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竟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作者:吴趼人


  “内中有一个稍为读过两天书的,却是这一班人的篾片,起来说道:‘列位所说的几个字眼,都是很通的,但是都有点不很对。’众人忙问何故。那人道:‘他因为死了两个字不好听,才来和我们商量改个字眼,是嫌那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诸位所说的,还是不免死啊、殁啊的;至于那孤哀子三个字,也嫌不祥。我倒想了四个字很好的,包你合用。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我虽不及古人,打个对折是要的。’他屈指一算,四个字是二千银子。便说道:“承你的情,打了对折,却累我借来的款就打了八折了,如何使得!’于是众人做好做歹,和他两个说定,这四个字,一百元一个字,还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笔。那人应充了,才说出是‘待父天年’四个字。众人当中还有不懂的,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见老西儿了。那人代笔写了,老西儿又不答应,说一定要亲笔写的,方能作数。他无奈又辛辛苦苦的对临了一张,签名画押,式式齐备。老西儿自己不认得字,一定要拿去给人家看过,方才放心。他又恐怕老西儿拿了借据去,不给他钱,不肯放手。于是又商定了,三人同去。他自己拿着那张借据,走到胡同口,有一个测字的,老西儿叫给他看。测字的看了道:‘这是一张写据。’又颠来倒去看了几遍,说道:‘不通,不通!甚么父天年!老子年纪和天一般大,也写在上头做甚么!’老西儿听了,就不答应。那人道:“这测字的不懂,这个你要找读书人去请教的。’老西儿道:“有了,我们到票号里去,那里的先生们,自然都是通通儿的了。’于是一起同行,到得一家票号,各人看了,都是不懂。偏偏那个写往来书信的先生,又不在家。老西儿便嚷靠不住:‘你们这些人串通了,做手脚骗咱老子的钱,那可不行!’其时票号里有一个来提款子的客人,老西儿觉得票号里各人都看过了,惟有这个客人没有看过,何不请教请教他呢。便取了那借据,请那客人看。那客人看了一遍,把借据向桌子上一拍道:‘这是那一个没天理、没王法、不入人类的混帐畜生忘八旦干出来的!’老西儿未及开口,票号里的先生见那客人忽然如此臭骂,当是一张甚么东西,连忙拿起来再看。一面问道:‘到底写的是甚么?我们看好象是一张借据啊。’那客人道:“可不是个借据!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钱用了,这不是放他妈的狗臭大驴屁!’票号里的先生不懂道:‘是谁的老子,可以把性命抵得钱用?’客人道:‘我知道是那个枭獍干出来的!他这借据上写着等他老子死了还钱,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钱吗!唉!外国人常说雷打是没有的,不过偶然触着电气罢了,唉!雷神爷爷不打这种人,只怕外国人的话有点意思的。’一席话,当面骂得他置身无地,要走又走不得。幸得老西儿听了,知道写的不错,连忙取回借据,辞了出来,去划了一万银子给他。那人坐地分了四百元。他还问道:‘方才那个客人拿我这样臭骂,为甚又忽然说我孝敬呢?’那人不懂道:‘他几时说你孝敬?’他道:‘他明明说着孝敬两个字,不过我学不上他那句话罢了。’那人低头细想,方悟到‘枭獍’二字被他误作‘孝敬’,不觉好笑,也不和他多辩,乐得拿了四百元去享用。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凡是曾经借过钱给他的,一律都拿了票子来,要他改做了待父天年的期,他也无不乐从,免得人家时常向他催讨。据说他写出去的这种票子,已经有七八万了。”

  我听了不禁吐舌道:“他老子有多少钱,禁得他这等胡闹!”继之道:“大约分到他名下,几十万总还有;然而照他这样闹,等他老子死下来,分到他名下的家当,只怕也不够还债了。”说话时夜色已深,各自安歇。

  过得几天,便是那陈稚农开吊之期。我和他虽然没甚大不了的交情,但是从他到上海以来,我因为买铜的事,也和他混熟了。况且他临终那天,我还去看过地,所以他讣帖来了,我亦已备了奠礼过去。到了这天,不免也要去磕个头应酬他,借此也看看他是甚么场面。吃过点心之后,便换了衣服,坐个马车,到寿圣庵去。我一径先到孝堂去行礼。只见那孝帐上面,七长八短,挂满了挽联;当中供着一幅电光放大的小照。可是没个亲人,却由缪法人穿了白衣,束了白带,戴了摘缨帽子,在旁边还礼谢奠。我行过礼之后,回转身,便见计醉公穿了行装衣服,迎面一揖;我连忙还礼,同到客座里去。座中先有两个人,由醉公代通姓名,一个是莫可文,一个是卜子修。这两位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的,今日相遇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可惜我一枝笔不能叙两件事,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只能把这开吊的事叙完了,再补叙他们来历的了。

  当下计醉公让坐送茶之后,又说道:“当日我们东家躺了下来,这里道台知道稚翁在客边,没有人照应,就派了卜子翁来帮忙。子翁从那天来了之后,一直到今天,调排一切,都是他一人之力,实在感激得很!”卜子修接口道:“那里的话!上头委下来的差事,是应该效力的。”我道:“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劳。”醉公又道:“今天开吊,子翁又荐了莫可翁来,同做知客。一时可未想到,今天有好些官场要来的,他二位都是分道差委的人员,上司来起来,他二位招呼,不大便当。阁下来了最好,就奉屈在这边多坐半天,吃过便饭去,代招呼几个客。”说罢,连连作揖道:“没送帖子,不恭得很。”我道:“不敢,不敢。左右我是没事的人,就在这里多坐一会,是不要紧的。”卜子修连说:“费心,费心。”我一面和他们周旋,一面叫家人打发马车先去,下半天再来;一面卸下玄青罩褂,一面端详这客座。只见四面挂的都是挽幛、挽联之类,却有一处墙上,粘着许多五色笺纸。我既在这里和他做了知客,此刻没有客的时候,自然随意起坐。因走到那边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些挽诗,诗中无非是赞叹他以身殉母的意思。我道:“讣帖散出去没有几天,外头吊挽的倒不少了。”醉公道:“我是初到上海,不懂此地的风土人情。幸得卜子翁指教,略略吹了个风到外面去。如果有人作了挽诗来的,一律从丰送润笔。这个风声一出去,便天天有得来,或诗,或词,或歌,或曲,色色都有。就是所挂的挽联,多半也是外头来的,他用诗笺写了来,我们自备绫绸重写起来的。”我道:“这件事情办得好,陈稚翁从此不朽了!”醉公道:“这件事已经由督、抚、学三大宪联衔出奏,请宣付史馆,大约可望准的。”

  说话之间,外面投进帖子来,是上海县到了,卜、莫两个,便连忙跑到门外去站班。我做知客的,自不免代他迎了出去,先让到客座里。这位县尊是穿了补褂来的,便在客座里罩上玄青外褂,方到灵前行礼。卜、莫两个,早跑到孝堂里,笔直的垂手挺腰站着班。上海县行过礼之后,仍到客座里,脱去罩褂坐下,才向我招呼,问贵姓台甫。此时我和上海县对坐在炕上。卜、莫两个,在下面交椅上,斜签着身子,把脸儿身子向里,只坐了半个屁股。上海县问:“道台来过没有?”他两个齐齐回道:“还没有来。”忽然外面轰轰放了三声大炮,把云板声音都盖住了,人报淞沪厘捐局总办周观察、糖捐局总办蔡观察同到了。上海县便站起来到外头去站班迎接,卜、莫两个,更不必说了。这两位观察却是罩了玄青褂来的,径到孝堂行礼,他三个早在孝帐前站着班了。行礼过后,我招呼着让到客座升炕;他两个就在炕上脱去罩褂,自有家人接去。略谈了几句套话,便起身辞去。大家一齐起身相送。到得大门口时,上海县和卜、莫两个先跨了出去,垂手站了个出班;等他两个轿子去后,上海县也就此上轿去了,卜、莫两个,仍旧是站班相送。从此接连着是会审委员、海防同知、上海道,及各局总办、委员等,纷纷来吊。卜、莫两个,但是遇了州县班以上的,都是照例站班,计醉公又未免有些琐事,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幸喜来客无多,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就没有甚么人了。

  忙到十二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醉公便抬呼升冠升珠,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莫两个各坐了一面,缪、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襟头上垂下了一个二寸来长的纸条儿,上头还好象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带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是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象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做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使。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

  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道:“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儿,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棱了一棱,才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儿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末了还有个甚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省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钉着要问,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每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用。今天的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褂子是个小羔,还可以将就用得,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了,这个天气穿不住。叫他到别处去借罢,他偏又交游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庄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代朋友买的,先要拿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庄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钮绊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甚要紧。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的有暗记,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醉公听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会,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稚农要宣付史馆一节,不禁叹道:“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继之道:“你这样说,可当《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么?”继之道:“你只要去检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举此一端,已可概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精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证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还以为我说得比古人的确。其实极显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么史事?”继之道:“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纣,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岁;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祀,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请教依那一说的好?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反以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五十四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二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版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并无五十四岁之说。据此看来,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岁?难道武王八十一岁才生长子的么?你只管拿这个翻来复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遗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皇帝的踪迹,你从那里去寻得出信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只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亦已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亦已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亦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辈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贸贸然推戴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童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象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那里去寻一个信据?”我道:“据此看来,经史都不能信的了?”继之道:“这又不然。总而言之,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讳的,怎么能信呢。譬如陈稚农宣付史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稚农其人呢。”

  说话之间,外面有人来请继之去有事。继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儿的事,大家说笑一番。我又道:“这两个人,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道:“据此说来,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我道。“说是可以,叫我先说那一个呢?”德泉道:

  “你爱先说谁就说谁,何必问我们呢。”

  我道:“我头一次到杭州,就听得这莫可文的故事。原来他不叫莫可文,叫莫可基。十八岁上便进了学,一直不得中举;保过两回廪,都被革了。他的行为,便不必说了。一向以训蒙为业;但是训蒙不过是个名色,骨子里头,唆揽词讼,鱼肉乡民,大约无所不为的了。到三十岁头上,又死了个老婆,便又借着死老婆为名,硬派人家送奠分,捞了几十吊钱。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可文的老子,是一个江西候补县丞,候了不知若干年,得着过两次寻常保举;好容易捱得过了班,满指望署缺抓印把子,谁知得了一病,就此呜呼了。可文年纪尚轻,等到三年服满之后,才得二十岁左右,一面娶亲,一面想克承父志,便写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并代办验看,指省江苏,到部领凭。领到之后,便寄到杭州来。谁知可文连一个巡检都消受不起!部凭寄到后,正要商量动身到省禀到,不料得了个急痧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亲骨肉无多,不免要过来帮忙,料理丧事。亏得他足智多谋,见景生情,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去和弟妇商量说:此刻兄弟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一男半女,弟妇将来的事,我做大伯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如何来得及呢。兄弟捐官的凭照,放在家里,左右是没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来给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个把差使,也可以雇家,总比在家里坐蒙馆好上几倍。他弟妇见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没用,又不能抵钱用的,就拿来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马上收拾趁船,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禀到。”

  正是:源流虽一派,泾渭竟难分。未知假莫可文禀到之后,尚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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