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学社群类型及其文坛嬗变

一　诗社与文社：文学社群的两种类型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同行业为共同的行业目的而结为各种“会社”。不管以何种标准划分社群类型，作为“文学性”的“文学社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社群主要成员身份必须是“文人”，非“文人”身份如宗教徒、商人、军人等所结社群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其二，本文论述对象主要为“文学性”文学社群，即主要以文学活动为主的社群组织；其三，就整个明代文学而言，活跃于文坛的文学社群主要为诗社和文社两种类型。所谓“诗社”，主要指以诗歌创作为主要文学活动兼及其他活动的社群组织；所谓“文社”，主要指以“选文”为主要文学活动兼及其他活动的社群组织。就整个明代文坛而言，不外此两种类型。

郭绍虞在《明代的文人集团》中把明代的文学社群主要分为“怡老性文学社群”、“比较纯粹的诗社”、“专门研究八股文的文社”三种类型；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中分为“纯粹之诗社”、“怡老之会社”、“文社”、“政治会社”四种类型。二人皆把“怡老性会社”单列为明代文学社群的一个类型。“怡老性会社”虽为高龄文人士大夫结社，但社群在活动方式上仍以诗歌创作为主，因而，怡老性会社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诗社的范围，对促进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把“怡老性会社”划分到诗社还是成立的。

举成、弘之际浙江宁波洪常所结甬上诗社(或称高年诗会)为例。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句余土音序》所言明季甬上诗社“一举于洪兵部，再举于屠尚书，三举于张东沙，四举于杨沔阳，五举于先宫詹林泉之集”，序中所言洪兵部，即洪常。据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五序称：“自洪、建以来，郑、李诸先生始作，斯文复归雅驯；循至成、弘之际，海内久治平，气淳俗厚，文风益高。于时名荐绅若兵部洪公常、给事庐公瑀、太仆金公湜六人，俱解组归田，因得从高士宋弘之恢、张景心憬、先栎轩讳端诸先生相结为高年诗会，每值风日佳时，辄剪蔬供簌，驩共为荣，逍遥散诞，里人望之若仙。”可见，洪常所结社群带有怡老性，但社群从事诗歌创作的文学活动未变，故洪常所结社群仍然为诗社，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郭绍虞才把洪常所结社群称为“高年诗会”。

郭英德先生所言“政治会社”，指的是明末一些文社因参与了党派斗争而具有了政治色彩，但并非朝廷“政治家”的朋党结社；此类社群组织评选八股文培养科举人才的性质未变，“政治活动”亦仅为“文社”的一项活动内容。因而，从文学性的角度划分文学社群，“政治会社”仍可归于“文社”之类。如明末复社。复社本为科举士子聚集会文而起，又因《国表》之选闻名全国，在科举考试中中第士子也多出复社；随后，复社参与政治活动，表达科举士子心声，成为一个兼具文学性和政治性的“文社”组织。

明万历以前活跃于文坛的主要为诗社，明万历以后主要为文社，天启四年应社的成立则标志着文坛诗社的衰落与文社的兴起。

二　万历前文坛诗社与文学发展

元代末年，人民起义不断，地方割据势力纷起。朱元璋建立政权后，对文人进行思想钳制，禁止生员参与政治。在这种政治高压背景下，明代初年的文人结社显得比较冷清，较为著名的社群仅有高启的北郭十友诗社、孙广东南园前五子诗社、林鸿闽中十子诗社等。明初社群既有创在元末，如孙广东南园诗社；又有创在明初，如林鸿闽中十子社。社群成员多经历了元明之际的战乱，文人多隐居山中民间，社群文人创作过多表现出隐逸色彩，社集活动也多追求诗酒文会之乐，如孙《南园》一诗写道：“诗社良集，南园清夜游。条风振络组，华月照鸣驺。高轩敞茂树，飞梦落远洲。移筵对白水，列烛散林鸠。雅兴殊未央，酒咏思柔。玉华星光灿，锦彩云气浮。丽景不可虚，众宾起相酬。长吟间剧饮，楚舞杂齐讴。陵阳杳仙驾，韩众非我俦。聊为徇时序，娱乐忘百忧。”这首诗一方面宣扬出南园诗社社集时的雅致情怀与诗酒之乐，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借酒避忧的暂得狂浪与难以言说的苦闷之情。

明初诗社多追求“汉魏盛唐”的“遒劲”文风，以改变元末纤弱文风，如屈大均就称南园前五子诗继承“诗骚传统，高扬汉魏遗风”，风格显得苍凉遒劲。明初诗社对改变元末文弱风气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又把文坛引向了复古模拟之途，如林鸿所结闽中十子社虽然提倡学习唐开元、天宝间诗歌，要求“学者当以是为楷式”(《明史·文苑传》)，但却采用“字模句拟”的方法，从而遭到后人的批评，如李东阳批评说，“极力摹拟，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题目亦效之，开卷骤视，宛若旧本”，“厥后辗转流传，渐成窠臼……而晋安一派至为世所垢厉”(《四库全书·闽中十子诗提要》)。由此可知，闽中十子社实开启了明代诗坛复古模拟之风，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自明天顺以后，社会变得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到嘉、隆之际，社会发展至鼎盛。这一阶段的诗社没有了明初的隐逸色彩，怡情养性的怡老色彩增加，社内诗歌创作活动成为致仕官员和其他高年文人士大夫悠游林下以终老的消遣方式，怡老性诗社变得十分盛行，如清光绪《杭州府志》卷一百七三载：

硕德重望，乡邦典型，酒社诗坛，太平盛事。杭之士大夫之里居者，十数为群，选胜为乐，咏景赋诗，优游自如。在正统时有耆德会，有会文社；天顺时有恩荣会，有朋寿会；宏治时有归田乐会，人物皆一时之选，乡里至今为美谈。

此期怡老诗社大多受台阁诗人雅集之风影响，如明永乐至天顺年间，对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台阁诗人“三杨”也仿唐白居易洛阳结香山社的方式结真率会赋诗娱老，文坛诗社怡老风气多由此而始，社内诗歌创作活动也仅作为社群雅集之点缀，因此，这一阶段怡老诗社并不重要。

从明代中叶的嘉靖年间起，至明万历初年，怡老性诗社仍然盛行文坛，但纯粹之诗社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开始崛起文坛。所谓“纯粹之诗社”，指那些以讨论诗歌创作理论为主要文学活动的社群组织。纯粹之诗社开始参与文坛论争，文人结社的门户观念增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湖八社诗帖》言：

明之季年，讲学者聚徒，朋党分而门户立，吟诗者结社，声气盛而文章衰。当其中叶，兆已先见矣。

自明代中叶以后，文人结社只在门户观念，至于创作水平之高底，文学理论之对错皆无关紧要。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为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后七子诗社”，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是这样评价李攀龙与王世贞结社标榜的：

(李攀龙)高自夸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诬我毫素也。宦郎署五六年，倡五子、七子之社，吴郡王元美(即王世贞)以名家胜流，羽翼而鼓吹之，其声益大噪。

“七子社”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口号树帜标榜，具有极强的门户观念，如李攀龙因谢榛与其有不同的文学主张而把这位在文坛享有盛誉的同乡好友挤出“七子社”就是一典型事例。即使谢榛诗写得再好，文坛声誉再高，如果文学主张与社内广大成员不一致，那好，你就不是我们“七子社”的人了。

在“纯粹之诗社”参与文坛论争的同时，此期的怡老性诗社却以一种异趣的姿态流行文坛，如明嘉靖乙未、丙申(1535—1536)年间，冯裕与同郡石存礼、蓝田、刘澄甫、刘渊甫、黄卿、杨应奎七人于青州北郭禅林结海岱诗社唱和，其社约不但规定“不许将会内诗词传播”，而且七人诗歌“皆清雅可观，无三杨帙习，亦无七子模拟之弊”，表现出此期怡老性诗社追求“自然适性”的诗歌风格，并不重视诗歌理论的建树和创作成就的高低。嘉靖壬戌(1562)年间祝时泰与光州知州仁和高应冕、承天府知府钱塘方九叙、江西副使钱塘童汉臣、诸生徽州王寅、仁和刘子伯、布衣仁和沈仕等人在杭州所结西湖八社的诗歌创作也仅规定诗歌命题只限制在“景物”，“不取远拈”，表现出西湖八社无意树帜参与文坛纷争的思想。其他如嘉靖壬寅(1542)，襄阳府知府徐咸致仕归海盐，招同邑布衣朱朴、思南府知府钱琦、福建布政使吴昂、布衣陈鉴、海宁指挥使刘锐、济南府知府钟梁、龙岩县知县陈瀛、僧永瑛并咸兄光泽县知县泰等十老人结小瀛洲，也表现出此期怡老性诗社的文学创作倾向。

三　万历间怡老诗社的衰落与社群文学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讲，怡老性诗社为社会经济发达的一种衍生物，是文人士大夫在社会繁荣，经济发达背景下优裕自在生活的一种表现。因而，怡老性诗社对社会环境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一旦社会经济衰落，此种怡老性诗社往往会退出文坛。

明万历间怡老性诗社的衰落即为此因所致。万历间，神宗皇帝几十年不理朝政，吏治几乎瘫痪，党争炽热化，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经济维持着表面繁盛之假象，而实际为国库空虚，赋税加重，人民不堪其重而民变四起，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忧患意识增强。因而，到了万历年间，即使为怡老性诗社，社群怡老因素也相对减弱，政治逃避色彩则相对增强，比较有代表性的为万历十三年(1585)仁和张瀚在杭州所结“怡老会”。

张瀚，浙江仁和人(即杭州)，据《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载，张居正亲自提拔张瀚为吏部尚书，目张瀚为私人，张瀚也“进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后张居正“夺情”事发，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瀚与他们一起到张居正私邸劝其离职丁忧。在这件事上，张居正对张瀚极为不满，遂“嗾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摭他事劾之，勒致仕归”(《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回乡后便与同里高年结“怡老会”。张瀚致仕非“告老还乡”，而是因激烈的政治斗争才回乡结社，其结怡老会就有了远离政治之目的，沈友儒在《怡老会诗集后序》中就称张瀚结“怡老会”从事诗歌创作绝不涉及“官府政治”即是明证，张瀚结诗社也就没有了此前怡老诗社文人的那种恬淡自得心态。

在万历年间社会弊端横生的现状下，怡老性诗社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而纯粹之诗社仍在文坛十分活跃，数量也达到高峰。笔者就有明一代怡老性诗社、纯粹诗社与文社在不同时期结社数量作了初步统计(见“文献汇编”附录)。从表中可明显看出，怡老性诗社自明天顺到隆庆年间的19家突降至万历年间的3家，还赶不上明代初年的5家，到启祯年间则仅剩2家，万历以后怡老性诗社衰落已成事实。在怡老诗社衰落之时，纯粹之诗社却异常活跃，明万历年间数量竟有75家，达到明季纯粹诗社发展的高峰。

纯粹之诗社以万历二十年(1592)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期。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等复古派人物在万历二十年前后相继去世，代表新思潮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于是年中进士。万历二十年成为“复古”旧思潮衰落与“创新”新思潮兴起的分水岭，以此年为界，前期以后七子诗社余波为主，后期主要以公安派结社为主。

先说前期。万历二十年之前纯粹诗社为“后七子诗社”后劲，在诗歌创作上仍然主张“复古”，如万历七年(1579)，被王世贞称为“末五子”之一的屠隆在任青浦县令时与沈明臣、冯梦祯结青浦诗社(唱和诗结为《青溪集》)，诗文创作追随王世贞“文须秦汉，诗必盛唐”主张。

最具代表性者当为汪道昆所结丰干社、白榆社与南屏社。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高阳生，歙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6)与张居正、王世贞同科成进士，与王世贞有“文坛两司马”之称。汪道昆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六月受劾回乡，至隆庆四年(1570)二月起复任郧阳巡抚这四年间，除与王世贞、戚继光往来唱和外，还在家乡偕弟汪道贯，从弟汪道会与山人郭第、陆弼、顾圣少等新安诗人结丰干社，不久重又入仕，万历三年(1575)因与张居正不合，被迫陈情终养，回乡后结白榆社、南屏社从事文学活动达18年之久。万历八年(1580)，以汪道昆为领袖的白榆社成立，汪道会、汪道贯、吴守淮、潘之恒、程子虚、谢陛、王世贞、徐桂、余翔、龙膺、屠隆、陈文烛、梅鼎柞、郭第等新安诗人或者后七子派诗人先后入社。白榆社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汪道昆卒才结束，为七子后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诗社。汪道昆还于万历十一年(1583)与戚继光、卓明卿、汪道贯、汪道会及吴越名士19人结西湖社，明万历十四年(1586)与王世贞、屠隆等后七子人士于浙江湖上结南屏诗社。总体而言，万历初年的诗社大多受七子社的影响，汪道昆所结诗社成为后七子社最为重要的一个旁支在万历前期文坛掀起了又一次复古高潮。

在前后七子社倡导文学复古并响彻文坛之时，思想界却“潜伏”着一股反传统的“异端逆流”。以王畿、王艮、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倡“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思想，宣扬个体人性发展，反对朱子灭人欲学说，表现出对朱子正统天理学说的反叛。李贽(1527—1602)更把这种思想发展到极端。他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的“非圣”思想，批评虚伪的“假道学”，提倡“绝假纯真”的“童心”说，并以其行为的放浪形骸形成似儒非儒、亦儒亦禅的“狂禅派”。这种悖于传统儒家道德价值的“异端”思想反为百姓士子所接受，正如邹颍泉语录言：“李卓吾倡为异说，破除名行，楚人从者甚众，风习为之一变。刘元卿问于先生曰，‘何近日从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谁不欲为圣贤，顾无奈圣贤碍手耳。今渠渭酒色财气一切不碍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谁不从之。’”李贽把当时文人士子的精神世界由维护封建道统思想转变到追求外放自由、反对一切束缚、尊重自我个性思想上来，使这一代文人完全以一个“革新者”的姿态游戏于文学的历史舞台。同时，政治的腐朽也使他们以“怨者”的姿态表现无助与哀怨，及时行乐、嗜酒狂放的精神麻醉，以及参禅入佛的出世人生态度与价值理念主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社群在活动内容上就具有了多样性。以怡老为目的的诗社不再活跃文坛，代之而起的是具有狂浪色彩的豪饮“酒社”和避世色彩的宗教“禅社”。纯粹之诗社多立帜标新，宛然以一个“改革家”的姿态强调文学的独创精神，甚而把复古派诗社成员(如潘之恒)也拉入“革新派”社群中进行“思想改造”，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接纳一切可以接纳之成员，大有打破一切“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势，社中文人的雅集活动也多了几分及时行乐思想和“参禅拜佛”人生无常的感伤情调。

“公安三袁”受李贽思想影响最深。李贽“狂禅”作风与重情、求真、尚俗的文学思想在公安派诗社中表现最为明显。

万历二十年(1592)，“公安三袁”与龚大器、龚仲敏、龚仲庆等“南平六子”结南平诗社。南平诗社活动了两年时间，这两年正是公安三袁向李贽全面学习的时期。受李贽影响，南平诗社在文学创作上强调文学的独创色彩，初步表现出对复古模拟文风的不满，标志着以“三袁”为核心的“革新派”诗社开始登上文坛。万历二十五年(1597)公安派在京城结葡萄社，作为泰州学派直接承祧者的陶望龄在葡萄社中与公安三袁声气相求，友谊笃厚，对宣传公安派理论起到重要作用；而作为葡萄社重要成员的黄辉、雷思霈、江盈科、曾可前、梅蕃祚、丘坦、袁宗道、袁中道等人一起激荡推扬，在京城形成了一股文学革新思潮，公安派结社达到鼎盛，标志着七子社复古论调完全退出文坛，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就称，公安派一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

这一阶段公安派结社与后七子结社不同的是，后七子诗社主要以主张的相同接纳成员，并在社内讨论诗歌创作主张，具有强烈的门户意识，其结社目的也在形成复古派别，树立复古旗帜，结社性质绝无文人的诗酒放浪与狂颠浮华。公安派结社却意在对复古派诗社进行改造，吸收接纳复古社群新成员，其树帜标榜色彩较之后七子社少了，但受王学左派放任自适思想影响，社内文人的酒精麻醉狂态和谈禅论学的消极避世思想却多了。

举袁中道结社为例。万历二十一年(1593)袁中道在武昌与丘长孺、潘之恒等公安派人士结社，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中道云中结社，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中道数十人结酒社，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中道与潘之恒、陶望龄等东南名士十余人在潘之恒家歙县结社，等等。以上所举袁中道结社一个重要特点是：结社人物大多为公安派成员，他们在结诗社从事诗歌创作之时又饮酒度曲行乐，如袁宏道《袁宏道集》(卷十一)就记载袁中道等人在潘之恒家歙县结社雅集时“东西南北名士凑集者，不下十余人，朝夕命吴儿度曲佐酒”，具有浓厚的士子放浪行为。特别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袁”与龚大器、龚仲敏、龚仲庆、龚仲安、袁士瑜等人在二圣寺结社，他们在结诗社从事文学活动时又兼事禅理，袁宗道在《白苏斋类集》卷四《结社二圣寺》就称此社为“诗坛兼法社”，并盛赞“此会百年稀”。万历二十五年(1597)公安派在京城所结葡萄社更是典型的“诗社兼法社”，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十七《潘去华尚宝传》记之甚详：

追思伯修(袁宗道)居从官时，聚名士大夫，论学于崇国寺之葡桃林下，公(潘士藻)其一也。当入社日，轮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则聚谭，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

可见，公安派在京师结葡萄社既推广公安派“性灵说”理论，又与李贽、陶望龄等人以禅论学，从事佛理活动。有时公安派甚至直接结纯粹之法社，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袁”与僧寒灰、雪照、冷云等结香光社，同年袁宏道与僧寒灰、雪照、冷云结青莲社，万历三十九年(1611)袁中道在荆州当阳结堆蓝社，万历三十九年(1611)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中道等40人结华严会，万历四十一年(1613)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中道在沙市与僧雪照、达上等人结金栗社，等等，皆为此类性质的社群。

四　天启四年文坛诗社之衰与文社之兴

在公安派诸子广结诗社盛行文坛之时，文社却作为明万历间不受重视的另类社群悄然兴起，但与诗社相比，文社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所以说明万历间文社“不受重视”，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一)文社在数量上仍然不占优势。明初(洪武至景泰年间)文社甚少(几乎为零)，天顺至隆庆年间已有8家文社活跃文坛，结社人数也很可观，如弘治年间顾鼎臣、方奉常、魏恭简等人结邑社修文，入社人数达11人。弘治十八年(1505)，顾鼎臣、魏恭简成进士，邑社名气大增。其后，归有光于嘉靖年间结南北二社，“一时文学之士霞布云蒸”，文社得到进一步发展。此8家文社皆在南方吴地，对启、祯之际文社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江西豫章社就追随归有光南北二社，把唐宋古文作为本社文学宗旨。陆世仪因此称此三社为吴地社事兴盛之先。但此期文社在数量上未免少得有点可怜，未能在文坛形成一种风气，更不能与崇祯间复社那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社群联盟相比了。至万历间，文社突然增多，达到37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这个数字也足以说明文社作为万历间一股文坛“异端”大有蚕食诗社之意，我们对此不得不引起重视。虽然如此，此期文社与75家纯粹诗社相比，其数量还是少了些，再与启、祯之际103家文社相比，那就更显“渺小”了。可见，万历年间文社正在作为一种潜在力量奋力崛起。

(二)明代中后期公安派社群虽然已呈衰落之势，但仍然活跃文坛。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宗道去世，在此之后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也去世，公安派先后失去两位重要领袖。这对公安派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去世，到天启元年(1621)袁中道与吴极、申绍芳、姜季捷、魏浣初在南京最后结社的11年间，公安三袁中仅剩袁中道一人发展社局。而且，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6年中，袁中道所结堆蓝社、华严会、金粟社皆为宗教性社群。袁中道在社中研究佛理，试图摆脱屡试不第的苦闷彷徨与仕途艰难的悲观失望，社群文学色彩减少，公安派诗社呈现衰落之势。但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袁中道在46岁“高龄”时忽然高中进士，这不能不让这位屡困科场的公安派领袖“笑逐颜开”，其内心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在其高中进士的那一年，他又与竟陵派领袖钟惺，还有米万钟、龙襄、杨鹤、马之骐、马之骏、李增华、萧尔先、吴师每等人在北京结“海淀诗会”，分别在著名的海淀李戚畹园与米万钟勺园举行诗酒雅集，赏花看戏，京城名流多入其社。此次结社从其中第的三月至其离京的九月，之间经历了短短七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短，但却是袁中道中第后公安派结社的一次盛会。因此，此期公安派结社虽然走向衰落已成必然，但仍在文坛具有影响力，文社仍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万历四十六年(1618)袁中道又在休宁结松萝社与松萝社诸君子进行“大会”，但其社集活动主要为“观赏竞渡”，社群游艺娱乐色彩增强，与其在“海淀诗会”中与著名诗人钟惺、米万钟、龙君御等人唱和赋诗，从事文学活动远不能相比。至天启元年(1621)袁中道与吴极等人结社后，再未见袁中道有任何结社活动。可以说，天启元年(1621)，公安派诗社完全退出了文坛，此后文社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三)万历间士子会文结社，主要限于以家庭为核心的亲朋好友间，活动范围大多限于某一地域，文社之间还未走向联合。还以公安派结社为例。受科举制度影响，公安三袁也未能摆脱功名之途，结文社课文。万历八年(1580)，公安三袁结阳春社，该社是公安派所结最早的一个文社，《明史·袁宏道传》与《公安县志·袁宏道传》皆载社址在公安县城南，故阳春社又称城南社。此时，袁宗道21岁，袁宏道13岁，袁中道11岁。除袁宗道稍长外，袁宏道与袁中道皆在读书年龄。之前，公安三袁舅父龚仲敏与弟龚仲庆“少从方伯公宦四方，独取异书秘文以归，归偕驾部弟闭门读诵”，结果，龚仲庆中万历八年进士。龚仲庆的成功范例，促使其兄龚仲敏偕三袁结社城南(即阳春社)会文，以“异书密文”“点化镕铸”袁氏家族与龚氏家族成员。阳春社最初主要以“家庭”成员为核心，其后才有“一时后进入社讲业者如林”的繁盛局面。笔者根据何宗美对公安派结社的考证，把阳春社从万历八年(1580)社团成立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社团活动结束所入社团成员关系作一统计，这一特征就更为明显(见下表)：

公安派阳春社成员关系一览表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阳春社成员共18人，属于亲属关系的9人，师徒关系的2人，同乡6人，待考1人。阳春社成员组成主要以亲属为主，其次为同乡，科举活动范围还限于一地，未能有效地形成全国性的社团联盟。此后，袁中道于万历十七年(1589)与表兄王回结文社，万历二十年(1592)与其叔父结文社，万历二十五年(1597)结敦仁会修业，三社活动仍限公安一地，成员也以家族为主。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六两月，袁中道在京师与钱谦益、韩敬、李流芳等人结社会文，文社才显出走向全国，扩大影响之势。

(四)万历间文人士子结文社主要在于尊师取友，从事修业活动；虽然张居正执政党争已起，但文社还未曾参与政治活动，文坛影响力远不及诗社，诗社反而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党争。朝廷排斥公安派所结葡萄社就是一例“接近党争的案事”。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万历三十年(1602)，“公安三袁”与公安派代表成员潘士藻、刘日升、黄辉、陶望龄、顾天埈、李腾芳、董其昌、谢肇淛、丘垣、江盈科等人于京师城西崇国寺葡萄园结葡萄社，在诗酒唱和之余兼事“谈禅”活动，在京师掀起一股谈禅论学之风。禅学之风的实质是以禅释儒的非圣思想，在世界观上主要引导市民阶层追求“私”欲，方法论上主要为禅宗的“悟”“顿悟”“渐悟”等修行过程。因而，京师的这种禅学之风与传统朱子“灭人欲”的天理观和“格物致知”的方法论相抵牾，被统治阶级视为祸乱民心的“异端思想”和“伪学”；另外，葡萄社在结社论学之余也如东林社一样“清议”政治，引起朝内当政者的不满。万历三十年(1602)，张问达就上疏参劾京师“异端”之学的危害，表达他深深的忧虑之情：“迩来绪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戒律，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结果，朝廷以逮捕参与葡萄社的李贽为开端，在京城掀起驱逐僧侣的“攻禅事件”，结果是，李贽自刎而死，公安派成员陆续退出京城。这次专门针对“葡萄社”的攻禅事件“从排挤‘异学’的学术争端，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其激烈程度几与党争同。

(五)万历前，以及万历间，文社无大规模的社集活动，诗社反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规模较大的社集活动，在文坛显得轰轰烈烈。南京为历代“帝王建都之地”，清代余怀在其笔记《板桥杂记》中称之为“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文人士子多在此结社聚会，举办社集，赋诗唱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就言明代金陵社集凡三盛：

海宇承平，陪都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谭者指为乐土。弘正之间，顾华玉、王钦佩以文章立坫，陈大声、徐子仁，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翕集，风流弘长。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万历初年，陈宁乡芹，解组石城，卜居笛步，置驿邀宾，复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交，以旧老而莅盟；幼于、白谷，以胜流而至止。厥后轩车纷沓，唱和频烦。虽词章未娴大雅，而盘游无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后二十余年，闽人曹学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臧晋叔、陈德远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熊、吴允兆、柳陈父、盛太古为领袖。台城怀古，爰为凭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伤离之作。笔墨横飞，篇帙腾涌：此金陵之极盛也。

从钱氏所言可知，自明弘、正之际，至明万历中叶，金陵社集凡三盛：弘正初盛期顾华玉、王钦佩所结社群，嘉靖再盛期朱子价、何元朗所结社群，万历中叶曹学佺、臧懋循极盛期所结社群。此三期文学社群皆为诗社，社集规模也颇为宏大。

至万历中后期，很多诗社为科举目的开始向文社转变，并且举办大规模的社集活动，在扩大诗社文坛影响力之余，达到扩大社内科考士子的影响力。比较有代表性的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在南京所结冶城大社。

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翁承媺文序》，钟惺《隐秀轩集》卷十九《赠唐宜之署颍上县事序》皆对此社有所记载。但关于此社性质，目前学界实有分歧。郭绍虞在《明代的文人集团》中未见收入此社，李圣华认为该社为纯粹之诗社，何宗美则把冶城大社看作“与科举有密切关系”的“较正式的诗会”。笔者以为，冶城大社其实是一个以诗社为主，兼有文社活动的社群组织。之所以说冶城大社以诗社为主，主要在于，该社以诗歌创作活动为主要文学活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从组织者而言，冶城大社组织者主要为公安诗派领袖袁中道和竟陵诗派领袖钟惺，社内多为与二人唱和的“名士”；从活动方式而言，冶城大社主要以诗歌创作为主，如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三言，“(冶城大社)大会文士三十人于秦淮水阁，各分题怀去”，“词客三十余人，大会于秦淮水阁”，“予诗于座上成之”，而且有两位女诗人朱无瑕、傅灵修作为记录人。又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香奁下·朱无瑕》称：“无瑕，字泰玉，桃叶渡边女子。幼学歌舞，举止谈笑，风流蕴藉。长而淹通文史，工诗善画。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泰玉诗出，人皆自废。有《绣佛斋集》，时人以方马湘兰云。”冶城大社“会集天下名士”进行诗歌创作，朱无瑕的诗歌最为优秀，不仅“泰玉诗出，人皆自废”，而且有诗集《绣佛斋集》。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一《东游日记》也明确记载了冶城大社诗歌创作具体活动：“先是，与二三老词人同议诗题，以时值月满，又在秦淮，故命此题为赋。分题后，复约日。是会也，共探骊珠，期于见宝。”由此看来，冶城大社主要还是以诗歌创作与讨论为主要文学活动。

冶城大社是否有文社性质，回答是肯定的。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道与钟惺皆未中进士，当年正好为乡试年，次年为会试年，袁、钟二人于此时结社自然有备科举之意。我们从钟惺《隐秀轩集》卷十九《赠唐宜之署颍上县事序》所言“社中先后成进士，举于乡者强半”即可看出；另据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翁承媺文序》所言，“予己酉游秣陵，结冶城大社，皆海内名士，……是时予气尚锐，笔尚铦，视一第直唾取耳”，冶城大社也有文社科举活动，但袁氏话语中似乎未把科举活动作为重要事情来对待。

另外，冶城大社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社群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社集活动。第一次社集时间是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乙未日，地点在秦淮水阁，参加人数有30人；第四天，在同一地点，相同的人物举行了第二次社集活动，第三次社集时间是在六月初一，地点在心学家罗汝芳祠中，人数扩大至40人。三次社集活动是公安诗派后期的三次盛会，对促进公安派在江南地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冶城大社社集时间发生在即将进行乡试、会试期间，且袁中道与钟惺皆未中进士，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社集活动，也就具有了扩大社群影响，引起朝廷关注，达到社群成员中第之目的。第二年，钟惺果然中了进士，袁中道却落第，袁宏道也于是年去世，这些事件颇富戏剧性的说明公安派的文坛霸主地位“无条件”地让给对公安派理论进行修正的竟陵诗派。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冶城大社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活动，以巩固公安派在文坛的领袖地位，研讨八股文还不是主要文学活动。冶城大社的出现显示出晚明文坛由诗社向文社不可逆转的转变趋势。

天启四年(1624)，文坛发生巨大变化，先是竟陵派领袖钟惺被劾归乡，其次是应社成立并崛起文坛，这两件事标志着文坛诗社的衰落和文社的兴起。

万历三十八年(1610)钟惺中进士后，竟陵诗派在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万历四十二、四十三年间(1605—1606)，钟惺与同里谭元春合作评选唐人诗歌为《唐诗归》(三十六卷)，隋以前诗为《古诗归》(十五卷)。几年之内，《诗归》盛行于世，不仅“纸贵一时”，而且“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后，钟惺又与李维桢、邹光迪、陈继儒等人于万历四十五年(1608)在南京俞园结诗社唱和，引领文坛潮流，竟陵诗派风骚一时，钟、谭之名响誉天下。天启二年(1622)，钟惺到福建任提学佥事，此后，“为官至劳至俗”，诗歌创作“一字不敢提起”，几置身于文坛之外。天启四年(1624)二月，钟惺遭福建巡抚南居益疏劾，这使他看透宦海沉浮，日益消沉于佛学而不事文事。就在该年，竟陵派的另一领袖，比钟惺小十二岁却成为其文学知己的谭元春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到京城应恩贡京兆试，竟陵派进入以谭元春为中心的发展后期。这是否就意味着明末文坛以谭元春为领袖，以竟陵派为文坛盟主呢？

事实并非如此，文学的发展总是具有多样性，其发展方向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竟陵派为代表的诗社并没有成为明末文坛盟主，而是以应社、复社为代表的文社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原因在于：

(一)万历年间各地文社虽起，但大多集中在某一地域，彼此间还未走向联合；至天启年间，应社在联络各地文社基础上成立，文坛名声大振。陆世仪《复社纪略》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先是贵池吴次尾应箕与吴门徐君和鸣时，合七郡十三子之文为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即周钟，字介生)主盟，介生乃益扩而广之：上江之徽、宁、池、太及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致焉。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

其实在应社成立之前，以艾南英、章世纯、陈际泰、罗万藻为领袖的江西豫章社制艺之文甲天下；但自金沙周钟选文后，原来推崇豫章社的士子转而推崇周钟，原先成立于上江贵池的匡社仰慕周钟之名而推举他为主盟，并把匡社一并归入周钟所结应社中来，选文范围除了南直隶，还扩大至山东、浙江、湖广、上江等地，所选文章作者皆为“名士”，应社因此名扬天下。

至于应社成立的时间和经过，陆世仪未曾明言，据朱彝尊载，应社成立正好是在钟惺被劾，谭元春应恩贡京兆试的天启四年(1624)，其《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对此记载甚详：

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至于文社，始天启甲子。合吴郡金沙槜李仅十有一人，张溥天如、张采来章、杨廷枢维斗、杨彝子常、顾梦麟麟士、朱隗云子、王启荣惠常、周铨简臣，周钟介生、吴昌时来之、钱栴彦林，分主五经文字之选，而效奔走以襄厥其事者，嘉兴府学生孙淳孟朴也。是曰“应社”。当其始取友尚隘，而来之、彦林谋推大之，讫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贵池刘城伯宗、吴应箕次尾，泾县万应隆道吉、芜湖沈士柱昆铜、宣城沈寿民眉生，咸来会，声气之孚，先自“应社”始也。

也正是在这一年，太仓张溥、张采到常熟拜访杨彝与顾梦麟，定应社之约，并且联合吴地之杨维斗、朱隗、王启荣、吴昌时，金沙周铨、周钟及浙江嘉善之钱彦林向全国征选五经之文。后在吴昌时、钱彦林的倡导下扩大应社规模，才有上江之匡社并入“广应社”。后来之复社正是在应社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社群联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

崇祯之初，嘉鱼熊开元(即熊鱼山)宰吴江，进诸生而讲艺，于时孟朴里居，结吴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于时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复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

最初复社并非张溥所立。复社之立与孙淳有关。孙淳本为应社成员，后在家“里居”，在吴江知县熊鱼山的倡导下，孙淳与吴扶九、吴允夏、沈应瑞在吴江成立复社。其后，熊鱼山仰慕张溥之名而请他到吴江讲学，在张溥的带领下，包括应社在内的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吴门羽朋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松江几社，以及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等文社统合于复社，并参加了崇祯二年(1629)张溥主持的复社尹山大会。崇祯二年(1629)，以太仓张溥为领袖的复社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性社群联盟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以复社为代表的文社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朱彝尊就说：“崇祯间，文社四起，执牛耳者，娄江张吉士溥也。”天启四年，正在文社走向联合之际，钟惺却退出文坛，谭元春也正奔波于科举考试中，文社日炽而诗社愈衰。

(二)明代以科举取士，科举功名往往决定了一个文人的文坛地位。谭元春一生久困诸生，屡试不第，科举仕途极为不顺，一直到天启七年(1627)41岁时才被主司李明睿拔置楚闱第一。崇祯十年(1637)，谭元春已经51岁了，“颠毛荡然，车牙豁去”，还要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结果病死旅店。如此一位优秀诗人却成为科举考试的牺牲品。而当时著名的复社领袖张溥、张采等文坛新锐却在科举仕途上一帆风顺。张采于崇祯元年(1628)早登进士，张溥也于崇祯四年(1631)选为庶吉士，复社其他成员杨廷枢、吴梅村、陈子龙、吴昌时等人也在崇祯三年(1630)的应天府乡试中同时中举，在次年的会试中，夏曰瑚、杨以任、马世奇、管正传、周之夔、刘士斗也进士及第，复社由此名声大振。特别是张溥的得意门生吴梅村在科考中连连告捷，成为会试第一名，殿试榜眼，张溥也因此声名大振，科考士子纷纷要求加入复社。谭元春也正是在其屡试不第的情况下才加入复社，并且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四个弟弟，还有朋友孟诞先、周伯孔、谭素臣、万茂先、刘士云等众多名士也同时加入复社。竟陵派终为复社所“吞噬”，其文坛领袖地位也因此而让给了复社。

(三)崇祯六年(1633)，复社骨干徐汧、张溥、杨维斗、钱吉士、顾麟士、杨子常、周勒卣、张采、周钟、钱彦林、朱子若等人评品张泽新刻《谭友夏合集》，俨然把谭元春作为复社“好兄弟”而大力鼓吹。我们知道，竟陵派是在公安末流日渐陷入“浅俗不学”弊端背景下，提出从古人中求性灵，以此来救公安“浅俗不学”之弊，如钟惺与谭元春选古人之诗为《诗归》，其目的也正如钟惺所言：“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可见，复社之所以推崇谭元春，是因为竟陵派与复社在“复古”思想上的一致性。但是，复社评品谭元春诗文，除了推崇之意外，恐怕还有修正竟陵诗派“末世之音”目的。晚明以后，朝内党争炽热，政府机构的腐朽，统治的黑暗，以及国运的岌岌可危，使得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不得不由放纵自恣的外放心态向内敛务实的作风回归，并开始反思王学末流在意识形态上对文人士大夫的消极影响，在文学领域也开始批评公安派对儒家温柔敦厚诗旨的背离。特别是对竟陵派，钱谦益批评最为激烈，他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即开始对钟惺有所不满，但还未公开批评；但自钟惺去世后，钱谦益于崇祯四年(1631)作诗《戏题徐元叹所藏钟伯敬茶讯诗卷》，开始公开批评竟陵派，甚而称竟陵派“幽深孤峭”诗风为“末世之音”，“吴中少俊多訾謷钟、谭”；陈子龙则直斥竟陵派“浅陋靡薄，当淫于衰乱矣”。因而，在复社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前后七子“雅正”诗风和儒家“厚人伦”诗教背景下，复社诸子评品谭元春诗文，亦有引导竟陵诗派转向复社所倡“雅正”诗风中来，试图把竟陵派合流到复社“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大潮流中。

可见，明代末年以复社为代表的文社成为文坛主潮，至于明末文社具有哪些特点，文社的组织活动，以及文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都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这也是本文下一步重点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