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3、大明帝王篇

明朝灭亡的真相 作者:林洛


  3.1.万历之怠工

  后张居正时代的万历开始了他的怠工生涯。

  我在《明史》中稍稍摘录了万历不作为的情况。

  万历二十九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一年,吏部奏天下郡守阙员,不报。

  万历三十二年,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

  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赓请补六部大僚,不报。

  万历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不报。刑部请发热审疏,不报。

  万历三十九年阁臣请释轻犯,不报。

  万历四十五年,镇抚司缺官,狱囚久系多死,大学士方从哲等以请,不报。

  畿南大饥,有司请振,不报。阁臣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四十六年,有司请热审,不报。辽师乏饷,有司请发各省税银,不报。

  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萨尔浒大战的那年,百官伏阙,请视朝行政,不报。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热审是个什么意思。

  明朝录囚制度主要就是会审,开始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诏规定了法司论囚疑狱之程序,要求司法官吏在正常审判程序完成之后,罪犯判刑并在执行之中,对于重大案犯举行定期会官审录。到了明宣宗时期,敕令三法司:“联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另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在?”此后,会审制度作为一种定制被确定下来,大凡重囚的会审、冤错案件的平反、淹狱的清理;罪行的减等遣发、枷号的疏放、乃至赦免的执行、因气候变异而疏通狱囚等等,都是这一制度涉及的范围。

  明代会审制度主要有三种:(1)秋审制度,它是以中央寺、府、部、院、司等机关主要官吏在每年冬至前共同审录重大案件为内容的制度。在《大明律》中即有此项记录:“直隶去处,从刑部委官与监察御史,在外去处,从布政委官与按察史公同审决。”(2)朝审制度,这是以三法司与公、候、伯等爵高位重者,在每年霜降后共同审录重囚的制度。(3)热审制度,即每年小满后十余天至六月止,由于天气炎热,狱囚监禁过久,需要清理牢狱,由五府、六部、六科协同三法司尽快处理轻罪犯者的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热审制度是一种体恤民情,安抚民心的政策,比如中国历朝历代每逢节日庆典或者皇帝大婚大寿,都是要进行大赦的,这与现代中国好像有些不同,但是在当时,作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制度,有其必要存在的意义。

  在明史中,概括万历一年的情况文字不过百余字,其中三番五次的提到了“热审”不报,可见事态严重。

  万历皇帝在职期间,不视朝政、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不赈灾、缺官也不补。

  万历三十年,大学士沈一贯奏御史巡差缺员,当时全国各地这些官员基本上是十有其三缺乏,而最多的地方十有其九都没人担任。

  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因为皇帝的消极怠工,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也多拜疏自去。比如万历三十七年左都御史詹沂,三十九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四十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大学士李廷机,四十一年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吏部尚书赵焕,四十二年礼部右侍郎孙慎行,都是上疏之后,一去了之,大臣们可以这样辞职,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官员的缺乏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万历四十五年,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上奏说,镇抚司理刑缺官,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继,有罪者不能正法,无辜者不能昭雪。

  可是对于这一些,我们敬爱的万历皇帝丝毫不予理睬。

  那么,万历皇帝的怠工到了什么程度呢?

  在万历四十年,南京各道御史就说:“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

  此语道破天机,这位万历皇帝,躲在禁宫里不肯出来,也不肯接见朝廷大臣,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不见大臣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极为罕见。

  而面对臣下咄咄逼人的指责,我们的万历皇帝依旧我行我素,既不生气,也不接受,还是一个“不报”。

  话说回来,万历皇帝还是有点涵养的。

  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后,努尔哈赤势不可挡,破开原,陷铁岭,而明军辽左粮饷已绝,朝廷大臣向万历皇帝请求,万历皇帝置之不理,广东进贡的钱送到了宫中,万历皇帝理所当然的笑纳,对朝廷大臣却还是称疾不出。于是吏部尚书赵焕上疏云:“他日蓟门蹂躏,敌人扣阍,殿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抱怨简直已经超出了臣子应有的态度,可是万历皇帝并没有追究,这口气居然忍下来了。

  万历的不作为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明朝党争激烈,表面上争的是是非曲直,实际上都是小集体利益,打着道德、高尚的牌子,纠缠不休,没完没了,万历烦不胜烦。

  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请发群臣“相攻诸疏,公论是非,以肃人心”,可是万历皇帝不愿意牵涉到这无止尽的纷争中,干脆不理。

  后来党争实在闹到收不了场,万历三十八年,这位怠工的皇帝不得已下了一道圣旨,以旱灾异常,“谕群臣各修职业,勿彼此攻讦”。

  然而就算是皇帝的劝架也没有用处,群臣们一样不听,以后万历也就再没有理过这档子破事了。

  万历三十九年,御史徐兆魁疏劾“东林讲学诸人阴持计典,自是诸臣益相攻击”。

  有人说道德之争令得万历厌倦朝政,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不无道理。

  作为皇帝也不是随心所欲,面对大臣的指责和史官的笔,皇帝的顾忌也很多,皇帝本来是受到一种变态教育的,独一无二,没有一定野心和欲望,没有一定器量和才智的人是做不到的,万历显然不具备一个皇帝应有的才能,他采取的反抗也是别出心裁,什么样的奏折到了他那儿,都是只进不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就这么拖着。

  明清两代,皇权高度集中,国家政事在相当的程度上需要皇帝的认可才能办理,可是万历皇帝既不理朝政,也不安排相应的官员负责,不但自己怠工,还让臣子们也怠工,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不过,万历之怠工倒也不是算独创,明朝中期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巴。万历只是效仿先人而已。

  幸亏像明朝这样的庞大帝国仅凭着惯性就能够维持很长时间,皇帝不理朝政,至少也没有瞎指挥;官员不足,大家就采用抽签的办法,

  倒也公平,效果甚至还不错,至少不会比靠行贿升官的现实差,除了朝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外,万历的朝政比起中国历代不绝的暴政来还好上许多。

  3.2.万历之敛财

  万历不理朝政,消极怠工,那么究竟是不是百事不管了呢?却也未必,万历不过是于行政上消极,但是在敛财方面却是无奇不有,花样翻新。

  贪财之烈,万历是前无来者。

  在敛财方面,万历的“勤政”不下于任何一个明君。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

  万历敛财用的都是太监,可是万历对太监倒也不是青睐有加。

  《明史宦官陈矩传》提到,“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由此可见,万历在对待朝廷官员和内宫太监上却还一视同仁,

  从这方面讲,东厂之衰落对国家是件好事情,不过万历显然不是那种知道宦官害国的人而有意遏制他们的好皇帝,估计他于朝廷外臣和宫中内臣缺官不补的动机是一样,舍不得那些俸禄。

  以全国之力供一人之挥霍,那是绰绰有余,皇帝享受他的天子待遇,也无可厚非。然而万历重用采榷之监,毒害天下,目无法纪,极尽搜刮之能事,才有亡国之兆。

  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乎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采榷之祸,祥见于《明史宦官传》。

  “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

  万历年间采榷之害,实在骇人听闻,诬陷朝廷命官,抢劫大户商贾,轻者被抄家,重者被砍头,恶劣行径,不胜枚举。

  这儿摘录明史记载。

  陈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抗增,被陷几死诏狱。巡抚尹应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罚俸。已,复命增兼徵山东店税,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无忌,其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增肆恶山东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陈奉,御马监奉御也。万历二十七年命徵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知府李商?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乱。帝为逮钰、任重,而谪商?等官。

  奉在湖广二年,惨毒备至。及去,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徒卫,导之出疆,楚民无不毒恨者。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

  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

  可是万历皇帝皆置不问。

  高淮,尚膳监监丞也。

  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而淮及梁永尤甚。

  淮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

  梁永,御马监监丞也。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徵收名马货物。税监故不典兵,永独畜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毙县吏卒,斗牛愤恨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顾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池,徵其课。缘是帅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蓝田等七关岁得十万。陕西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且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赓请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置不报。

  明史载: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万历敛财,又不懂经济学,一味的做守财奴,姑息纵容,弄得民不聊生。

  万历四十六年,正在神宗万历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大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

  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当时内帑堆积如山,而李汝华请发内帑不得,李汝华建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可得饷二百万有奇。”不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万历就答应了,这是万历年间的第一次加赋。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熊廷弼受命于危难赴山海关,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

  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一直到铁岭失陷,这年的十二月,万历年间第二次加赋,亩增三厘五毫。

  万历四十八年,再议增赋。亩增二厘,三岁三增,遂为岁额。

  御史张铨上疏:“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五毫,未己至七厘,又未己至九厘。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削无已,趋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叫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

  可是万历皇帝无动于衷。

  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了万历皇帝逝世。遂尽罢天下矿税,发帑金百万犒边,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

  明之亡国,后人多言亡于万历,万历的懒与贪看上去和崇祯的勤政正好相反,然而万历虽然敛财,加赋税却并不多,不曾深扰民,崇祯之亡国,继承万历之弊,实在是赋税过重,扰民太甚。

  3.3.崇祯之用人

  明帝国的崩溃有些出人意料,在崇祯自杀后,南明还能够迅速的建立政权,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百万大军,以南明的腐败无能,也支撑到了康熙年间才最终覆灭,这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瓦解了的王朝吧。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

  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

  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

  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自杀殉国时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

  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

  我们来看看崇祯的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这个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宋朝自从开国到元佑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担任宰相时,才不过五十一人。

  崇祯提拔重用的人,入《明史奸臣传》的就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而整个《明史奸臣传》所列者不过十人,其余明朝两百多年中只有胡惟庸、严嵩、陈瑛等六个,而自命不凡的崇祯十七年就占了两个,极端腐败的南明也占了马士英、阮大铖两个。

  崇祯年间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

  这其中就包括总督袁崇焕。

  除了袁崇焕,其他人也挺冤枉的,如总督崇俭,和张献忠打仗本来打赢了,可是因为杨嗣昌说他撤兵太早,导致战败,马上就斩首弃市,后来福王时候,给事中李清为之辩白:“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

  另一位总督赵光汴,当世之人也以为冤。

  兵部尚书王洽因为清兵逼近京城而下狱受死,然而史称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遵化陷,再日使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更是无辜,只不过是崇祯想和皇太极议和,偷偷摸摸不敢让朝廷大臣们知道,而陈新甲无意中将此事泄露出去,崇祯在朝廷上被大臣们逼问,老羞成怒,就杀了陈新甲做替罪羊。

  崇祯年间当然不是没人可用。女真入关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攻击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击南明的百万大军,进行大清统一战争,这些都是以汉人为主导而实施的,很多为首的都是崇祯年间的旧臣,比如吴三桂、洪承畴他们,这些人在崇祯的领导下束手束脚,不能仅展其才,屡遭败绩,而在清朝的统治下,却如鱼得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大施拳脚,因为他们的努力,开创了前清的盛世。

  由此可见,崇祯用人的确有严重失误的地方。崇祯所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实在是至死不悟,可悲可叹。

  3.4.崇祯之重征

  崇祯即位的时候,那时内忧外患,外之后金,咄咄逼人,内之反贼,扑而不灭。而崇祯是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他重用袁崇焕,愣是守住了山海关,暂时遏制住了后金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崇祯用洪承畴他们打击李自成、张献忠,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自成就几番被逼到了绝路。

  可是,崇祯没有能把握住这些机会。

  以李自成的崛起为例,先是“崇祯元年,陕西大饥”,流贼四起,当然这时的造反被朝廷轻易镇压下去。

  到了“崇祯三年,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

  可是崇祯皇帝不听。

  十万赈灾真是不多,但皇帝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人相食”,流贼又起,这一回规模就更加盛大,朝廷无数次征战,也没能把李自成斩尽杀绝。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如果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没人愿意冒风险造反,可是崇祯皇帝偏偏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绝路,也就将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崇祯年间,一再加派,分别是“剿饷”、“练饷”,加上万历时候的“辽饷”,是为三饷,清朝入关的时候,首先就废除了这“三饷”,于是人心安定。

  在崇祯十年,为了剿匪,朝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这个军饷怎么来呢?当时建议有四个办法,一是“因粮”,就是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二是“溢地”,就是核实土地,对于额外的加收赋税,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三是“事例”,也就是要求有钱人家多出点钱;四是“驿传”,通过削减邮驿开支,以二十万充饷。

  崇祯皇帝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是为“剿饷”。

  崇祯十二年,清兵来袭,廷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万余,于是又有“练饷”。

  当时崇祯金口玉言,说“剿饷”一年之期,结果饷尽而寇未平,还多增加了一项“练饷”,实在是把明朝的老百姓当成冤大头。

  “练饷”又增七百三十万,“辽饷”在万历的时候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年间又增加一百四十万,后来的“剿饷”、“练饷”共计千万。

  这样,崇祯年间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

  这还不是全部,在贪官污吏的层层剥削下,实际老百姓要交的赋税更是数倍于“三饷”。

  明之“剿饷”尚且师出有名,“练饷”就过分可笑。

  崇祯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开支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在生产力下降,全国的田地骤减的情况下,明朝政府还这么贪得无厌,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财政和经济濒于崩溃。

  苛政猛于虎,明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是民不聊生,一片哀鸿。

  当时民间流传崇祯是重征,此言不虚也。

  崇祯之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碌了一年,最后非但没的赚,反而还要赔进去血本。到了这样地步,天下也没有人愿意种田了,反正种田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拼命。

  崇祯就是这样把老百姓逼上反抗自己的道路。

  等到崇祯皇帝醒悟过来,用大学士蒋德?之言,下诏罢饷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了。

  而明朝政府耗尽国力,用“三饷”养出来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

  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

  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

  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

  明朝老百姓倾家荡产供养出来的百万官军,居然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难怪明朝老百姓对崇祯的怨恨日深,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

  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在这种情形下,“平寇”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果。

  李自成攻破北京市后,得到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崇祯皇帝口口声声国库的钱不够用、要“加赋”,更口口声声“爱民如子”,其实他不过是和万历皇帝一样,自己的钱舍不得拿出来,老百姓的钱就不心疼。

  崇祯时候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崇祯越是加赋,造反的农民就越多,造反的农民越多,崇祯就越要派兵镇压,而士兵的军饷只能通过加赋,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陷入了自己设计的怪圈,为了国事弄得自己心力憔悴,结果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或许,崇祯是个不幸的皇帝,他所接手的明朝就像是一个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柿子,怎么捏都是一碰就破,谁遇上这个烂摊子都会头疼,崇祯坐在火山口上玩火,那也是迫不得已。

  然而,也不能单说崇祯的不幸,崇祯身为皇帝,执政十七年,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那些无辜被他杀死的忠臣,在他统治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岂不是比他更不幸万倍?

  崇祯对不起的人实在太多了,不是他一个简单的罪己诏就能原谅的。明朝之灭亡和崇祯实在有莫大关系,崇祯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死者长已矣,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追究什么,而是希望透彻的分析明末这段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历史,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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