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国史新论 作者:钱穆


  西汉学者,在其传统精神上,并不能违离战国,但就当时社会形势所影响于知识分子之意趣与性格上者,则显然与战国不同。战国是在列国分争中,知识分子参加政治,无一定法制一定轨辙的束缚。穿草鞋戴草笠,亦得面谒国王。立谈之顷,攫取相印如虞卿。那时不仅国王礼士,一辈贵族公子亦闻风向慕,刻意下士。当时知识分子,成千累万,冒昧走进王公大人门下作客,可以要求衣丝乘车带剑闲游的待遇。战国学者在理论上是严肃的,已是自觉性地超越了春秋时代的一辈贵族。但在生活上,是放纵的,浪漫的,豁达而无拘束的,转不像春秋时的贵族们有一传统典型。但他们虽意气高张,他们的实际生活,却依存于上层贵族,以寄生的形态而存在。他们总脱不了周游天下,朝秦暮楚,一纵一横的时代习气与时代风格。

  秦汉大一统政府成立,封建贵族逐步削灭,入仕的途径只剩一条,而且有法定的顺序,谁也不得逾越违犯。于是学者气焰,无形中抑低了。此种形势,到汉武帝时代而大定。首先对此发慨叹者是东方朔。他的《答客难》说:"彼一时,此一时。"时代变了,我们的身份和机会,哪能与战国人相比?其次有扬雄,他的《解嘲》说:"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叫战国学者生在这时,他们也将感无可活动之余地。再次是班固,他的《答宾戏》说:"让我们学颜渊的箪食瓢饮,与孔子的获麟绝笔吧!至于鲁仲连虞卿之徒,那是偶然时会,哪能效法呢?"他们在心情中,尚记忆着战国的一套,但在时势上则知道学不得了。他们的生活,多半是回到农村,半耕半读。公孙弘牧豕,朱买臣樵柴,西汉读书人大抵在农作余暇中,一年三个月的冬季,聪颖特达的,自己说三冬九个月的时间就够用了。一般说来,从十五岁能识字读书到三十岁,经历十五个冬季四十五个月的长期累积,必待到三十岁始成得一通才。他们再也不想裹着粮,肩着行李,像战国游士般到处瞎闯。时代变了,他们从县学升送到国立大学。毕业后回到本乡,埋头在地方行政衙门当一小职。有成绩的,再获选拔升送中央,在王宫当一侍卫,平时在殿廷中执戟鹄立,遇皇帝出游,结队骑马随从,然后再由此转入仕途。所以西汉学者的出身,是乡村的纯朴农民,是循谨的大学生,是安分守法的公务员,是察言观色的侍卫队。如此循循娖娖,再说不上奇伟非常特达之遇。而因此却造成西汉一代敦笃、稳重、谦退、平实的风气。

  但历史上的战国遗风,终于在他们脑子里忘不了。战国学者常把自己当圣人,做了圣人便该做明王。那时的国王,也真会三推四让,把至尊的宝位让给他,他亦敢老实坐下不客气。至于当王者师,做大国相,那已是等而下之了。西汉学者不然,自己地位低了,专把孔子捧得天般高,把孔子神圣化。孔子是他们的教主,他们因此也要求王者同样尊奉他们的教主。如此来把王者地位和他们拉平。学术定于一尊,亦是学术界自身要求,不是皇帝力量所能强。一到汉业中衰,皇室威信堕落,他们终于拥戴出一位学者身份的贵族来,迫汉朝把皇位禅让给王莽。那是学者气焰重张的机会,不幸其人及身而败,汉王室再起,西汉学者终于对战国士运徒作了一番憧憬。

  东汉士风,又与西汉不同。王莽是太学生,汉光武还是一个太学生,这已使东汉学者在内心上发生了异常的影像。而且从西汉中晚以来,社会学风急速发展,到处结集数十乃至几百学者麇聚在一大师门下从学,是极平常事。一个大师毕生拥有上千门徒的不算奇。学者在下层社会渐渐占有地位。有些偃蹇不仕,再不想入宦途。王莽末年的龚胜,光武初年的严光,更是后代中国知识分子另成一格的两种典型人物。高尚不仕,是东汉士风一特色。

  在汉武帝初兴太学时,太学生员额只定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到三万人。太学本身成一个大社会,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个集团,自有一种势力。来学的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并不志在急于毕业谋一出路,他们只以学校当徊翔之地,遨游其间,有十年八年不离去的。太学里的言谈渐成举国舆论向导,左右影响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

  东汉学风,渐渐从宗教意识转变到艺术趣味。每一个私人生活,当作一艺术品来观摩,来欣赏。郭泰、徐稚、黄宪,举世风靡,备受倾倒。东汉学者的基本情调,还是农村的,而绚染上大都市集团社交色彩。他们没有西汉人那样醇朴厚重,也不像战国人那样飞扬活跃,他们却有春秋时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贵族式,或官僚式的,而东汉则成为平民式,书生式了。书生的潜势力,已在社会植根甚深,他们内心有一种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他们成为书生贵族,不像战国时代平民学者之剑拔弩张,也不像西汉时代乡村学者之卑躬折节,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蔑视政治权力,淡置一旁。那时是名胜于爵,政府的爵禄,敌不过社会的名望。君臣关系远逊于朋友。他们的人生,成为一件艺术品,却经不起风浪,耐不起战斗。政治急速腐败黑暗,社会上还有清名高节,相形之下,激成大冲突。党锢之狱,名士斲丧殆尽,而东汉也随踵灭亡。

  其实那种书生贵族,不仅在学者们意识形态下养成,也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平行向前。东汉末年,门第世家已露头角。因世代书生而变成了世代官宦,经过大扰乱的磨练,书生都转成了豪杰。于是三国时代又成一种特殊风格。三国俨然是一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他们虽身踞国君、丞相、元帅、外交大使之高职,依然儒雅风流,不脱书生面目。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及陆逊、羊祜的荆、襄对垒,成为历史佳话。以前只有春秋时代有此高风雅趣。整个三国人物,都不脱书生气,同时也不脱豪杰气。东汉传统的名士气,像孔融、管宁,那是名士之两型,为时势压迫,掩抑不彰。西晋局势渐定,名士传统抬头复起。此下东晋南朝,偏安江东,沿袭东汉名士一派。五胡北朝,陷落在异族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则上越三国而远接西汉。在醇朴中带豪杰气,但双方同在大门第背景下,而与两汉、三国异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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