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国史新论 作者:钱穆


  但我并不曾说中国传统政治有利而无弊。目下人类知识,也尚未能发展出一个永远有利而无弊的政府。或恐人类知识,会永不能发展出一个有利而无弊的政府来。科举制度固是唐以下传统政治一最重要的奠基石,但在考试技术上,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争论与改变,而终于到明中叶以后,仍不免有八股文出现。这可说在最近几百年内的学术与人才方面,投下了最大的毒菌,此事人人能说,不烦再论。

  君权相权不断摩擦,东汉与北宋,相权被其属下群臣所抑,流祸已甚深。及明、清两代废去宰相,更与传统精神相违背。这亦已在上文提到。现在且撇开不谈人事上那些愚昧与波折,让我们进一步来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本质上的几个缺点吧。

  第一,是它太注重于职权分配之细密化。好处在人人有职,每一职有它的独立性与相互间的平衡性,因此造成政治上之长期稳定。而其缺点,则使政事不能活泼推进,易于停顿而麻痹化。

  第二,是太看重法制之凝固性与同一性,此层与前弊相引而起。全国在同一制度之规定下,往往长期维持到一百两百年。此固不能不说是政治上一种的成功,但遇应兴应革,总不能大刀阔斧,彻底改进,而仅求修补弥缝,逐渐趋于敷衍文饰虚伪而腐化,终于到达不可收拾之境界。

  职分与法制,本就偏重在限制束缚人,中国传统政治一切制度之最要宗旨,即在反抗此等病害。而在其长治久安之下,终不免仍在此等病害中敷衍度过,乃终至于一衰不起,无可救药。重法过于重人,重职过于重权,重安定过于重动进,重限制过于重放任,此在一大一统政府之庞大机构,来适应农业国家之平稳步骤上,正常容易陷于此等病害而不自觉悟,乃终至陷于大病,不可自拔。

  至于西方政治,乃从工商都市中心与各自分别的小地面上建立发展,根本与中国不同。因此他们的政治传统,特别重在掌政者重人较过于重法,重权较过于重职。于是较利于动进,而较不利于安定。两者之间,本是各就所适,而亦各有利弊。西方在十七八世纪,忽然接触到东方,一时对中国政治大生钦羡,刻意推尊效法,康熙在当时居然成为西方政治理想中的模范皇帝。但他们终于能在合适于他们自己历史的线索中寻出头绪,自成条贯,产生出近代西方的政党政治与代议制度。英国从中国学去了文官考试制度,但他们能把它配合在他们自己体系的政党政治下而融洽无忤,这是一件极值得我们反省的教训。

  中国自晚清以下,亦极端羡慕西方的分权制与法治精神,却不知中国传统政治的大毛病,正在过分注重此等分权与法治。晚清末期,中国要效法西方创行选举代议制,应该改变传统演变下的内在流弊,看重活的人超过于看重死的法,随时好让多数的意见来更改向来规定的法制,让人心在法外多留活动之余地。而中国近代政治积弊,则仍在纸面文字上用力,一切要求制度化,认为制度可以移值,不必从活的人事上栽根。又认为制度可用来束缚限制人。不知一切政治上的变化,正是活的人要求从死制度中解放。这一根本精神差了,于是从西方所抄袭的,只得仍成为一种敷衍文饰虚伪与腐化,始终没有把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引上正路。这一现象众所周见,而其病根所在,则始终无人能指出。

  近代中国人一面羡慕西方历史里的革命,一面则又羡慕西方近代政治里的政党。但中国历史,既很少有像西洋式之革命,而政党之在中国,也永远受人指摘,总没有好发展。当知政党政治,重多数轻少数,实在是重法不重人。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是重职权分划,重法不重人。人人有职可循,有道可守,用不到结党。政治之最高层,仍当在创法立法者。较下层,则乃为守法护法者。故曰:"上无道规,下无法守。"可见中国传统政治道在上法在下,非可以惟道而无法。太史公《史记》谓:"申韩之学源于老庄"。申韩乃法家,而庄老道家则主无为,是则申韩尚法,其本乃在无为,史公之意诚为深远矣。《论语》又言:"君子群而不党。"东汉党锢,唐代朋党,北宋新旧党争,此等在中国,皆以召致衰颓,不足法。

  若论西方政府,在先并无像中国般详明的职权划分与法制细规之建立,政治变动性太大,遂产生近代政党政治之要求。西方政党政治,最先乃由政府要求人民纳税漫无准则而引起。但在中国,自秦到清,一向有规定的税目与税额,而收税职权汉代交与大司农与户部,连皇帝宰相也不得轻加改动。往往沿袭数百年,要等朝代变了,始有一次大更订。那样的守法相因,自然用不到时时召集多数人来讨论了。只有汉武帝当时,因推行盐铁政策,他死后,对此政策,政府曾召集民间代表和政府双方讨论过,但此是偶然事,非经常事。即遇政府无端增税,或税制改革,在政府内部,便易引起争端,但仍只凭法制争,非凭多数争。即算是多数意见,亦常是多数在争持此法制。中国传统政治里尊重法制的观念,已成为历史上一种惰性。累积一二千年,遗传到中国人不知不觉的意识之最深层。我们须能因势利导,病在哪里,即针对病处下药。今天硬要由革命来痛快铲除一切,再痛快建立一切,牺牲了活的人,来争死的制度,无论是太看重守法,或太看重变法,一样是太看重了法,实际还是中国的传统病在作梗。

  当知制度因人而立,也该随人事而活化,彻底改革,与一成不变,同样不可能。若真要彻底改革,实无异要把历史一刀切断,此种奇迹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我们的政治理想,也不该希望有违反人性的奇迹来完成,因于彻底改革之不可能,于是专对旧的咒诅愤慨,一切痛骂,此乃意气,非理智。用意气来创造新政治,也决不是理想的政治。而不幸最近中国政党,则多在要求彻底改制更法的盛气下出现。如是则只有革命,却不能有像西方政党雍容揖让,平心商榷的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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