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教授在十年前曾出版过《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探讨的核心议题是“中国文化与全球化”,并提出我们要创造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此后,世界局势剧烈变化,“后全球”如今已成为国际学界的时髦话题,促使作者对此前的观点进行反省和补充。作者首先重申了之前的观点,即全球化运动的底层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进而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文明之间的压缩和互嵌所导致的多方面的困扰,其症结就在于“压缩性的全球化”令人们生活的世界裂变乃至垮塌。在作者看来,“这种‘全球化’乃是‘脱嵌’式的,是赤裸裸地单纯从利润出发的,而完全不具备文化与社会上的考量,所以,它才会在逐渐波及的世界范围内,也如涟漪般地引起了‘在地化’的分庭抗礼,以至于以往尚且可以遥遥相望而相安无事的文明,如今反倒因为既被强行地捆绑到一起,而不得不彼此排斥、激烈纷争,于是闹得整个地球更加分裂,也更不太平。”对于“后全球”这个新术语,作者在评议多部相关著作的基础上提出,这个概念凸显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冲突,也放大了以往被淹没在乐观中的碎裂噪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采纳这个概念,它都有助于我们警醒地关注到,全人类正面临着关键的临界点。然而,即使是人们为“后全球”惊叫的时候,也未必真的到了为“全球化”大唱“挽歌”的时候,还存在着不少沟通的渠道、协商的机会,乃至契合、共赢的基础。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难得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当下仍需要警惕那些相应的风险,以期在同世界的协商、互动、磨合中,逐渐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最佳中点。作者进而认为,长远来看,唯有“后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的理想,才可能帮助我们走出当今“全球化受挫”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