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存在与文化意识

　　儒者之儒学与只是专家之儒学却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专家之儒学，恰切地说，当是专家之儒学研究的概念，实乃是一专业的研究，仅止于了解，犹如外科医生之解剖人体一样，所解剖之人体与其自家生命、人格了无关系，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完全可能是一个人格低劣者。专家之学成就的是知识，对其自身则并无知行合一的要求。儒学在他那儿，只是一专业业务，至现代甚或只是一职业的存在，古代之所谓稻梁谋或利禄工具。其优秀者所成就的学术体系，“亦只是一些语言文字与挂空的思辨”。儒者之儒学则不止于了解，必下学而上达、穷理以践形尽性，即儒学内在化而与其生命一体共在。此所以古代学者若知行割裂不一者，亦必遭“曲学”、“伪学”、“假道学”的攻讦刺讥。儒者之儒学成就的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由于儒学以人禽、义利、夷夏之辨为三大原则，而且“自孔孟始，即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之根据”，其实亦为其生命之所依所根，因此儒者的生命亦必深具文化意识而同体存在。而凡逢历史变局，儒者儒学的这个“生命性”和“文化性”，尤为豁显，尤为强烈，故都会有儒者挺身赴难，此已为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儒者所证明了的。至于能否表现这个“生命性”和“文化性”，亦是对儒者之儒学的醇驳真伪的考量与检验。

　　罗义俊，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浙江宁波人。1944年生于上海。兼治中国史学和中国哲学。自1979年接触牟宗三、唐君毅著述，寝馈当代新儒学三十年。为大陆最早正面介绍当代新儒家的学者，并首先引介牟宗三著作在大陆出版。参与重印《十力丛书》，任其学术顾问。著有《汉武帝评传》、《老子入门》、《钱穆学案》及编著《评新儒家》等。合著多种。另著儒学新儒学论文有《中国道统：孔子的传统》、《中国儒学：大综和系统》、《群龙无首与各正性命》、《论董仲舒“素王”观的现代意义》、《范仲淹与北宋前期儒学复兴》、《黄宗羲现象与明夷待访录》、《宋明理学的几个问题与牟宗三的通释》、《儒门安身立命两原则与心的自觉》约3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