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学社群组织与宗旨的双重性
文学社群作为一种实体组织,具有特殊性。社群文人尊师取友,在学习科举八股文之时兼习诗文创作,提出“宗经复古”文学思想,因而,社群首先是一个文学组织,具有文学性;同时,明末文社主要由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组成,虽然明初朱元璋规定生员不得干政,但是,明代末年政府腐朽,对阉党的斗争异常激烈,文社生员参与其中,提出“致君泽民”政治改良口号,文学社群也因此具有了政治性。本章以复社、几社为例,在具体梳理文社成立的过程中,结合明末特殊的社会背景,来具体阐释文社组织与宗旨具有怎样的特性,以及这些特性的生成过程。
一 社群组织的双重性
(一)文学性
文学社群组织首先是一个文学性团体,文学活动是社群最主要的组织活动,文学性是文学社群得以成立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
1.北宋王安石以经义取士奠定了文学社群组织的文学性基础。
我们知道,明末兴起的文学社群其实是伴随科举制度的发展自发兴起的以研讨八股文为主要活动的群体组织。以八股取士是明清两代的科举政策,宋元时期主要以经义文取士,这是否意味着宋元时期就没有科举文社呢?事实并非如此。
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是其“熙宁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改革把隋唐以诗赋取士变为以经义取士,在取士思想上由重科考士子的文学能力转变为重圣人经典的理解能力和对儒家思想的实际应用能力,彻底改变了唐代明经科重记诵轻义理的科举弊端。这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不啻为一次惊人之举,具有划时代意义。王安石这次科举改革把文人士子的读书重点放在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上,取士标准在于科举士子经义文创作水平的高低,即经义文内容上要正确阐述经学义理,形式上要有文采。宋元著名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就说:“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因而,科举士子要想科举及第,除了勤治经学,还要重视经义文的文学色彩,在文学形式上如何更好地表达圣人经典。
可见,北宋以经义文取士已经奠定了文社组织的文学性基础,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以研讨经义文为主要活动的社群组织,其中“文社”一词即在宋代出现,南宋朱熹的学生陈文蔚在其诗《贺赵及卿黄定甫主宾联名登第》中云:“新添九桂丛芳茂,旁发一枝花更荣。文社只今传盛事,宦途从此展修程。”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文社对科考士子步入仕途的重要作用。南宋陈著(字子微,鄞县人,南宋宝祐四年进士)所著《本堂集》中也有一篇专门记载宋代文社“桂峰课会”号召文人士子致力科举的檄文:
窃以功名分内事,敢辞桑砚之磨;富贵学中来,当效祖鞭之着。镃基有素,机会又新。欲谐携手之欢,须断同心之利,身惭丁白,何时膺三接之荣;指数槐黄,此去仅一岁之隔,正宜勉力,莫待临期。况丽则之技术难穷,而妆点之功夫无尽。谁可人自为师,家自为学?要在得则相善,失则相规。俾尽所民,各言尔志。白雪阳春,人皆得句;高山流水,行遇知音,毋独擅其已能,冀相忘于下问,其来渐矣,声名盛同里之扬;以数考之,事业应吾侪之奋。自今以始,愿缔其盟。
我们不看檄文之意,但从文社名称“桂峰课会”即可得知科考士子希望通过“课会”折桂登第的美好愿望。这篇檄文完全是在号召广大科举士子缔盟结社,勤奋读书,相互切磋,不能各自为师,自我封闭。
宋元时期,此类文社组织在科举活动方式上也显得丰富多样,如温州的江南书社“于其徒相厉以学,责难劝义,定为期会,程序稽考,有稍惰游有罚”,定期开展经义文测试;还有的文社组织定期将举子的模拟试卷送至京城请考官批改,如严州淳安县的一家课社“每月用盝子发试卷到京,委官考校”;甚至有些士子采用分工治经的方式,如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起居舍人章良能言:“近岁有司专尚《春秋》……《春秋》虽有三传,士子临时结社,相与分记,况其巨题绝少,易于牢笼。”由上所举之例我们可以看出,宋代不仅出现了科考士子读书治经的文社,而且文社士子特别注重科举经义文技巧的探讨。
到元代末年还出现了文社的选文活动,事见杨维桢《聚桂文会序》:
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吴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寿诸梓而传于世也。予与豫章李君一初实主评裁,而葛君藏之,鲍君仲孚,又相讨议于其后。故登诸选列者,物论公之,士誉荣之。
这次文会显然是文社精心组织的一次模拟考试,李维桢担任了这次“科考”评裁者,从500人中选出30名优秀者作为社内士子学习对象。
当然,宋元时期科举考试虽重文采,但录取士子时仍然侧重考查他们对经书的阐释与理解,对经义文结构形式的要求远不如八股文那样严格。因而,宋元时期士子结社会文,主要还是侧重于对经书义理的学习;虽然大规模的选文活动还不多见,但却奠定了文社的文学性基础,成为明代文社从事文学活动的滥觞。
2.明代继承宋元经义文取士政策,开始以八股文取士,文社最初成立就是为科举文人尊师取友,共同研讨八股文章提供方便,从而进一步奠定了文社组织的文学本性。
万历中叶以后,八股文日益成为一种可供揣摩的程序,科举士子只读八股文章,学会八股文技法即可中第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众多科举士子往往在一起互相学习探讨八股文法,文社最初成立大多由此而起。吴梅村《复社纪事》所记复社之立即为研讨科举制艺:
自制举艺之法行,其撰著之富,单行可传,无如临川陈大士际泰。大士与其友罗文止万藻、章大力世纯、艾千子南英,实共为此学。三子者仅举于乡,大士久困诸生,末遇也。金沙周介生钟始以制艺甲乙天下,其推重者曰临川,曰莱阳,宋九青玫父子兄弟治一家言,于临川不及也,然最以科第显。盖介生为此说踰年,而吾师张天如先生讳溥。从娄东往,复社之举自此始。
由上所记可知,在张溥组织复社之前的万历后期,江西豫章社艾南英、陈际泰、章世淳、罗万藻与山东莱阳宋九青已经开始探讨“制举艺之法”,并有名文坛,而后金沙周钟制艺最为人称道,成为启祯之际文坛公认的制艺大家。张溥在科举不第的情况下,专程拜访周钟,学习制举之艺,并与其组建应社,评选八股文章编为《表经》(亦称《国表》),张溥由此名声大起。后在吴江知县熊鱼山的倡导和孙淳来往联系下,各地名士皆以文让张溥评选,复社借此联合了其他各地文社组成一个全国性社群联盟,吴梅村《复社纪事》言:
先生(张溥)归,尽发箧中书,视其传写之踳驳,笺解之纰缪,点定而钩贯之,于制举艺别芟订以行世,颜曰表经,曰国表,昭本志也。楚熊鱼山先生开元用能治剧,换知吴江县事,以文章饰吏治,知人下士,喜从先生游。吴江大姓吴氏沈氏洁馆舍,庇饮食于其郊,以待四方之造请者;推先生高第弟子吕石香云孚为都讲。石香好作古文奇字,浙东西多闻其声,而湖州有孙孟朴淳锐身为往来绍介,于是臭味翕集,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秦晋闽广多有以其文邮致者。先生丹铅上下,人人各尽其意,高誉隆洽,沾丐远近矣。
可见,复社成立源于政府的八股取士,文社为科举士子研讨八股时文提供了平台,选文成为文社的主要文学活动。几社杜麟征之子杜登春就指出其父辈经营社事在于“立文章之帜,建声教之坛”,“或课材艺于一堂,或征诗文于千里”,陆世仪也说,“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皆形象地说明了文社组织的文学特性。
3.明末文社组成成员主要为科举文人,他们在课时文之余兼习诗文,开展各种文学活动,由此形成文社组织的文学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文社士子各有师承,对古文辞具有极大的创作热情。如崇祯七年(1634),几社文人陈子龙、夏允彝、宋征璧等人科举未第,心中不免沮丧。回到家乡后,他们对科举考试不断反思,逐渐认识到八股文章与古文辞创作在技法上的相通之处,开始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古文辞创作中来。陈乃乾、陈洙所编《徐闇公先生年谱》就载:“是年(指崇祯七年),卧子、彝仲、尚木诸人下第归,专事古文词。”为了能有效地掌握古文辞法,他们便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出一名代表担任老师,如“几社诸子,各分师承,邵梅芳、张处中、王胜时、徐桓鉴诸人受业卧子,唐冶父、章宗季、淡公叙则皆奉闇公为师”,师承关系使得文社士子从事文学活动具有了组织性,社内有组织的讨论更能激发科举士子创作的热情。
(2)以诗歌创作与文学编选为中心举办社集文学活动。文社举办社集自然为研讨科举八股文章,但他们在课文之余兼课诗歌,互相交流诗歌创作心得,讨论诗歌创作技法,作完诗歌后让社内同人评阅,不妥之处让其修改,或者让人代为修改。复社文人冒襄在《题水绘庵学诗诸子诗小序》中就记载了他在社集中的一次文学创作活动:“每社集,或限韵,或分韵,张子诗将成,余心先喜,间有不当,余意命之改,或代为之改。”文社还组织“文会”从事古文编选活动,如几社“文会各自为伍,(陈子龙)就先生(徐孚远)月旦读书南园”。据《陈子龙年谱》记载,崇祯十一年(1638),陈子龙就在南园与宋征璧、徐孚远编选《皇明经世文编》,倡导文章经世之学。诗文创作与编选古文成为文社主要的文学活动。
(3)树立文学理论宗旨。如复社以“宗经复古、务为有用”为宗旨,几社以后七子为师法对象,侧重秦汉之文,豫章社师法唐宋,以欧、曾为师,等等。自复社成为社群联盟,复社分社基本以“兴复古学”为旨,如几社文人周立勋言:“诗者,性情之作,而有学问之事焉。”认为诗歌必须有“学问”,所谓“学问”即复社所倡导的经史之学。几社陈子龙创作诗歌“尤极于古”,周立勋言:“(陈子龙为诗)纵横浩达,于学无所不窥;雄深凄惋,干预风化,尤极于古。”“卧子(陈子龙)脱弃凡近,放浪纵恣于文翰之间,无不以奇古取称。及为诗歌,本诸性情,该以学问,其言无不似古人,而又无古人得似之。”此期文社士子大多自觉从“古学”中汲取创作灵感与技法,在具体的古学内容上张溥与陈子龙各有师法,如张溥“为文初似孙樵、樊宗师,中返于醇,仿韩欧大家,既融洽经史,遂出西汉,诗率笔题咏,皆三唐风格”,陈子龙“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五“陈子龙传”),为文“颇尚玮丽横决”。
(4)以强烈的门户意识参与文坛论争。文社树文学旗帜后,往往参与到激烈的文学论争中来,如复社、几社与豫章社在师古对象上的论争,河南雪苑社与竟陵诗派在文学风格上的论争,等等。文社之间的论争异常激烈,甚至拳脚相殴。以雪苑社与竟陵诗派论争为例。侯方域《书彭西园集后》言:“彭西园,名尧谕,余乡人之前辈,工为诗者也,少多读书,有气调,尝游京师,遇竟陵钟惺与谭不合,奋拳殴之,当是峕惺方倡异说,蛊惑天下,见者莫不拱揖下拜,西园独勇于拥卫风雅。”彭西园,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载,河南鹿邑人,官通判,崇祯末,颇擅诗名。竟陵诗派为纠正公安俚俗、肤浅之病,主张从古人中求性灵,即古人之“幽情单绪”,语言显得诘屈晦涩,刻意求奇求新。此本为诗之一格,本无好坏对错之分。但是侯方域为世家公子,其父侯恂做过户部尚书,祖父与父辈皆为东林社人,因此论文讲究气节,认为明末世风日坏在于钟谭之诗,主张返回诗之风雅(即学习韩愈与欧阳修,以唐宋八大家为返雅之途径)以正文风。因此,他在《书彭西园集后》一文中称赞彭西园有“气调”,对其殴打钟、谭二人给予支持,批评竟陵诗派为“异说”,“蛊惑天下”。安徽桐城泽社(后并入复社)文人周岐亦以本社之文学思想与竟陵诗派展开论争,他在给同社方以智《流寓草》所写的序言中说:“吾党论诗,于五言古则取其纯,七言古取其劲,五七言律暨绝句取其音,协夫审音律,辨雅俗,核词气,诗之正也。抑伤于有才无识之士,久为公安竟陵所□(原字模糊不清),故示之规,则无使风雅大意沦胥以亡。”序中“吾党”一词,表现出周岐思想中强烈的党社门户意识,以此在文学思想上与竟陵诗派严格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