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先生从上海寄来他的新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书稿，索我为之作序，但作序谈何容易，我还是先睹为快吧。结果只看了一小部分，便觉得惊心动魄。原来我们早已十分熟悉的一些“历史”，都是不确的，有些是假的，又有些真实的历史还不为人所知。还有很多人谈起自己或他人和徐悲鸿先生的关系，有的出于恶意攻击，有的炫耀自己和名人的友好，原来也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以编造的谎言去伤害他人，就十分恶劣了。王震先生称为“ 恶意攻击”，“凭空捏造”，“新捏造”，“老捏造”（“老捏造”指数十年前或半世纪前的捏造，“新捏造”指近几十年内的捏造），“谎言”，“ 欺骗读者”等，虽然用词有些刺激，但却是事实。有位作家说：三十年代， ×××信如何如何说的。王震先生只一句话：“请公布手迹？”或公布此信发表在何处？结果对方无言可对，原来根本没有此信。这位作家又说：“曾今可在《新时代》上发表了篇短文《刘海粟先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文中有一段文字说：‘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都因在走向艺术道路的初期，遇上了蔡元培这样爱才惜才的师长，他们的艺术道路才会如此辉煌，反之，会是另一个样子。’”作家又说：“也由之引发了中国画坛影响半个世纪的一场论战。”因王震先生手中早有该序的复印件，序中并没有某作家所说的那段话。徐刘论战，也不是因为某作家所说的那段话。所以王震在该谱中说某作家只不过是利用捏造的“谎言来美化刘某和欺骗读者”。还有位“大师” 1988年对台湾画家江明贤说，1932年11月“康有为等都劝我不要和徐悲鸿辩 ”。并被刊在台北《雄狮美术》杂志上。王震先生看到后不禁哑然失笑。谱中并说：“这真是活见鬼！康有为早在1927年3月病逝于青岛，怎么五年以后又会跳出来劝他不要和徐悲鸿辩呢？”的确如此，以现代科学的水平，似乎还不能把死去六年的人请出来讲话，但在一些“大权威”的口中居然可以，你说这不惊心动魄吗？以上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学术上的问题也很严重。 无据立论，空言翻案，乃是做学问的大忌，但这类事，我们都屡见不鲜。现在人太忙，没有时间去细心研究，也没有时间去查阅资料，但又要发议论，写文章，于是便道听途说或随便讲讲，但听者信以为真，愈传愈真，有时便变为“历史”。还有一种是捕风捉影，乃至吠影吠声，但也形成声势，真实却被掩盖。我们读到正式出版的“历史”，往往都被欺骗了。在中国，当权威人物或大人物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你敢于欺骗，敢吹，牛皮吹得越大，名声也就越高。“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严复语），“官诈而民愚 ”（陈寅恪语），欺骗是很容易的。鲁迅一面感叹“愚弱的国民”，一面又说 “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鲁迅全集》册7《通讯》），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有人撒谎、造谣，有人吹牛、欺骗，又有人相信，而且愈演愈烈，所以，在中国真实的东西愈来愈少，充塞天地者皆假和伪。社会风气也就越来越差。但中国又曾经是一个具有讲究“实事求是”传统的国家，要净化社会空气，“再使风俗淳”，就要表彰忠义和正直，揭露鞭挞奸邪丑恶，树立是非曲直的标准，这任务就落到真正的学者身上。 艺术立基于美，宗教立基于善，学术立基于真。真正的学者求真求实，这和一般的“学者”不同。一般的学者对“真”和“实”没有“求”的自觉，往往轻信他人，不加研究地利用现成的“资料”，有时以假的、错误的资料为基础再去研究，结论没有不错的。因而，真正的学者必备两大素质，其一是“怀疑”；其二是“落实”（查证）。“怀疑”，即是对任何结论都要重加审视，看看有无根据，根据又可靠不可靠。“落实”就是要一一去查证，务必弄个“水落石出”，必落到实处真处而后止，因而必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当然这是很费力气的，而且也必须有一定的功力。不比胡乱一讲那样容易，也不像道听途说那样简单。 读了王震先生的《徐悲鸿年谱长编》后，深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绝不人云亦云，更不轻信无据之论。对于自我吹嘘及凭空捏造的行为，又敢于揭露，敢于伸张正义，显示了一位真正学者的道义和责任心。 王震先生的文章，字字句句都要查到可靠的根据和原始的资料然后才写出来，这在现在浮躁的时代到处都是浮躁之风的氛围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读后令人感动。打开《徐悲鸿年谱长编》第一条，徐悲鸿的出生年月日，本来都是很清楚且似乎已定性了，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著作和论文以及介绍徐悲鸿的文章中都说是生于1895年7月19日，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位画家写的《徐悲鸿》（中国画家丛书）书中定的，以后连徐悲鸿的家人也信以为真。甚至王震先生自己在十年前所写的研究徐悲鸿的文章和著作中也采此说，笔者也不例外。但王震先生最终发现，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他查到徐悲鸿手书信件云：“我生日为阴历五月二十六”（公历1895年6月18日） ，而且徐悲鸿生前过生日也是阴历五月二十六日，1945年7月5日《中央日报》上发表徐仲年教授《寿悲鸿五十》一文也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徐先生五十岁。”（指周岁）。这就证据确凿了。还有几乎所有的书中皆说1915年 （亦有误为1914年），徐悲鸿去见“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其实那时还没有复旦大学，叫“复旦公学”。1917年“复旦公学”办理本科，始改复旦大学。1916年初徐悲鸿生活又陷入绝境，曾画了一匹马送给“审美书馆”，可是一些书上均错为“审美馆”，上海出的《出版词典》竞错为“审美图书馆” 。1918年徐悲鸿认识蔡元培是经华林介绍的。徐悲鸿与蒋碧微的文章中均有记载，而刘海粟却说：“经我介绍，徐得识蔡元培先生……”其实，那时刘海粟与徐悲鸿并无交往，刘那时自己还不认识蔡元培，更无介绍之说。几乎所有介绍徐悲鸿的文章都说1929年9月蔡元培聘请徐悲鸿为北京艺术学院院长，而经王震先生查证，是1928年10月应李石曾聘请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这有当时报纸的新闻报道为根据，而且徐悲鸿自己也在1950年发表的《四十年来北京绘画略述》一文中说：“吾于十七（1928）年秋间为李石曾约长北京艺校，月余，将艺校改为艺术学院。”徐悲鸿说的“北京艺校”是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简称。蔡元培当时并不任北大校长，李石曾当时任国务委员兼北大校长。徐悲鸿为梅兰芳画了《天女散花图》，罗瘿公见后题了一首七言绝句，蒋碧微把这首七言绝句记在《我与悲鸿》的书中，引用者很多，本来也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王震先生还是找到了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的文章和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一书中的这首诗，对照之下，蒋碧微等还是错了两个字。虽然是小问题，也足见其做学问的认真。 当然，王震先生书中的新资料和对几十年来被人们误认为是信史而实际是错误的纠正，是层出不穷的，我不必在这里一一重复，读者读他的书自可知晓。 也许有人会说，王震这样写，不会得罪人吗？得罪人要看得罪什么样人。警察抓小偷肯定得罪小偷，纪律检查委员会惩治贪污腐败分子也肯定得罪贪污腐败分子，难道能任凭小偷和腐败分子猖獗？至于有修养的人，则“闻过则喜”，郑板桥说：“入木三分骂亦精。”当然会欢迎这样文章的。王震先生如不这样写，反而错了。《孟子·离娄章向上》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孝的第一条是：“（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即是说对长辈（包括双亲）的错话不加纠正，阿意曲从，导致错误的结果，使“亲”陷于“不义”境地。如果及时纠正，不发生错误，使 “亲”正确英明，这才叫孝。对“亲”如此，对有修养的人，对师长更应如此，何来得罪之说呢？ 我曾经为王震先生另一本书写过序，其中谈到“王震先生大海捞针般地查了几十年的资料，我们现在可以享受按图索骥之方便了”。但听到先生讲述他查阅资料之苦，却令人感叹不已。比如上海某“大师”说：“巴金曾写文章说，徐悲鸿和林风眠都是×××的学生。”我们都以为巴金写过这样的文章，王震先生查了多年，方知巴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只有曾今可为某“大师”画展写的序中说过类似的话，因曾今可没有巴金的名气大，才来个移花接木将曾今可换为巴金。又如某“大师”曾有“艺术叛徒”之称，他说是某女校校长看了他的学校人体画展时讲的：“×××真艺术叛徒也，亦教育界之蟊贼也，公然陈列裸画，大伤风化，必有以惩之。”并说该话被刊登在《时报》上。王震先生又查了几十年的报纸，方知某女校校长根本没有讲过这话，更绝对没有说过：“×××是艺术叛徒。”某校长健在时，某 “大师”从未说过该校长如何如何。待1924年某校长去逝后，1925年某“大师”即造出来某校长的言论。王震先生还说最早撰文提出“艺术叛徒”的倒是某“大师”自己。他于1925年2月25日发表《艺术叛徒》一文，称：“伟大的艺人，只有不断的奋斗，接续的创造，革传统艺术的命，实在是一个艺术上的叛徒！”又说在现在社会里“就缺少这种艺术叛徒。我盼望朋友们，别失去了勇气，大家来做一个艺术叛徒！……能够继续不断的多出几个叛徒，就是人类新生命不断的创造。”他进而又赞美凡·高“是心灵强固之艺术叛徒。是近代艺坛最伟大之画家，是太阳之诗人”。同年9月23日就说某校长称他为“艺术叛徒”。这样就等于说他自己是凡·高了。 某“大师”的骗术虽不高明，却骗了大半个世纪，骗了“天涯过客”，骗了无数大人物，连郭沫若等一批人也被骗了，郭沫若还写了一首诗：“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送给某“大师”。记得张国焘在开会或训话时，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动辄便说：“马克思说过无风不起浪嘛。 ”他这一讲十分轻松，但我们去查马克思是否讲过这话，非有十年功夫不行，因为除了马克思的书外，恩格斯以及回忆马克思的书，我们都要看，还要学习几门外语，好去查那些尚没被翻译过来的书和文章。而某“大师”编造出的一句话只要两分钟，王震先生要查几十年啊。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学者，一个有正义感的学者，为学术，要付出多少心血啊。 你如果要知道在“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中一些人是如何撒谎和造谣，如何吹牛和欺骗；如果你要了解真正的历史，如果你要知道徐悲鸿先生是如何奋斗的，又是如何遭人攻击污陷的，新老捏造者在七八十年来捏造多少谣言强加于徐悲鸿之身的，你就非读王震先生这本《徐悲鸿年谱长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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