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

　　在当前世界人口与中国人口剧烈变迁的背景之下，本书讨论了诸多中国人口问题。内容涉及中国人口转变之特征、人口老龄化与倒金字塔型社会、人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恶化、民族人口与民族关系、文明兴衰与人口、全球化与中国人口以及人口政策演变与人口发展战略。面对中国当前复杂、多维的人口问题。作者明确地主张，解决中国诸多人口问题，应当“数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结构统一”。本书前言前言：世界人口与中国人口正处在剧烈的数量与结构的变迁之中，诚如日本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所言，1950～2050年这一百年为“人口世纪”，是人类人口史上人口变迁的分水岭。前50年，世界人口经历了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后50年，世界人口将经历人类人口史上最为迅速的老龄化。人口变迁这一百年打破了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人口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相对“平静”的神话。如果说，前50年由于世界人口数量规模迅速膨胀而吸引世人的目光，如“人口爆炸”，那么后50年则将会由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如“银发浪潮”。作为世界人口一部分的中国人口也是如此，而且显示出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由于人口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人口变量的剧烈变动必然引起一系列相关的人口问题，这正是我们持续关注当代中国人口问题的背景。中国人口转变（Demographictransition）和人口变迁（Demographicchange）与世界人口有相似之处，但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更多的不同之处。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的“滞后”与“压缩”特征为中国人口转变所特有。正是这种滞后与压缩的人口学后果相互重叠，带来了转型期中国复杂的人口形势和局面。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多种人口问题并存而复杂。目前，与人口数量相关的人口问题：人口数量增长控制、劳动力人口就业、人口规模与资源短缺（耕地、水等）、人口压力与环境破坏等；与人口结构相关的人口问题：急剧的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如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后劲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出生性别比偏高以及婚姻市场挤压、家庭结构单一化以及独生子女教育等；与人口素质相关的人口问题：出生缺陷与生殖健康、逆淘汰与健康低素质、人力资本投入等。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上述诸多人口问题重叠的复杂性，所以，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也大相径庭。人口学界至今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之道还纷争不断，如关于“后人口转变”的争论、关于“人口数量与结构”的争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争论。本书的内容涉及到了上述人口问题及争论的多个方面，力求从不同侧面反映转型期的中国人口问题。面对着当前中国复杂的、并存的、多维的人口问题，我们该如何从人口政策（狭义）上思考和应对？该如何确立我国长远的人口发展战略？我们首先须将中国人口变迁和人口问题置于世界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思考，实际上，全球化为中国人口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生存空间，一个更大的施展竞争力的舞台。在确立中国人口百年战略时，应当从遵循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变动规律出发，从追求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协调关系出发，从追求人口发展既为手段又为目的的统一性出发。据此，本书对当前只偏重于解决人口数量问题的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反思，并明确主张，解决中国诸多人口问题，应当“数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结构统一”。宏观的、长远的人口发展战略表现在具体的人口生育政策上就是，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二孩生育政策可以从不同的人口维度解决多重的人口问题。“二孩”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还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前瞻性地避免或延缓过快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更有利于社会倾其全力提高人口素质、投入国民教育，有利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二孩政策与我们当前所提倡的统筹观、协调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观是相符的、一致的，是人口生育政策上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还需说明的是，笔者所持有的观点虽然前后是一贯的，但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和对人口问题认识的加深，不少论述也有所变化，这应该是学术开放和学术发展的必然反映。笔者过去支持“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孩政策，现在更倾向于简单的没有附加条件的“二孩”政策。之所以有这些微小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第一，中国的人口形势与20年前相比大不相同，人们的婚育观婚育行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均初婚年龄不断上升，没有必要再去人为的提倡甚至人为的制约。第二，这样没有附加条件的政策变化方向更符合我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因为发展同样意味着我们人类自身拥有更多的基本选择权利。第三，简化政策更利于实际贯彻和操作，从而降低计划生育的管理成本。在“也论中国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一文中，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十分成熟。在后来我阅读了哈佛大学两位教授DavidE.Bloom和JeffreyG.Williamson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以东亚为例论述的人口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文之后，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更完整的论证。还是在我这一篇文章中，曾出现过“未来人口数量目标可持续不减”这样不严谨的表达，事实上，由于我们所主张的“二孩”政策其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所以，未来中国人口数量不可能持续不减，最终都会是负增长。上述不足在我后来的论文中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弥补。最后，真诚地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恕我不在此一一列举一长串的姓名。

　　李建新，出生于新疆伊宁。人口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曾先后在新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院、北京大学学习。1995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毕业后留校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人口政策、人口社会学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