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者——文学（Literature）。 洋洋大观者——艺术（Art）。 探天究地者——科学（Science）。 推陈出新者——技术（Technology）。 Literature、Art、Science、Technology这4个在英文中泾渭分明的单词，到了中文的日常语境当中，却被文艺和科技这两朵浮云遮望，导致文学与艺术及文艺常常被混用，科学与技术和科技大多被混为一谈。由此足以管窥中国语言的“逻辑”特色：许多习以为常的概念，一旦深入学术层面“较真儿”，便陷入无止境的众说纷纭、永远的莫衷一是。概念既已如此不定，建诸其上的话语体系又何异于沙滩上的城堡？或有开篇界定，亦难免自说自话。佛祖言“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至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道祖言“道可道，非常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至庄子提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可见语言在中国思想界的配角地位由来已久。 而在西方思想界，语言却是亘古主角。以“两希”文化渊源观之，古希腊的logos概念本意即为说话之意，概念、判断、推理都需经其拷问，德里达更是把西方哲学传统判定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三段论”演绎模式则定型了西方人重视语言形式、重视理性思辨的特点。而希伯来文化中的上帝造世也是通过语言来完成，“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及至现代，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两位巨擘都从“存在论”的高度审视语言，指出传统形而上学只会导致语言的实体化和对象化，造成语言的凝固性和僵化性；主张语言具有流动性、开发性，倡导人们在具体生活的使用过程中恢复语言的源初意义。 语言在中西思想界的地位虽大相径庭，但无分优劣。二者可以互为借鉴、互相参照。无论充当主角还是配角，语言都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至少在人工智能实现心灵感应的规模化应用之前，语言比表情、眼神、动作、图画、曲调都更为普适、更为丰富、更为高效。这就将语言从哲学的层面落实到了实操层面——文学领域。这一领域不仅包括戏剧、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狭义的范围，也涵盖了公文、新闻、论文等更为宽广的范畴。凡需语言表达之领域，皆有文学之规律。词法、句法、章法，谋篇布局皆有法度；修辞、节奏、音律，处处技巧不失规矩。文学领域具有历史性，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扩展。文学规律具有成长性，随着人类语言的实践而丰富。文学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绝不可固守传统的“一亩三分地”，而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开疆拓土。正如清代画家石涛曾提出的艺术思想：“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 人类社会的发展无外乎人文思想、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三大主线。文学均可以忠实地记录、可以艺术地反映、可以抒情地讴歌。近代以前，文学更多地着眼于人文思想和社会生活，突出表现为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此后，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条主线未再有革命性突破。近代以降，科学技术因其突飞猛进的发展，逐渐挤入文学的视野，出现了科普文学和科幻小说。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科学发现日新月异，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文学只有向科学技术领域寻求突破，才能避免沉入“文学已死”的命题。这必然涉及语言在科学与文学间的转换。然而，语言的这种转换是可能的吗？ 首先，语言的这种转换在理论上站得住。英国文学理论家瑞恰慈较早致力于厘清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差异，总结出文学语言是某种虚拟性的语言，无关真伪。而科学语言则是对事实或真相的客观表述，关乎真伪。文学语言偏重于情感的表现，而科学语言服务于意思的表达。法国哲学家利科则运用了一种极限思维，认为人类的整体语言系统存在着两极，一极强调语言的精确性和明晰性，另一极则追求语言的含混性和歧义性。如果对应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前者可称为科学语言，后者可称为诗歌语言。著名文学理论家雅各布森进一步提出，任何语言交往行为都是发送者将信息传递给接受者，但是，由于目标指向的不同，语言的功能或用法就有所差异。据此，他把语言区分为6种基本功能：情绪、意动、诗歌、指称、交际和元语言。这其实在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标上了刻度。 其次，语言的这种转换在实践中行得通。我曾经从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闻媒体采编工作，后长期从事公文写作和科技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同时还要不时撰写学术论文反映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语言在不同文体间的转换产生了直接需求和直观兴趣，遂入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主攻跨文化研究方向博士。在广泛的涉猎中，一度流连于雨果、歌德、卡夫卡、福楼拜、莫泊桑等文豪作品之间，但觉文学味过浓，不够实用；后涉猎凡尔纳等科幻作家，以及法布尔、布封、米·依林、詹姆斯·金斯等科普名家，又觉科学味过浓，略输文采。直到邂逅美国畅销书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作品，顿觉大获我心、爱不释手。其内容之广博，令我五体投地；其文笔之传神，让我自叹弗如。房龙的作品具有丰富而多元的价值，单从科普价值的角度切入，其对语言在科学与文学间的转换早已游刃有余，堪称典范。 我们已经身处人尽可言的自媒体时代，传统的新闻、出版、广电都已失去了神圣的色彩。面对万物互联，面对人工智能，面对大数据与云计算，精神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已不亚于物质产品的市场繁荣。快餐一样的生产，快餐一样的流通，快餐一样的消费。张甲李乙也能续写《红楼梦》，阿猫阿狗亦敢摹写太史公。也曾幻想中国有我领呐喊，也曾憧憬文坛从此不彷徨。然而置身璀璨的流星雨中，纵使鲁迅再生，未必能再脱颖而出。读者每读一本书都是一次时间、精力和热情的“风险投资”。保本的办法往往保守——重读经典，房龙作品即在其中，而鄙见附会其上如狗尾续貂，恰似鲁迅先生所写：“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但于我而言，这绝非好的时代，也不算坏的时代；这谈不上智慧的岁月，也无所谓愚蠢的岁月；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氤氲的时节，也是晦暗的时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世人手中应有尽有，世人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开卷有益，不揣冒昧！是为序。 刘光宇于京潘家园 2017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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