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裴延龄传

白话旧唐书 作者:后晋·刘昫等


  裴延龄是河东道人,他父亲是裴旭,曾任和州刺史。裴延龄在乾元末年任汜水县县尉,遇到洛阳被史思明攻占,就避居鄂州,搜集裴马因注《史记》的缺漏,自称小裴。后来华州刺史董晋推荐他任防御判官;黜陟使推荐他的才能,调任太常博士。卢杞当了宰相,提升他为膳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后移任祠部郎中。崔造任宰相,改变度支职责,命裴延龄掌管东都度支院。到韩氵晃管度支,召他进京,仍任本职官,裴延龄不等诏书下达,就急忙进集贤院管事。宰相张延赏讨厌他轻率,把他调出京城任昭应县令,裴延龄和京兆尹郑叔则争论是非,攻击郑叔则的短处。当时李泌任宰相,偏袒郑叔则;御史中丞窦参仗着皇帝器重,讨厌李泌而偏袒裴延龄。郑叔则被判罪贬任永州刺史,裴延龄改任著作郎。窦参不久任宰相,起用他任太府少卿,后改任司农少卿。

  贞元八年(792),班宏去世,又任命裴延龄在本身职务之外,代理度支职。他自知不懂经济事务,就多做调查,召集度支府老官员商量,来求得皇帝的恩宠。于是上奏说:“全国每年收支的钱和物品,新旧堆积,总不少于六七千万贯,只有一处仓库,差错丢失,无法知道。请求在左藏库里设分库:欠、负、耗等库和季、月库,放钱和各种物品。”皇帝听从了他。他想多立名称来迷惑皇帝,其实并没能使钱和物品增加,不过白费账本、多设官员罢了。

  这年,升任户部侍郎、掌度支,上奏请求命京兆府用两税青苗钱买草百万把送到宫苑中。宰相陆贽、赵憬上奏,认为:“如买草百万把送来,即使全府百姓,从冬天到夏天,也搬运不完,所有劳役运输,都要停下来,又妨碍农活。请求令京兆府和各县看情况买二三万把,各自贮存在靠近宫苑的地方,到时要用就支取。”京城西边有洼地池塘,不时有芦苇长出,也不超过几亩大,裴延龄就上奏说:“宫中马匹冬天应在槽中喂养,夏天就应放牧。我近来调查了解到长安咸阳两县内有池塘几百顷大,请求用作内厩放马的地方;况且离京城十几里地,和宫苑马厩没有差别。”皇帝最初相信了这事,告诉了宰相,宰相回答说:“恐怕绝对没有这地方。”皇帝就派官员查看,结果都是虚假的,裴延龄既惭愧又恼怒。他又诬蔑京兆尹李充无中生有为百姓请求几年和市补贴,皇帝特下令京兆府交纳,称这为“底折钱”。曾因谈到请求将多年的钱和财物充实库藏,皇帝说:“怎样能得到财物和钱呢?”裴延龄上奏说:“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数将近千万,百官公务繁忙,官员有时还有缺额;自从兵乱以来,户数已减少一多半,现一名官员可以兼管几个部门。请求从今以后,内外百官缺员,不必补充,把缺额官员俸禄收回,充实府藏。”

  后来有次奏事,皇帝对裴延龄说:“我居住的浴堂院,内有一根梁,因年数长的原因,像有虫蛀损坏,想换掉但没有钱。”裴延龄回答说:“国家的事是大事,屋梁的事是小事。何况皇上自己有私房钱,用不完的。”皇帝吃惊地说:“私房钱指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经典上说的,愚蠢和一般的儒生不知道,皇上正应问我,只有我知道。按照礼经,全国赋税应分成三份:一份供应祭品,一份招待宾客,一份供应国君的膳食。祭品是用来供宗庙祭祀的。现皇上祭祀宗庙,虽然恭敬严格,丰厚无比,但也没有用到三分之一的赋税。再说鸿胪卿招待宾客、各国使节,加上回纥卖马的钱,用三分之一的赋税,也有很多赢余。何况皇上膳食和管理都极简朴,自己食用和分给百官的俸禄、伙食钱等,也没有用完,这都是皇上的私房钱。用来修理几十座宫殿也不用发愁,何况一根屋梁。”皇帝说:“经书上这么说吗?别人从来没有说过这事。”点点头罢了。又因为筹备材料建神龙寺,需要长五十尺的松木,裴延龄上奏说:“我近来在同州发现了一山谷树木,约几千棵,都长八十尺。”皇帝说:“人们说开元、天宝年间就近寻找长五、六十尺长的树木,都不容易找到,需要到岚州、胜州去购买,现在怎么这么近的地方就有这木头?”裴延龄说:“我听说好木材、珍珠宝贝,稀罕物品,都是处处常有,只有遇到圣明天子才出现。现这木头在关内出现,是为圣明天子出现的,开元、天宝年间怎么会有呢!”

  当时陆贽任宰相,皇帝一贯敬重陆贽,陆贽常常在延英殿说裴延龄怪诞荒唐,不能让他掌管财政。唐德宗认为是排挤他,对他更好了。陆贽上奏指责他的错误说:

  “前年初秋,班宏去世,皇上特下诏命裴延龄接管国家赋税。几天以内,急忙炫耀自己的功劳能耐,上奏说:‘已查获隐瞒的财产,共计钱二十万贯,请求贮存在另外的仓库作为赢余,供皇帝使用,永不缺乏。’皇上高兴地同意了,因此认为任命到恰当人选。既然有多余的财产,就略为放纵了心里的愿望,劳役渐渐多起来,需要资金也就多了。裴延龄想让人认为以前说的话是真实的,又不敢违背诏命,不敢说没钱,也不敢推辞。查获赢余既然是假话,就没有用来执行命令的资金;供应制作都接受了严格的命令,只想勉强按期完成。于是就到民间搜刮,抢夺民财进献,追赶捕捉役夫工匠,强迫他们做工。以皇上命令做幌子,却不付工钱;以出钱雇工为名,也不给报酬。京城之中,各店铺因此白天都关着门;施工的地方,工匠像囚犯一样。各地的人都诅咒,拦道投诉的沿路都是,执政的不敢过问,巡察的不敢说话。有时有人批评这事,反而被说成是奸臣结党攻击贤臣。皇上眼皮底下,怨声一片,各地方都看到了,做的什么榜样?用奢侈来引诱皇上,在人民中制造怨恨,欺瞒上天危害皇上,远近的人都惶惶不安,这是他主要的罪过。

  “总管全国开支,是度支的职责;收入支出财物,是太府的职能。凡是太府支出的,都凭度支的文件和印章,太府凭度支印章行事,度支凭文件审查,互相制约,用来杜绝偷盗欺骗。太府进出数额,每十天申报一次;库存的数目,每月统计上报。统一经过度支审核,再加上御史监督,上一旬与下一旬衔接,上月与下月衔接。清楚明了,环环相扣,钱和货物有多少,不能隐瞒和遗漏。裴延龄专打歪主意,公然进行欺骗,上奏说:‘左藏库管理多有遗漏,近来因为检查命他们立账目,就从弃物中找回了十三万两银子,绸缎和其他物品又有一百多万,这都是账目上漏掉的,像丢掉的东西一样。现在查出,就是收入,全应转进杂库,供皇上支取使用。’当时特报审批,命全按报告实行。太府卿韦少华上奏反对,非常不客气,明确地说:‘每月申报,都在库存数之中,请求命令审查,就能知道这是欺骗。’既然两个部门有争议,按理应详细考查谁是谁非,皇上都让他行骗,不去审查。将库中钱物作为收入的东西,用常年赋税收入作为赢余资金,欺骗皇上无所畏惧,昭示众人却不羞愧,这又是一桩大罪。

  “国家仓库,支出收入已有常规,裴延龄阴险地玩弄骗局,以狡猾谋求宠信,就在左库里面,分别建立六个分库的名目,意图在于单独贮存他所谓的赢余,满足皇上的个人欲望。竟不知道天子的规矩,天下就是自己家,国家没有就向人民征收,人民没有了就由国家发放,在国库里是国家财物,到人民手里就是私人财产,哪有什么赢余,要另外存放?这必定是变换手法转移国家财产,或者乱立名目搜刮民财,除这两种途径,他还有什么来源?皇上只予宠幸信任,不予审查监督,一心扶植他,却不责问。裴延龄认为能够蒙蔽迷惑主上,不再顾忌,他的淫威已使各地失望,他的罪行又在内府得逞。从此欺负百官和部下,倒腾财物,从东边移到西边,就成了功劳,从这里移到那里,就叫作赢余,愚弄国家,像儿戏一样。

  “治理天下的道理,以仁义为根本,以赢利为枝叶,以人民为重要,以财物为次要。根本壮实枝叶自然茂盛,枝叶太盛树就会倒掉。从古到今,有仁德却没有丰富的财富,人民安居乐业却没有财富供应,以致亡国丢皇位的,从来没有过。所以经典说:‘不担心少而担心不平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有德政必定有人民,有人民必定有国土,有国土必定有财富。’‘百姓富足了,国君怎么会不富足?’都说的是这个道理。从古到今,不讲仁德,却财源通畅,人民不安定却能保全财富,并靠这使国家兴盛皇位巩固的,从来没有过。所以经典说:‘财富分散了人民就团结了,财富集中了人心就离散了。’‘假如有搜刮民财的臣子,不如有偷盗国家的臣子。’这是说不要让这样的臣子盘剥人民,使人民怨恨皇上。

  “皇上刚登皇位,立志消灭所有叛将,用兵频繁,赋税逐渐加重,搜刮盘剥,民不聊生。所以泾原叛军,乘百姓怨恨,白天进攻皇宫,京城百姓,无动于衷,反而跟着叛军,一起涌入宫殿。虽然愚民天性,什么事都干,但也因为仁政不彻底,而用暴虐的政令去驱使他们,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国库积蓄,还像山一样,全送给了叛贼,去收买他们贪心的士兵,这是皇上亲眼看见了的,这就是用失去民心的办法搜刮财物,有什么好处呢?

  “皇上到了奉天,叛贼朱氵此立即追来围攻,一城之中,百官云集,像干涸的河床,什么都缺乏。曾想派一名士兵去侦察敌情,那人因天气太冷,跪着请求给一套衣裳,皇上为他找却找不到,只能难过地默默打发他走了。又有一次因内宫中的用度不足,皇上心里正以军事为急务,不忍心麻烦别人,就拆下亲王衣带上的金饰,卖了偿付。当时跟随的将领官员,随从的军队,仓促离开京城,都没带冬装,逐渐到了严冬,又没有木柴,饥寒交迫,城外敌人又发射箭和石头。白天挥动兵器守城,夜里在城上哆嗦,顶着狂风、冒着霜雪,四十多天没有人叛变,终于赶跑强敌守住了危险的城池。皇上难道是靠严刑重赏使他们这样的吗?只是靠不贪图享受,不吝啬财宝,和百姓共患难,与兵将同甘苦,才能使人冒着危险抵御敌人,受饿不离去,挨冻无不满,危险时不变心,面对死亡也不背离皇上,经典所说‘圣人感动人民的心因而天下安宁’,这就是实例。

  “到包围解除,各条道路略为通畅,各地赋税逐渐收来,贡品进献物也不断送到,就在行宫外廊下边,另设琼林、大盈两个仓库。还没有奖赏功劳,就急忙把财宝据为私有,使希望革新的贤人非常失望,使杀身成仁的志士寒心,因此舆论讥讽,将士开始抱怨。财富集中了人心就离散,不正是这样吗?不久将领叛变,皇上南行,奉天城积聚的财物,又被各地军队取光了。迁到梁州后,每天供应都困难,单靠仁德礼义,就收复了京城。因此知道皇上以得人心为钱财,以德行为财富。人心如果归向,哪里担心没有钱财;德行高尚,哪里担心不富足?难道一定在藏到仓库里,才是自己拥有的吗?因此,把财富藏在全国,是皇帝的富足;把财富藏在辖境里,是官员的富足;把财富藏到仓库箱柜里,是农民、商人的富足。怎么用皇帝的高贵、拥有全国的富足,去做官员都不屑于去做,只有农夫、商人才做的事呢!

  “皇上如果认为多收赋税能夺取军事胜利,建中年间的搜刮已证明了没有成效;如果认为多积贮可以据为己有,建中年间的积贮又化为乌有了;如果认为放纵欲望不会妨碍治理,建中年间的教训够深刻了;如果认为人民埋怨不至于危及国家,建中年间的灾难危险已到顶点了!后很快就能消灭巨大的祸害、形成中兴局面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皇上有改过图治的志向,有认错后悔的言谈,取消了苛捐杂税,崇尚节约俭朴,更换年号,和人民一起开创新局面;所以神灵被皇上的诚心感动,臣民被皇上的美德感动,放弃了成见,故局面转危为安。皇上也应为国家打下稳固的基础,为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建立万代的伟业。以从前放纵欲望为鉴戒,恢复不断弘扬德政的言行;怎能又放纵奢欲,再次横征暴敛,导致后悔莫及,以前的教训还能再次重复吗?

  “我又私下猜想皇上听从他的蛊惑,让他阴谋得逞,可能是认为横征暴敛,人民埋怨有关部门,而搜刮来的财富,却归皇上,这又大错特错了,应该审慎思考。君主昏庸还是英明,与所用的人密切相关,皋陶、夔、契仁德卓著,虞舜就享有圣贤的名声。皇父、蓏氏、木禹氏父受宠信,周厉王就被赶跑了。自古以来哪有奸臣掌权,而灾祸不连累国家的呢!就像用刀去杀人,天下的人不怪刀而怪拿刀的人;养害虫去危害别人的财物,天下的人不怪害虫而怪养害虫的人家,道理是必然的,不能不细想。

  “我又私下考虑皇上认为任用裴延龄,是皇上的决定。裴延龄说话,多顺从皇上的意图,现如定罪惩治,好像是受众人胁迫,所以想保住他,用来表现主见。如果是这样,皇上任用人有始有终的用意是好的,但对于知错必改、驱除邪恶的主见,却不够好了。现在观望皇上意见不肯开口,已渐成风气,奖励臣下说话,还担心没有效果,如果又压制,谁还敢说真话。就像裴延龄这样恶劣狂妄,危害全国,上从王公近侍,下到官吏仆役,在下边议论的,成千上万,能够对皇上说的,能有几人?皇上如命亲信广泛了解舆论,比较近来听到的情况,足以知道世间真假。

  “我生来卑贱鄙陋,却被任命为宰相,地位极高,又蒙恩遇。难道不知道看形势顺从皇上意见,可以保住皇上已给的恩宠,附和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免受严厉的责备。借病引退,能有见微知著的美名;同流合污苟合取容,没有遭仇视的危险。何必急于自找苦吃,独自和豺狼对抗,上违皇上欢心,下召谗言攻击。确因自省无能,没有什么贡献;长期承蒙恩遇,只因能说直话,我效忠皇上,全寄托在这上面,皇上已经因这容纳了我,我也因这自信。跟随皇上经历了逃离京城的危难,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里乱跳;因此怕重蹈复辙而担心,怕国家危亡而敲警钟,因为心中激动,想不说也不能保持沉默,为这事奏本,虽已有多次,皇上不肯采纳。没有体谅审查,故再次上奏,尽我的忠心。因极为担忧所以语句杂乱,因心情恳切所以言语冲动,从为自己求宠信考虑是不恰当的,从为皇上防止祸害考虑却是忠诚的表现。为皇上捐躯,我不敢逃避,沽名钓誉炫耀正直,是我不忍心做的事。但愿能唤醒皇上的智慧,为国家仔细思考,国家将因此受益,不光是微贱的我。”

  奏章报上,唐德宗不高兴,对裴延龄更好了。当时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钅舌,因为公务联系,都证实裴延龄谎言欺上。唐德宗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任命为太子宾客;张滂、李充、李钅舌都被罢官贬职。

  贞元十一年(795)晚春,皇帝多次在宫苑打猎。当时天气长期干旱,人们忧虑担心,裴延龄连忙上奏说:“陆贽、李充等人失去职权,心里怨恨,现故意公开对众人说:‘全国受大旱,人民流离失所,度支经常克扣各军粮食草料。’来激怒大众。”后几天,皇上又到宫苑中,刚好碰上神策军兵将诉说度支欠马匹草料。皇帝想起裴延龄的话,立刻回到宫中,下诏书把陆贽、李充、张滂、李钅舌等人贬出京城。朝廷内外恐惧不安。裴延龄还想谋害朝中正直官员,碰上谏议大夫阳城等人跪拜极力谏阻,事情才暂时停止了。陆贽、李充等人虽然已被贬官,裴延龄仍不解恨,就抓住李充最信任的官吏李忠,严刑拷打,命他做假证词,说:‘李充先后贪污公款五十余万贯,粮食也有这么多,这些钱粮多用来拉拢权贵,李充的妻子常把金子宝贝绸缎装在牛车里送给陆贽的妻子。’李忠被折磨得受不住了,就按裴延龄强加的话,在认罪口供上签了字。李忠的妻子、母亲在光顺门拦路喊冤,皇帝下诏命御史台审讯,一夜就弄清了真实情况,罪状都是假的,就把李忠放了。裴延龄又上奏说京兆府乱用钱粮,请求命比部复查,这是因为比部郎中崔元曾被陆贽贬官,到崔元复查钱粮后,又没有这事。

  裴延龄既然一心靠盘剥人民附和皇上作为自己的功劳,每次奏事和回答皇上问题时,都任意虚构乱说。别人都不敢说话,裴延龄说得确凿无疑,也常是人绝没听说过的。唐德宗虽然也知道他常乱说,但因他敢说话不隐瞒,而想了解朝外情况,所以决意重用他。裴延龄仗着这一点,认为自己一定会当宰相,他尤其喜欢随口骂人,诽谤朝中大臣,同朝大臣都讨厌他。到他病倒了,把度支所辖公物放到自己家里,也没有人敢说。他贞元十二年(796)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裴延龄死了,朝廷内外的人都互相道贺,只有唐德宗悲伤惋惜不止,赠官为太子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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