州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偏僻陋邦。宋朝建立半个多世纪，推行文治，大倡科举，天下文士翕然相从，就连岭南、闽越等边远地区也不断有才智之士蹑登高第，成为朝中的达官显宦，随州虽然离京城不过千里，竟然“几百年间，未出一士”（《李秀才东园亭记》），其文化氛围之稀薄可想而知。这次汴京之行，欧阳修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认识到了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所在。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于是，他决心走出封闭落后的随州，外出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