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出发点是梁启超的“流质易变”问题，着眼点则是转型期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因此，对“流质易变”的理解与阐释就构成了全部写作的基础。事实上，“流质易变”并非梁启超独有的现象，它在转型期中国具有一种普遍性，这就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我逐步意识到，梁启超的“流质易变”这个现象本身可能就蕴含有非常丰厚的现代性意义。“流质易变”首先是一个个性、气质问题；“流质易变”又是一个时代问题；但是，归根到底，“流质易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在政治上，梁启超徘徊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文化上，他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就深刻地体现了转型期中国学人在政治、文化上选择的艰难，对他们而言，每一种选择都是一种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变化，这种选择的意义与弊端就会逐渐显现，调整与重新选择就成为一种必然，由此可见，“流质易变”正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具有普遍的时代意义。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理解与阐释“流质易变”现象，我将“流质性”的概念引入研究领域，并借鉴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来确定“流质性”的基本范畴与意义，这样，梁启超的“流质易变”问题就被置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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