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活力》是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教授的演讲集。魏杰教授在资本市场、国企改革、企业发展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多年来他的“教学及研究一直围绕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展开，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有所进步。”该书所论，确系改革开放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读来很有启发。本书前言我最早接触经济学，是在1972年。不过，那个时候所接触的经济学，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当时我在西安师范政教科上学，政教科主要开设了两门课程：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开始我很喜欢哲学，但后来又非常喜欢政治经济学。当然，那个时候还处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政治经济学也带有“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充分体现了极“左”的内容，例如包含了大量的消灭市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内容。“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极“左”思潮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中。我记得当时能看到的有关政治经济的书籍，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几乎没有别的书籍。直到1973年，我才在书店里看到了于光远老先生主编的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常识，例如有商品、货币等内容。到了1974年，我在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徐禾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论》一、二、三卷的内容做了框架性的介绍，可以说，这本书是我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入门向导。由上述可以看出，从1972～1974年在西安师范政教科的学习中，我只是学了一些不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且还具有僵化和教条的特征，是具有极“左”性质的政治经济学。1974年西安师范政教科毕业后，在工作中我仍然迷恋经济学，而且因为工作上的方便，可以在图书馆中找到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翻译过来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封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名著，例如凯恩斯、熊彼特的一些著作，因而，我在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看这些书。但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例如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上“梁效”的声音是主流，我这样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那有什么判断力，因而我对这些书中的思想往往不知所措，我记得当时我的脑子里几乎是有关经济学的一锅浆糊，好像是各种学说的半生不熟的大杂烩。我真正学习经济学，是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之后。当然，因为各种原因，我的本科学习并未完成，1979年就考取了西北大学经济学的研究生，到1982年研究生毕生。对于我未读完本科就考取研究生，当时看来似乎是件好事，但实际上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因为这并不利于为日后的研究打好学术基础，有些事情是不宜提倡走捷径的。但总的来说，我在西北大学的几年学习中，还是较为扎实地学习了经济学。当然，那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经济学教学的内容并未完全改革开放，因而骨干课程仍然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主，只是批判性地介绍一些西方经济学，所以我所系统学习的，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仅仅是以《资本论》为框架的政治经济学。这当然无法满足我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因而研究生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又只好再度求学，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生。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博士生，使我从西部的偏远省城，进入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使我的学习及视野，有了转折性的改变，因而应该说，我真正地进入经济学界，是来北京上博士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中，我先是系统研读了东欧国家一些经济学家的名著，后来又系统地研读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及微观经济学。并且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不断学习中，总算形成了自我判断问题的能力，并且有了一些分析和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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