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忐忑惶恐的心情被送到了成都荆竹坝。这荆竹坝在成都近郊，对面是有名的昭觉寺，后面是飞机场，周遭是旷野。这里对外名叫“动力机械厂”，实则是四川省公安厅直属的一座监狱。有好几千人：劳改犯人、劳教人员都有。反革命份子、恶霸地主、杀人放火的、偷模扒窃的刑事犯、和我们这样的政治犯、思想犯。不过公开的没有这种叫法，称之为“份子”：“右派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等等......我被分配到了二车间。这里生产车床、柴油机之类。二车间生产煅件、压件，大多是半产品，还得把这些半产品送到三车间去进行精加工。才能成为成品把它送到总装车间去组装成机器。二车间生产煅件，大件使用汽锤、夹板锤，然而大多数的人是生产小件，得用炉子烈火把铁烧红再以大锤来煅打。那是沉重而残酷的劳动......看见荷枪实弹警戒森严的监狱里一派阴森气氛，看见那些在熊熊火炉前舞动着大铁锤，赤膊尚挥汗如雨的囚犯们，我真有点惶恐不安、不寒而颤。我不可能经受得住这沉重的、残酷的劳动，我想这条命大概就葬送在这里了。一夜无眠，想得太多、太乱、太可怕。。。。。。第二天叫我们新来的几十个人去听候分配，坐在那里，听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叫下去。基本上都是分配去炉子上当下手，也就是抡大锤、烧炉子的沉重而残酷的干活。。。。。。真有点如坐针毡之感。一直到了最后一个，才宣布，把我被分配作“半产品收发”。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的干活。后来得知全车间生存有几千种半产品，我只记它们进货、出活的来往账目。这几千种半产品的实物保管、来往运输、则专门有其他的几个人去干。因此，只记账目，实则是归于“企业管理”的脑力劳动的干活。在监狱里能够摆脱苦力的干活，那是非常非常的少有，几百分之一吧。当然这是最大的幸运。因为恰好有这么一个半产品收发的空缺，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偏偏给了我.只能说是鬼使神差碰巧把这种幸运降临到了我的头上，这是严峻的监狱，只有好运道才可能如此......除了企业管理这项差事之外，还有一项更为繁重的差事，那就是作这二车间里五、六十个劳教人员的大组长。要负责管理他们的学习、思想以及生活管理诸多方面的事务。“以彝治彝”是也。而这个大组长却是个很难很难的差事。如果搞不好，轻则“撤职”，如果还夹杂着点错误之类，少不了的是“加重处分”也就是升级成为劳改犯人。。。。。。这个监狱里劳改、劳教的有好几千人。劳改犯人很少有越狱的，而劳教人员越狱的时有发生。有越狱时被击毙的，有不少跑掉了的，有跑出去又被抓回来了的。我们二车间先后就有几个越狱的。记得一个姓朱，朱智钊，以前在解放军一个军文工团里拉了几年手风琴。后来考入西南外语学院，学的是俄语。自从解放之后全国所有中学学生都停止了学英语，因为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语言.现在是社会主义世界，俄国老大哥是领导，所以全国的中学一律都学俄语，全部停学英语，外语学院大开俄语专业，所以外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之后至少可以作个中学的俄语教师。殊不知，赫光头和中国决裂之后，俄语对于中国人排不上用场了，于是中国所有中学里的俄语课立时全部都取消了。这些学俄语专业的学生便连中学的俄语教师的干活都捞不上，更不用说什么翻译之类。跟俄国大鼻子一切往还都断了，学俄语的还干什么？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便没有了“出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要反对”封\资\修”.资本主义的英语全部停了，修正主义的俄语全部停了，只有封建主义的汉语停不了，停了汉语，全部变成了文盲，也不一定就都能够成为听话的工具！！汉语课没有办法停，然而那些古代文学之类却遭到了无情砍伐！！......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学便停止开设一切外语课.到了邓小平时代才重新在中学开设外语课，中学一律是英语，大学和外语学院则不断丰富，开设的语种从未有过的齐全了......左整右整把这位姓朱的竟分到了重庆枇杷山公园来拉手风琴。当时枇杷山公园一天举办三场舞会，卖票盈利，三毛钱一张票。当时跳舞只能用乐队伴奏，任何音响设备、录音机、电唱机。。。。。。之类，中国人还没有见到过。姓朱的差事便是每天去拉那三场手风琴。搞了一段时间，姓朱的多次找领导要求调动工作而不得，于是便不干了。就因为此一罪名，被处以强制劳动教养三年。当时象姓朱的这样以不服从领导，不安心工作而被处以劳动教养送进监狱的不是个别案列。对于一生的职业，个人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一切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不服从就是犯法。给了你一行职业，一般来说你得干一辈子。要想变换一下工作，改变一下职业，都是很难得实现的。要求得实现，有两条路子：其一是想法子能够往上爬，当了官，能够改变现状。另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后门”，托熟人打通关节，或者送礼买通头头和人事组织部门的实权在握者，才有可能改变现状。那时候要想搞一个调动，真比登天还要困难，夫妻两地分居往往是只有等到退休了才能团聚。给了你一个饭碗，你就只能守住它老死终生。象姓朱的这样以“罢工”来抗拒，便只有进监狱。那年月，要想”跳槽”，那是绝对的不可能.这是确确实实的中国人权历史。如此下场，姓朱的当然不服，于是越狱。另外还有一个姓张，是个手艺很好的铁匠，在重庆铁匠里还小有名气，因为“单干”，多次劝阻，都不听。当时“单干”，亦即个体劳动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而处以强制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屡教不改”。当时，因此罪名而被抓进监狱的也不少。凭打铁这样沉重的劳动去谋求生活也犯法？！生存的权力，谋求生存的权力，所谓的生存权是受到制度约束的，那是被捆绑下的生存权。因为谋求生存权而获罪，当然不服，于是越狱。。。。。。这些劳教人员非常复杂：偷、模、扒、窃。流氓成性、好逸恶劳、年轻暴燥、血气方刚，一个个都非良善之辈。跑出去就是成都市区，要吃要喝，必然的要去为非作歹才能活下去。因之监狱里警戒特别森严。即使警戒森严，越狱者依然络绎不绝。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全国闹饥荒，全国饿死人，监狱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沉重劳动之后，吃不饱。更增添了越狱者铤而走险的居心。那时候在劳教当中，不少的人想方设法的去“混饭吃”。在这与外界绝对隔离的监狱里面，除了能够去吃那三顿饭之外，一切能够入口之物，什么也无法弄到。而对于那三顿饭管理非常之严，在这等极为严格的管理当中，要千方百计的去“混”到“双份”的饭来吃。那真是得挖空心思、“花样百出”、“花样番新”，那些手段你很难以“防范”得来，尽管抓着“混饭吃”的惩罚极为严厉，然而总是难以禁止。在那沉重劳动之余，饥饿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一碗饭的价值也非常的贵重。。。。。。那年月中华民族正在忍受饥饿的煎熬。毛泽东最最喜爱吃的红烧猪肉，据说毛泽东自己下命令不吃了！克服了！据说朱德自己种菜，还挖野菜吃！据说他们也粮食定量了。全国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不断的降低标准。当然最苦的是全国的农民。次年毛泽东在成都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由于自然灾害，饿死了三千万人！”公诸于世的.《美国之音》则说远远不只三千万人！并非天灾而系人祸！近年来一些稗官野史上认定当年饿死的人至少在四千二百万人以上。不管怎么说。即使以三千万而论，三千万哦三千万！！那是毛泽东亲口在大会上公开说出来的惊人数目！那也是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那真不是一个不令人咋舌的数目啊！它超过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的死亡数目。〔国外统计数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死伤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以上。〕近年来有人认为当年饿死的人至少在四千二百万人以上。那已经超过了抗战八年间的死亡人数。那是一家一家的被饿死，一村一村的被饿死。整个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是民有菜色，野有饿殍！饿殍盈野！米珠薪桂！那是中华民族一段灸心的悲惨岁月啊！！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罕有的无忘的一段揪心的悲惨岁月啊！！对于之所以造成饿死四千多万人这样的罪恶。毛泽东归罪于“特大自然灾害”。一切官方著述当然也归罪于“特大自然灾害”。只有稗官野史之类才敢于认定这是“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是“三面红旗”的罪过。其实当时刘少奇就公开的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至后来刘少奇被迫害至死。对于这样的历史，为什么还要遮遮掩掩，不敢予认错。如此罪过，难道还不应该好好反思，认真探究，予以追思，予以追问。给中华民族说个清楚道个明白。记取这段沉痛而深刻的教训！以警明天。只有正确评断历史，才能正确把握未来。我想：饿死人绝对不是真理。十多亿人能够有饭吃，这是真理。能够吃饱饭，能够吃肉，这是最伟大的真理。民以食为天，这是永恒的最大的真理！！不管走什么样的路，能够使得十多亿人能够吃饱饭、能够吃肉、能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如果还能够骂娘。。。。。。你走的这条路定然是条走向真理之路！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里没有作到，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吃饱饭能够吃肉，大多数的平民和农民总是在挨饿。谁能“快乐而自由？”平民乎？农民乎？谁敢骂娘？有意见跪倒提！那是当年的现实。邓小平时代这二十多年来，能够吃饱饭能够吃肉的人每年在增加，但挨饿的依然存在着，因为挨饿而骂娘的不在少数，因为挨饿而请愿、示威游行之类时有发生。让十多亿人都有饭吃依然是当今的大事情。。。。。。大组长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要掌握这些人的思想情况，予以疏导解决。每天晚上八至十点，要领导这五、六十个人学习。我那时候还依然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依然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我虽然身陷囹圄，但我追求真理的夙愿不能放弃啊。一九五二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时候，我就预定了二至四卷。十年之后，第四卷才出版，那张预定卷我还带在身边带进了监狱。于是托了个刑满释放留厂就业的人〔被叫称为“脱法犯人”〕，拿到城里新华书店去把书换了回来。星期天可以看，平时则没有时间看。一看起了头便想看下去，于是在上班时间也拿出来看，有人便悄悄地去向管教干事赵秉和汇报。赵秉和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眼见我看的是毛选第四卷，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位赵秉和在我的记忆之中没有见过他“发火”的时候。对犯人和劳教都轻言细语的，还很尊重这些人的人格，不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我们从重庆押往成都的“闷罐车”上，有一个从雅安监狱逃跑而被抓回去的劳教分子。我们同行的有人询问他监狱里的情况，他说了那边狱卒要拳打脚踢、煽耳光。这很引起了我的忧虑和恐惧。一度颇还有点提心吊胆。。。。。。但我在成都监狱没有一次见到过这种事情发生，劳教斗争劳教的会上，劳教打劳教，拳打脚踢的事情到也不少，不过这种时候，狱卒都躲开了不在“现场”。可能这是省属监狱吧。据说那监狱的最高首长是四川省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兼任的。。。。。。。当时全厂劳改、劳教之中，读过毛选第四卷的我自然是唯一。狱卒大多文化不高，能够个人阅读的很少。每天学习，犯人和劳教是分开的。报纸不给我们看。学习内容是四川省公安厅办的劳改读物。学习总是先读劳改读物，然后再结合他们的思想讲说一番，有时也解决一些他们之间的纠纷矛盾。当然少不了批评表扬。我处事公正、讲求原则、绝不偏坦。因此大多能够使得这些人心服口服。经我处理之后，很少有再去找狱卒告状的。也有发言讨论的规定。但常常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每天晚上那一、二个钟头。常常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开头一段时候，狱卒们很不放心，便躲在旁边一间小屋里偷着听，听我到底在讲些什么......后来不再来听了，。。。。。几个月之后给了我最大的信任。这大组长“权力”还是蛮大的。也有的大组长从中贪图点便宜谋取点私利的。那可就授人以柄了。因为觊觎这大组长差事的大有人在。特别是三车间，劳教有一、二百人。其间“藏龙卧虎”，不少“掌红吃黑”深谙尔虞我诈之道的。三车间的大组长更换频繁，设个圈套，抓个把柄，便去告密。甚而有把大组长捆绑起来，殴打一顿，再押到狱卒那里去的......觊觎我这差事的也大有人在。也给我设圈套，甚而想把我弄死.我在那里的时候，劳教之间暗中争斗。故意设圈套用“夹板锤”砸死了一个。脑袋砸成了肉酱，用碱毒死了一个。.....虽还不至于提心吊胆。但必须兢兢业业。我自信身正不怕影子斜，理直气壮的领着这大组长的差事。在半产品收发这一本职工作上，我很快就掌握了业务，认真负责的极少差错的出色的工作着。实在是身不由己啊。在这里被“升级”的有的是，还有以“抗拒改造”的罪名枪毙了的。。。。。。由于我的认真、努力、公正，所以从进监狱到出监狱为止，我一至领着这大组长的差事。一九六三年春节前夕，我被提前一年宣布解除劳动教养，同时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之所以如此。自然与我的“良好表现”有关。但也和当时的大背景更有关系。应该说大背景是决定因素。

　　当时的大背景是：苏联“老大哥”突然背信弃义，私自撤走了他“无私援助”中国兴建的一百三十多项特大型工厂和其他几百个建设项目。全部都是当时中国最最重要的命脉工业。一夜之间悄悄的撤走了全部专家、图纸。一夜之间使得全国这些特大型工厂几百个项目立即全部瘫痪了！滥尾了！消息传开，全国震惊，全国震动！赫鲁晓夫，中国人叫他赫光头，上台伊始，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来了个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独裁政治，大搞个人崇拜，疯狂镇压异己，滥杀无辜。。。。。。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历史。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赫鲁晓夫作了这个“秘密报告”，便很想把它弄到手。用尽了一切办法都始终弄不到这份报告，最后只得通过世界闻名的以色列特务用高价钱从波兰共产党人手中搞到了手。不几天便在《纽约时报》上全文公开发表了。于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共产党里，那些恐怖的内幕，便在全世界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世界公众的巨大震惊！当然中国人列外。因为中国要为斯大林保密.解放以来在不遗余力的”教育”之中，中国崇拜的当代圣人是“马、恩、列、斯、毛”。当时全国上下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五个人的画像并排悬挂，全国上下，无处不在。奉之为偶像。这份秘密报告公诸于世很长时间以后，全国上下悬挂五巨头挂相的规矩才被取消。改之为全国上下悬挂中国四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挂相。文化大革命时候，刘少奇被打成了“工贼”、“叛徒”、“走资派”。于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挂相同时被撤下来了，只挂毛泽东的挂相。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上面被铁定为“储君”－－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于是全国上下便把毛泽东、林彪的挂相一齐挂满旮旮角角。林彪要暗杀毛泽东失败，架机出走，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当然也就把林彪的挂相撤了。毛泽东死后，“你办事，我放心”的继承人华国锋上台。华国锋的挂相同着毛泽东的挂相也就立即挂满了全国的旮旮角角。“二举”把华国锋弄下了台。华国锋的挂相当然也就立即撤了。老百姓真有点应接不暇！！邓小平上台之后，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下令把“毛泽东时代”这几十年间全国上下之类挂相的规矩灭了。所以现在而今再也看不见挂当代领导人的挂相了。现在而今在少有的穷乡辟壤的角落里才能找得到有挂毛泽东相的“遗迹”，那已经是极为稀有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止祸害苏联，而且波及中国，中国所受的祸害较之苏联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从中还有中国人为之推波助澜，斯大林在苏联被颂为“父亲”，毛泽东在中国被颂为“大救星”。前者“人化”而后者则已“神化”。解放初期，中国人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种迷信的程度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那时候宣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些人，全国多数的人没有丝毫的怀疑。所以当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的时候，我在乐山机关里面。大广播放着哀乐，宣告斯大林死去的消息，机关干部们痛哭流涕，如丧考妣，我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在机关干部的头脑里，已经“学习”、“塑就”的观念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消灭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功劳全在斯大林。打败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功劳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享。只是在最近一些年间，邓小平提倡实事求是，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才让老百姓知道了一些真相，象<台儿庄大捷>......之类才给予了李宗仁等等国民党的将领的抗日功绩的某种认可......过去老百姓知道的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现在才知道了国民党军队也在正面抗拒了日本鬼子，而且打过一些漂亮的胜仗......也才知道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军在世界各个战场付出过的牺牲，取得过的胜利，诺曼地登陆对于德国法西斯的覆灭的巨大意义......毛泽东时代如果谁敢于宣扬这些，恐怕早已经至少关进监狱去了......而今共产主义阵营死了斯大林这根“擎天柱”，似乎天就要塌下来了。因为担心共产主义阵营低档不住帝国主义鬼子们的“侵略”。不过当时人们也有说的：“斯大林倒了，还有毛泽东来“撑起”共产主义阵营这片天”。中国的信奉鬼神、崇拜偶像也是有几千、几万年的悠久历史，根深蒂固。偶像崇拜可以使得亿万之众“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孙子兵法》〕，故而成为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所采用的“治国安邦”之术。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当然要为斯大林保密。斯大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斯大林一次可以杀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苏共中央委员。.....在1930年，在江西苏区的时候罗织罪名大扑“a.b团”，其骇人听闻之处绝对不在斯大林之下。红一方面军那时候有四万多人，经过与蒋介石三次“围剿”的战斗。死掉了一万多人。而以“a.b团”的罪名杀掉的红一方面军的官、兵和其他的地方干部就有两万多名。后来查明所谓的“a.b团”纯属子虚乌有，是为了消灭异己，罗织出的罪名而已。而且使用种种残酷的酷刑，逼、供、信从此时已经开始。.....对于《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从这首陕北人民的民歌几翻“改造”之后。一至作为“神曲”、“赞歌”在中国的土地上人人传唱，唱了几十年。从每天早晨拂晓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起始，便开始响遍了中国大地。从早到晚的响遍神州大地......彭德怀因为曾经反对过如此大唱东方红，以后被整的那么惨！个人迷信，独裁政治，消灭异己，残害无辜......暴露了斯大林的罪恶，也就不能不阻止人民不去联想......。所以企图尽力的“捂”着。“捂”当然是“捂”不着的。不得已在以后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给每个全国人民代表发给了一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示对于这些全国人民代表的民主待遇。很想到此为止。殊不知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之际。北京大学一个学生，把这份《秘密报告》从《纽约时报》翻译了出来，并以小字报张贴在北京大学红墙上面。一贴出去就惊动了北京城。络绎不绝二十四小时排队，夜间打着手电筒观看，盛况空前，如此持续了几个月。拜读过的人几万、几十万，没有人统计。其”泄密”范围自然大大的扩大了......几十年间的中国人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胫而走。报纸上看不到的所谓“小道消息”，之所以叫中国人感兴趣。是因为其中谎言不多，而真实不少......赫光头上台以后，苏联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所谓的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实质上是想在中国弄点好处，为苏联经济的困境找点出路而已。而今看到中国工农业凋敝。赫光头说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赫光头怕中国从此一蹶不振，怕自己陷得太深，爬不出来，于是像贼一样的一声呼哨撒腿就跑。一夜之间悄悄撤走了他的全部人员.单方面撕毁合同。在国际交往史上耍了个罕有的大大的无赖。其实这世界上任何联盟都是暂时的，利益相同则合，利益相悖则分。坚如磐石的同志加兄弟的永恒的友谊，全都是骗人的，自欺欺人的胡说八道而已......如此一来自然是雪上加霜。给中国国民经济，给中国工业带来的打击真是无法估量。解放前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工业非常落后，日本鬼子在东北发展了一些重工业，那完全是为日本鬼子的侵略战争服务的，完全是站领者对殖民地进行残酷掠夺性的手段。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之后，苏联红军奉斯大林之命，把日本鬼子建在东北的重工业设备，理所当然应该归属于中国的，竟作为苏联红军的战利品掠夺性的搬到苏联去了；斯大林在欧洲、在东德也以同样的手段，把希特勒掠夺到手而理应属于欧洲和东德人的设备，也同样作为苏联红军的战利品以胜利者的强权搬回他的苏联老家去了。。。。。。蒋介石溃败时又搬走、炸毁、破坏了许多工业设备。解放以后，由于美国等等的长期封锁。世界上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标榜的“独立”发展，不依靠旁人，实际上是自我封闭。太落后的工业基础，很难跟上时代的飞速进步。当时的苏联科学在一些领域里比中国发达得多，加之它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也已每况愈下，迫切需要寻找出路。也就是在这种共同需要的情况之下，才有了以“无私援助中国建设”之名搞的那一百三十多项“特大型”工矿企业和其他几百项建设项目。其实苏联人把图纸、方案、决策权一切都拽在手里，一切都对中国人保密。所以赫鲁晓夫赫光头突然下令全部撤走苏联专家，这些人同时就把全部图纸、方案、计划。。。。。。一切都拿走了。只剩下一堆烂摊子，中国人干瞪眼，没彻！白交了一回太大太大的“学费”。几乎近于倾家荡产的地步。。。。。。不仅如此，黑光头把中国经济整到了崩溃的地步，还要向中国算倒账，赫光头还疯狂的向中国逼债。要求赔偿.和八国联军何其相似！真是不要脸的“吃霸王餐”！他知道中国人正在挨饿，拿不出钱来，中国国内赤字庞大国外毫无储备。便要中国人用猪肉抵债。因为当年苏联吃的也非常匮乏。据传，中国人偏偏不给猪肉，说是周恩来说的：只给猪尾巴。一车皮一车皮的猪尾巴运去抵债。所以那时候，市面上看不见猪尾巴卖的。“咱们猪尾巴都这么多，何况猪肉！”，当然是颇为装腔作势兼代嘲弄的味道！。。。。。。共产主义阵营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神话，也被赫光头一下子撕得粉碎！赫光头如此歹毒如此无赖的行径，在中国人心目中也糟蹋了他自己。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么多年培养起来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之类崇高“威望”，一下子彻底的毁灭了。这么多年你们宣扬的神圣的真理原来竟是如此的卑鄙、无赖、恶劣。你那还是真理吗？真理被赫鲁晓夫一把抓来夹进了裤裆里！！！年轻的幼秩、单纯、轻信在如此的罕有的惨烈面前，还不能长点聪明长点记性吗？对于什么是真理还不能去多问问几个为什么吗？被崇奉的真理遭到如此的践踏，如此的侮辱，如此的蹂蹑，那种被伤害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无法容忍的。虽然身陷囹圄，然而自幼从“政治漩涡”里闯荡出来的人。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忧民成为我一生执著的无悔的情节。迈向耄耋之年，尚未见傻，奋力敲打出这些回忆、思索、忧伤、追思、追问。。。。。。皆缘予此一情节之深之难以解也！。。。。。。受骗上当的懊恼是很难以抹去的。毛泽东自然对于赫光头的背信弃义无赖技俩也伤透了感情。在懊恼之余，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持久的“论战”。把赫光头斥为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以《人民日报》社论连续发表了一评、二评、三评。。。。。。一直到九评，之类九评及其相关的评论文章我都很认真的拜读过。因为我那时候依然是毛泽东的信徒也是共产主义信徒。很认为这些评论把赫光头以及跟随他的东欧的小兄弟们，一个个批驳得“体无完肤”。痛快而且解恨。。。。。。自然从此“兄弟阋于墙”。。。。。。赫光头竟至大打出手，在珍宝岛向我国发起军事侵略。我国当然坚决予以还击，。。。。。又怂恿印度尼赫鲁从西藏向我发动侵略战争，怂恿越南从广西从云南向我发动侵略战争，真有点“墙倒众人推”的歪风。连中国周边的众多大、小国家都顿时向中国提出了“边界争端”。邓小平叫：予来犯者狠狠的打！当然一个个都被我打得抱头鼠窜而逃。尤其是那个“小老弟”更遭到唾骂。中国人并不富裕阿，省吃俭用的多年来给了你那么多吃的、用的。真是忘恩负义，“小老弟”惹得全国上下义愤填膺，狠狠的打，打得他几十年都回不过神来。把对于赫光头的愤怒全部倾泻在狠狠的打的上面。。。。。。当然狠狠的打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从而压倒了那些歪风，然而从此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在中、苏漫长的边界上，中印、中越边界线上，便大量的长期的鏖兵，一直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开始缓和。。。。。。邓小平下令最大量的减少鏖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下子宣布裁军一百万，因为邓小平论断“本世纪无大战事。”。。。。。。赫光头使得已经十分艰难的中国工农业经济雪上加霜，把中国国民经济逼上了崩溃的边缘！农民饿死了四千二百万人还艰难的挣扎在饥饿的生死线上，而今该工人老大哥倒霉了。“三面红旗”的恶果冲毁了所谓“铁饭碗”的这道最后防线。工农业凋敝，贫乏的国库实在是养不活这些“铁饭碗”了。迫不得已，全国上、下。从机关、企业、大、小厂矿开始了大压缩。全国失业人口急速增长，压缩的恐惧威胁着亿万个家庭。压缩即失业，失业即饥饿，“黑云压城城欲摧”哦！真是个阴霾的艰难岁月。粮食紧张，物资匮乏。于是不断降低粮食定量，发放各种票证。一张火柴票买两合火柴，一张烟票买两合香烟，全是劣等烟，八分钱一合的黄金叶之类。春城以上全归了当官的......一切都要票证。黑市应运而生：凭“粮票”才能购买的米从一斤九分九厘涨到了一斤一角四分二厘，而黑市上的米则要四，五块钱一斤。价格是它的三十多倍。凭“肉票”购买的猪肉从一斤三角六分涨到了一斤七角二分，而黑市猪肉则要五、六块钱一斤。价格将近十倍。一只鸡要卖到三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所以普通干部被称为“鸡干部”。当时没有私营资本也就没有老板。不像而今高消费的除了公家报销此外全由老板“埋单”，当然大多是给当官的来了个“一条龙”服务。那时黑市上的买主绝对没有小老百姓，小老百姓只有卖票证的份。黑市上的高消费者除了发了国难财的投机倒把者之外便是些当官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钱去买。当然不花钱而又能享受得到黑色高消费的也是当官的。他们的权比钱力量更大。。。。。。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偷模扒窃。。。。。。社会次序极度混乱，一是作奸犯科者太多必须关进监狱。而同时是监狱里人满为患。不得不来个“清仓出货”，特别是搞工业的监狱，必须大大压缩。把这些“货”弄到农场去，弄到山里去，把那些可放以及可放可不放的，都一起放了出去。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提前一年放了出去的。离开成都前夕，遇到了前民主同盟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苏军、宣传部长李康。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候，他们被定为“章、罗联盟”〔全国最大的反党集团〕重庆市的代理人。重庆市民主同盟打出了个很大的“反党集团”。苏军、李康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重庆十几个大学的副校长〔民盟的〕定为他们的“智囊团”。当然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解放以前苏军、李康曾在《川中晨报》作过记者，当时我八叔曾也鲁在《川中晨报》作社长。苏军、李康以后在昆明加入了民主同盟〔地下〕，还被国民党抓起来关进过渣滓洞。。。。。。在“大鸣大放”“收网”的时候苏军、李康也是被处以劳动教养三年，三年以后没有放，拖到而今才予以解除劳教同时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他们劳动教养是在广元修铁路，劳动十分艰苦。二人谈及此前此后感概万千。苦修苦炼，脱了几层皮才得以“脱胎换骨”，回到了人民行列。谈及我在监狱而摆脱了苦役，他们非常惊讶而又不无羡慕之叹，认为真是太大的幸运。。。。。。谈及未来还真是充满了信心。似乎如此艰难才回到了人民行列从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当然我们都太天真了太愚蠢了，“摘帽右派”那布满荆棘苦难的艰难之路我们都没能去想。当然也难以去设想。。。。。。半年后，我去重庆李康家里去探望过他一次。请我吃了一碗面条，他们依然闲散在家，李康的妻子是白族，在重庆市民主同盟机关里工作，吃饭有老婆的工资，聊以度日。舒军则独居，靠机关里给点生活费度日。言谈间心情已经甚多抑郁，对于未来的信心亦多渺茫之感。。。。。。又一年多以后，我再去重庆时。苏军、李康都已经过早的离开了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