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6、南明篇

明朝灭亡的真相 作者:林洛


  6.1.南明之腐败

  有些无法将南明弘光朝廷和反清联系起来,如果反清事业尚可称正义,而南明政府却很难作为正义事业的领袖,但是“反清”口号后面若不加上“复明”这两个字,又似乎不能够叫做高举义旗、一呼百应。可是如果反清就是为了复明,而且还是复南明小朝廷那样子的政府,想必很多人也不会满意吧。

  难道只能在清朝政府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作一个选择吗?一定要非此即彼吗?

  我知道两者都不代表正义,而正义――这个第三者,始终没有过发言权。我以为与其在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或者是明朝政府中挑选一个作为正义来表达我们的义愤,不如多考虑一下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一丘之貉轮番上台,演出一幕又一幕暴政取代暴政的闹剧。

  甲申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

  宦官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

  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我们来看看这位荒淫皇帝的作为。

  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

  “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

  八月,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说:“昨忽闻有收选宫人之举,中使四出,搜门索苍,凡有女之家不问愿否,黄纸帖额即舁之而去,以致闾井骚然,人情惶骇,甚非细故也。……今未见明旨,未经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论名家下户,有夫无夫,界以微价,挟持登舆,宜小民之汹汹也。”

  弘光帝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内监前往苏州、浙江等地选拔。

  祁彪佳日记中载,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狂,昼夜不绝”。这时距离弘光朝廷的覆亡还不到三个月。

  朱由崧派内官捕捉蟾蜍,配制春药;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

  甲申除夕,朱由崧突然闷闷不乐,传各位大臣进见,这些大臣还以为朱由崧良心发现,担心起国家大事来,一个个都磕头请罪,可是过了很久,这位皇帝才说:“打仗的事情,我还没工夫考虑,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梨园子弟没有优秀的人才,打算广泛选拔,希望各位爱卿早点帮我去办。”真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们也不甘示弱。

  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鬻官肥家。。

  当时民间流传民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顾诚的《南明史》中提到,甲申九月二十八日,余煌在一封信里不胜愤慨地描述了江南官绅的昏淫:“尤可异者,国难初闻,宴?不彻;登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君亲荼毒,宗社邱墟,宫阙惨于离黍,山陵同于藁葬,此乾坤何等时也,而般乐怠敖,倍于承平。夫独非臣子乎?夫何至于此极也!弟与忧者,不在奴,不在贼,不在兵饷;窃以为神州陆沉,必自此病狂丧心始。披发野祭,百年为戒,此辛有所见而深悲也。”

  弘光朝廷不仅不以国事为重,反而想方设法粉饰太平,可谓苟且偷安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6.2.南明之军政

  当时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而正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之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官绅、土贼处于群龙无首,徘徊观望之际,非但弘光朝廷毫无进取之意,就连我们的史可法史督师也一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

  史可法曾奏称:“近阅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为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为诸镇前驱。”

  史可法言之凿凿,然而当时史可法和他的部将是不是真缺饷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然而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总督田仰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也就是说,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镇的军饷早已给足一年半之需,所谓缺饷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进取的借口而已。

  南明政府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明朝崇祯灭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财物,弥补宫廷和边关耗资,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财力供养北方的开销。如今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分别归属大顺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绝对是绰绰有余,可是南明政府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的时候,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列入减免赋税的条款,以争取民心。但史可法却拒绝采纳,他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明朝灭亡就是因为崇祯的横征暴敛,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犹自不误,照征不误,甚至变本加厉,南明和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以及清朝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赋税按万历年间的册子征收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可笑的是,在已经失陷于大顺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赋税,福王登极诏书中大方的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左良玉和四镇将领在大清和大顺相持不下,两虎相争从中取利大好时机,不但无所作为,丝毫不见用兵,反而只求苟安,还为非作歹,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要军饷,消耗国力,以至于南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录》卷三记,甲申九月“时正项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五十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

  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

  因为南明财政收支不抵,户部就变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搜刮百姓财物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马上“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地方军队更是形如强盗,南明之民心从此就已消失殆尽。

  讽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他那倾尽国力,耗资巨大所豢养的军队,在清军南侵的时候,一战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铎初下江南的时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清兵南侵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

  以后陆续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又是几十万的军力,这些汉将为大清击溃南明政府、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明重用这样一些无耻将领,想不灭亡也难了。

  6.3.南明之灭亡

  南明小朝廷的无能腐败可谓中国历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误在于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借虏平寇”。实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会犯下这种战略性的重大错误,原因是因为自身的腐败无能、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派林立,为争权夺利纷争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之际。

  弘光君臣看到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当政的文武大臣,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

  而军事方面,南明最为倚重的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国防大臣的身份督师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成果,既没练兵,也没防御,更没有趁大清和大顺交战之际收复失地,一味苟安,最后清军南下,一败再败,退守扬州,以身殉国。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因为清朝的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犯下了严重错误,南明后期得以顺势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归降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各个将领依旧各自为政,南明的几个大将,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郑成功虽然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成功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

  南明之灭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将领,无能的督师,明朝的遗毒如党争、苛政、文人领兵都被完好无损继承下来,甚至还有所发扬光大,那么延续着明朝的灭亡之路走向覆灭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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