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国史新论 作者:钱穆



  西周以下之教育,乃是一种官立教育,同时亦是一种贵族教育。从孔子以下,虽无教育制度,但有教育精神,其时乃是社会私家教育时代,亦可称为乃一种纯粹的社会教育或平民教育。秦代统一,似乎又想把当时社会私人教育的新风气新运动收归政府,由政府来办理,此乃一种微带有复古倾向之开始,其时乃有博士官之设置。博士官虽受政府禄养,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只备顾问,供参议,而同时得收纳弟子,仍不失其为一学者传播学术之身份。此种制度,渊源于战国时代齐之稷下先生。齐国稷下先生七十人,秦博士官员额亦七十。此因孔子拥有七十弟子,故齐王秦帝亦定此数为员额。则当时政府仍为尊重学术尊重学者,而非如近人所谓只要巩固其私人之政权,而始设立此制度。

  博士官汉初沿袭不废,待到汉武帝,又来了一次大改变。在秦始皇时,曾因博士官中有主张复行封建的,于是加以一番澄清,严禁以古非今,凡博士治古史的,几乎全都罢黜。汉武帝则一反秦旧,把凡治战国百家言的博士都废了,只立五经博士,讲求五经则是讲求古代史实的。又秦始皇焚书禁以古非今,主法后王,乃荀卿所主张。汉武帝表彰五经,主法先生,乃孟子所主张。孟、荀皆孔门儒家,而主张各异。又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主性善乃中国传统文化一特点,主性恶近似西方。故孟、荀相比,孟当较胜。后世常同称孔孟,而荀卿则被遗弃。故秦汉之博士制,诚亦中国历史上一大变。

  秦代得天下,只二十余年,周代绵延了八百多年。专站在政治立场上,是秦代不足法,故必上研古经籍,这是当时一般人意见。其次,武帝又建立太学,五经博士在太学中正式任教,太学生又称博士弟子,如是乃恢复了西周官立教育之旧传统,但已非贵族教育,仍是平民教育,只由政府特立学校来推行。

  西汉教育制度之重要性,乃以育才与选贤双轨并进。换言之,乃是教育制度与选举制度之配合行使。由地方学即郡国学申送十八岁以上青年入太学,受业一年,经考试,以甲乙等分发。甲等得在宫廷充皇帝侍卫,乙等回归本乡作吏。为吏有成绩,重得选举入充皇宫侍卫,再由侍卫分派到中央及地方政府担任各职。

  此一制度,形成了此下汉代政府较之以前历史上所有之旧政府,崭现了一独特之新面相。凡属政府成员,皆须太学出身,或是由太学生服务地方政府为吏之双重资格为出身。此等人,皆经政府之教育与选择。每一成员,既通经术,亦称文学,又擅吏事,汉人谓之"通经致用"。纵位极丞相,亦不例外,必备此资历。故汉代自武帝以下之政府,乃备受后世之崇重。后代政府,亦莫能自外于汉代之规模,而别创一新格。总之是受教育的始能任官职,教育地位,乃显在政治之上了。

  博士于五经,有兼通、有专精。但虽兼通,亦必以专经任教。惟一经亦可有几派说法,经太学博士与朝廷公卿会合审查决定。所以到宣帝以后,五经共设有十四博士,即太学中共有十四个讲座,此外不再添列。

  所难者则在考试,须定一客观标准。故每一太学生,必申明其自己乃依据某一讲座之说法而作答。汉人谓之家法。五经共分十四家,每一经之章句训诂,必遵从某一师之家法,以为考试之答案,乃能及格。其实所谓师傅家法,皆为便于考试,在学术上,其高下是非,则仍待讨论,非有定案。

  但太学在此后已成为利禄之途,来者日众。其先博士弟子只五十人,渐增至一百人,两百人,一千人。有人说孔子弟子三千,太学生名额遂亦增至三千人。此已在西汉之末年。下及东汉晚期,太学生乃增至三万人。试问十四位讲座,如何能教三万名学生。太学至此,逐渐变质,失却了开始重视教育之用意。

  而且既定家法,则重墨守,陈陈相因,无发明,无创辟。私人聪明反而窒塞了。于是官学遂又不受人重视,真心求学的,重又转归到社会私学去。私学即是排拒在博士讲座之外的。或是在博士家派之外,自有讲法的。或是在博士家法之中,有所融会贯通的。既非十四家法,即为太学所不容,于是只在民间设教,当时谓之开门授徒。太学博士所讲,以其为当时所通行,称为今文经学。民间所授,以其非为当时所通行,乃称为古文经学。古文经学无家法,可兼通,可博采。此亦都在东汉之世,私学乃又代官学而崛起。

  其间最值一述者有郑玄,山东高密人,曾造太学,又自向私学从师,游学遍全国。以东方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介绍,投马融门下。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受业者五十余生。玄在门下,仅得高业弟子转授。三年,不获见融一面。某日,融会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召见于楼上。玄因得备问所疑,既毕,辞归。融喟然曰:"郑生去,吾道东矣。"玄不仕在乡,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曾途遇黄巾数万人,见者皆拜。并相约不敢入县境。孔融、袁绍亦对玄备致敬礼。

  就历史言,无数百年不败之政治,亦无数百年不坏之制度。西周以下辟雍泮官等制度,今已无可详说,秦汉两代博士制度之演变,经学上今古文双方之异同得失,余已有专书详述。惟郑玄以在野学者之身,当朝廷提倡数百年经学达于堕地将尽之际,玄之为学,不专治一经,更不一专师一家,能囊括汇通,成一大结集。此下十四博士家法师传,尽归散失,惟郑玄最晚出,而使经学传统不坠重光。其功绩实为两汉经生四百年来所未有。可见教育事业,主要在师道。师道所贵,主要在为师者之人格与学问。振衰起弊,承先启后,其能发挥绝大功能者,则多在师不在学校,又每在野不在朝,抑且在乱不在治。如郑玄之在两汉,即可为一例。故其人在中国教育史上,尤为后代所重视。

  郑玄稍前,有一郭泰亦当附说。郭泰亦当时一太学生。其时太学生数万人麇集京都,博士倚席不讲。又值朝政黑暗,激起太学清议,成为当时政治上一难对付之力量。而郭泰是太学生中之翘楚。同时又有苻融,亦太学生,师事少府李膺。膺乃当时名公卿,但见融,必绝他宾客,听其言论,为之捧手叹息。郭泰家贫,从其姊夫借五千钱,远出从师。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及来太学,时人莫识。融介之于膺,时膺为河南尹,待以师友之礼。后泰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泰惟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视若神仙。时汉政已污浊不堪,太学亦有名无实。但公卿中有贤如李膺,太学生中有英特奇伟如苻融、郭泰。其故事着之史籍,长供后人玩赏。虽无救于汉室之覆灭,但中国文化之内蕴,与夫其社会精力之充盛,可知此下尚有无穷生命,决不随一时朝政而俱熸。

  郭泰可称为当时一极崇高之社会教育家,党锢事起,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经其识拔奖诱者,或值幼童,或在里肆,或事刍牧,或役邮驿,或从事屠沽,或出身卒伍。而其终皆成英彦,凡六十余人。尚有不少故事,见于史籍。后代史家评郭泰,谓虽墨翟、孟轲不能远过。时有孟昭,尚在童年,谓泰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愿在左右,供给洒扫。"泰许之。夜中令作粥,进而呵之。三进三呵,昭不变容。泰乃与友善,卒成妙士。如此之类,不能备述。泰又自著一书,专论取士本末,惜遭乱丧亡。如郭泰,诚可谓在中国教育史上为师道树立一标格。今若目马融为经师,郭泰为人师,而郑玄则两者兼备,故益为后人所推重。

  由此言之,论教育事业,注重制度,更该注重人物。制度可以坏而复修,人物则不可坏。制度可以随时而变,人物则自有一不可变之典型。有了制度无人物,制度是空的假的。有了人物无制度,可以随时创立制度,亦可有不成制度之制度出现。战国与东汉晚季,皆是无制度而有人物之时代。虽则人物不同,却有在文化传统下同一典型之存在。近人好言战国,忽视东汉,亦可谓终是一偏之见,应加纠正。

  以上是叙述了秦汉大一统四百年之教育制度,当属中国教育史上教育制度演变之第三期。以下当续述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六百年来分崩时期之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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