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晚上抓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第二天早晨，红旗盐厂一个姓罗的就给我“吹”了。他的姐夫是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当天夜间就得到了北京的电话通报〔当时最先进的通讯工具是电话、电报〕。。。。。。而粉碎了四人邦在过了两天才见报。现在还记得郭沫若那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面的那首诗：“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邦。。。。。。”又想起了郭沫若在“大跃进”那年，用大跃进的“干劲”，在十多天里“干”出来的那一百首“百花诗”。以一百种花为题，一花一首诗。喻“百花齐放”之意。有时候一天可以“干”出十多首。当时毛泽东提倡“多、快、好、省”。这当然堪称“多、快”的模范。至于“好、省”否，那又当别论。有如全民炼钢折腾出来的那被叫作“草钢”的物件，“多、快”是有了，至于“好、省”否，那又当别论。。。。。。那是一百种，花，数数看，你数得出几种花？几十种花名来？即使你是学植物学的，这道考题定然也有相当难度。既然博学多才的郭沫若才子已经“干”出来了，什么碗豆花、胡豆花。。。。。。连狗尾巴花、打破碗花花。。。。。。都出来了，而且入了诗。可是都凑不够数，只得把那些常人听也没听说过的，古今八怪的都凑合进去。。。。。。于是又出来了个画家，给每一首诗韵及的花配上一幅画。也有注解、说明的用意。让你通过此画能够去直观、形象的明白此诗所韵及的古今八怪的花就是这模样。看过画你都还不明白那花、那诗。可真是孺子不可教也。赶急出版、赶急全国发行。此乃“大跃进”模式之一种。。。。。。较之《女神》、《火把》、《向太阳》。。。。。。真不知道该把它叫作什么？科普读物吧，太模糊，没有那点味。“科”味、诗味？！怪味四言八句、赶浪头、逢场作戏、文字游戏而已。昙花虽然短暂，但很美丽。而这“百花诗”放过之后，使人想起“井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取其末字“放”、“鸣”。颠倒之。“鸣、放”之由来。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大鸣大放”，结果是一个个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一个个都已经噤若寒蝉了，你还要摆弄那个“百花齐放”怎能不叫人想起“井绳”呢？。。。。。。还有赵扑初的“哭江青”的一首词：“哭西尼，哭东尼，而今哭自己。。。。。。”西尼是尼基大。赫鲁晓夫垮台之后，赵扑初填的一首词。非常脍炙人口，东尼则是尼赫鲁垮台之后，赵扑初填的另一首词，加上哭江青这首。三首词都曾经脍炙人口，传诵一时。这位佛教领袖不食人间烟火，亦食人间烟火。。。。。。当然亦因之在当时的古诗坛上有了一个座位。。。。。。“四人邦”垮台之后，文人雅士都为诗为文大肆讨伐。一泄十年来的怨恨。。。。。。

　　“四人邦”被粉碎之后，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底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生活依然穷困，物质依然紧缺，购物依然要票证，心情依然暗淡，希望依然渺茫。。。。。。在小老百性眼中可见的变化，便是大街上增加两条新出的大标语。一条是“你办事/我放心”据说这是毛泽东给华国锋的遗言。每天的一切报纸上面都在最醒目的地方用大号字形写着这“你办事/我放心”，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无处不写满了“你办事/我放心”。有点“托孤之重”恐怕还暗含此乃“上方宝剑”的滋味。据传。毛泽东临终前曾招换四人邦和华国锋围在他的病床四围。深感赞成文化大革命的人越来越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满怀忧虑的嘱咐这些人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给华国锋说了：“你办事/我放心”。而今受到“托孤之重”的“四人邦”完蛋了。只剩下华国锋一个人。为了让在天之灵的“我放心”。所以华国锋宣称要坚定的“按照既定方针办事”。所谓的“既定方针”当然就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华国锋还特别提出了“两个估计”、“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必须遵从；凡是毛泽东作过的事，都不能违背。。。。。。如果真的按照华国锋这条道走下去，依然是一条老路。已经走得山穷水尽了。。。。。。既然是依然走的老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底层，当然也就感不到有什么变化。工农业生产依然不景气、物资依然紧缺、生计依然艰难。。。。。。不过一些人，比如右派份子之类，暗自在内心里燃起了希望，相信世道会变。毛泽东那条路一定不会一直走下去。。。。。。因为照老路走下去，肯定无法改变现状，那到底会怎么变呢？当然只能等待。。。。。。还有一条大标语那就是恭维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邦”。至于这“一举”是如何“举”的，小老百性依然只能凭“小道消息”，道听途说吹牛而得来。当然许多版本。其实这既然是历史事实，是可以实事求是的把真实公之于众的。最近美国公布她全国每年的医疗事故是二十万件以上。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以上。我国的医疗水平、医生水平肯定不如美国，就同样以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来计算，我国每年发生的医疗事故应在一百多万次以上。当然我们没有闲功夫来统计这些劳什子事情。然而即使统计了，能让老百性知道吗？现在而今依然到处都是“暗箱”。透明度应该明到何度？这是一种观念。恐怕还差之毫厘！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有若干年后可以解密的解密制度，让老百性知道真实的历史。秘密真的需要永存吗？真的能够永存吗？

　　当老百性正在耐心等待的时候，上头的一批不想走老路的仁人志士正在酬画“二举”了。受“托孤之重”坚持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四人邦”已经被粉碎。还剩下一个受“托孤之重”坚持要保护文化大革命并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华国锋。华国锋依然要坚持。当然只能把华国锋“请”下台去。。。。。。至于“二举”又是如何“举”的，老百性依然只能道听途说，许多版本。。。。。。

　　邓小平上台。确实是人心所向。北京大学学生在游行队伍中突然打出那幅大横标“小平你好”，真是使得许多人激动不已。因为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包含了人们多少的期冀和祝愿！。。。。。。“拨乱反正”的道路是艰难的，讨论“真理标准”，批判“两个凡是”。舆论先行就费了好大的功夫。当然全国报纸杂志也都全面总动员。全国全民无不投向这一主题。“舆论一致”，这种中国模式依然没有变化。中国人近几十年来的毛泽东时代就是按照这一模式走过来的。。。。。。

　　老娘又被林癞壳用大石头砸断了手臂，泼了冷水，引发了肺炎，被两个农民抬回我家里的时候，已经气息奄奄了。。。。。。我一边请医生来家里为之治疗，一边请曾三姨放下活路来专门照顾老娘。。。。。。伍叔华也病情加重，住进了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下乡反城的老三、老四轮流去医院照顾。医药费反正公家报销，可以不愁，但是营养费用也是不少的。患病多年，一切积蓄均无，只得借债渡过难关。。。。。。

　　老娘先逝世，死时八十岁。在那样残酷的境况下，在那样可怕的折磨之中，在那令人发指的虐杀之下，她终于倒下了。然而她竟坚强的挣扎到了八十岁，充满辛酸、苦难的八十岁。老娘逝世后半个月。伍叔华也逝世了。半个月里接连死去了两个亲人。尤其是老娘死去的时候。我真是连安葬的能力也没有。组长周淑华到街道办事处去为我“讨”了二十块钱“救济金”。钱太少了。没有办法叫“火葬场”派他们的车来接。正在为难之际。一个叫乔四的青年工人来店里作衣服。得知我的为难之处。便主动帮忙。先到他们工厂去借了一辆架架车，又到医院去借了担架。然后和曾三姨一起把娘的尸体从楼上抬下来。。。。。。我们用架架车把娘拉了二十里地，送到火葬场火化了。买了一个最低价的罐罐把骨灰装了。乔四的家在农村。乔四知道我的难处，又主动的说：先把骨灰罐安葬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吧。。。。。。我们去了乔四家，挖坑、造坟，一切都是乔四帮忙。还招待我和曾三姨吃了一顿家常饭。萍水相逢，如此盛情相助。我记下了这份情意，总想能够有机会回报一下，但至今未能，此生定当相报。。。。。。接连死了两个亲人，那种伤心程度。。。。。。真是“三分春色描容易，一片伤心画太难！！”忧郁伤肝致病的伍淑华死时只有四十多岁。。。。。。真想哭！但欲哭无泪！只是在整整二十年之后当儿子曾焰〔三十二岁〕被癌症夺走生命之既才嚎啕痛哭了一回。这是一生的记忆之中极为罕有的一回痛心的哭泣。我这一辈子青年被“坑”，中年丧偶，老年失子。人生的一切大不幸都降临到我的头上！！命运，你不公啊！太不公啊！！更为不公的是还给我留下来一个患脑瘫的孙子。得由我照料，一切生活起居，昂贵的医疗费用，我的不足千元的退休金一半多得用于孙子的维持药费........，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脑瘫残疾人则是这弱势群体中的最弱势群体.既无生活能力更无生存能力.生活费用，医药费用，连吃\喝\拉\撒\睡.......一切都得旁人照料.我有个朋友儿子\媳妇都在美国定居了，不幸的是生了个脑瘫孙子.因此夫妇俩得轮换着去美国照料这脑瘫孙子，然而签证最多半年，半年得去轮换一次.庆幸的是对于所有的脑瘫患者.在美国全部医药费\医疗费\生活费都由国家承担.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同样对待这等最弱势群体.在我们这欠发达的国家，一时当然难以如此.然而这十多年来独自勉力扛着，没有得到过一切的任何的关照.不能不呼吁一下：对于此等最最弱势群体给一些人道主义的关怀吧！.......已经扛了十年了，走向耄耋之年了，真有点扛不住了，但还得尽力的扛下去，这种人道主义的的关怀早日来临，真乃死亦瞑目矣！！。。。。。。办完了丧事，也就是在伍叔华死后的第三天。我在新桥头，遇到了蜀光中学的同班同学杨杰勋。杨杰勋是中共地下党员，本来是中共自贡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因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意见，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弄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后来“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都被“甄别”，给了他个职务，在供销社作办公室主任。当然已经跌落千丈了。但他还是党员，还是“县、团级干部”。杨杰勋给我说：有个文件，你晚上到家里来看一下。当天晚上我去了杨杰勋家里，他给我看了中共中央发的《十一号文件》，也就是关于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的决定。“帽子”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专用名称。与“头衔”意思相类而意义相反的。“头衔”是褒意，“帽子”是贬意。专用于敌人和坏人的。地、富、反、坏、右。戴着“帽子”表示你还是那种“份子”。没有“公民权”的，摘去“帽子”表示你过去是那种份子，现在不是了，有了公民权了。然而在那个特殊时代，戴着或者摘去“帽子”，似乎在社会上都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有如那脸上刻下了的“金印”，一辈子都揭不脱，都同样的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老娘和伍叔华死时当然都还不知道这一个《十一号文件》，含恨而逝吧。。。。。。我看过《十一号文件》之后好几天。报纸上、广播里才全文公布了，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影响还是很大的。右派份子被“坑“了二十年，大多数都还戴着“帽子”，而且大多数都还挣扎、流落在社会最底层。然而至少这是一种信号，一种处境有望得以改变的信号。但是对于“全部摘去”、一竿子扫，这却是不同寻常。所以又带来了另一种信号。“拨乱反正”的实际行动开始了。铁定的最大的冤案。被“坑”了二十年的右派份子都得以一竿子扫，自然给其他那些因左倾路线而造成的冤案也带来了希望。。。。。。

　　不久，自贡市第十七中学的校长林叔明。专程来小店里找我。她开门见山的给我说：学校里差语文教师。她去找了中共自流井区区委组织部长。陈部长第一个向她推荐的就是我。而且把档案给她看了。所以她来找我。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当然还有面试的意思〕。对于教师我还是尊敬的，但是要我去干教书这一个行当，我实在是最不愿意，挑到最末我也不想挑的一个行当。没有厌恶它的理由。就是心里的不愿意。所以我也就开门见山的告诉她。我不想教书。第一次谈话没有结果，她希望我考虑一下，很诚恳的表示欢迎我去。。。。。。没有几天，林叔明和语文教研组长周代才一同来了，有进一步面试的意思。周代才提出了一些专业问题，似随意而实含“考试”的用意。。。。。。这一次似乎更坚定了他们邀请我去的诚意。。。。。而更为主要的，《十一号文件》公布之后。所有的右派份子们依然各自还在原地踏步。还没有一个人变动原有处境。当时对于摘帽右派份子，何去何从，传闻颇多，哪些人可以”改正错划”？那些人又不能”改正错划”？哪些人可以恢复公职？哪些人又不可以恢复公职？哪种情况才可以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哪些情况又不可以恢复？。。。。。。等等等等，据传规定的条件很复杂，似乎操作起来也困难甚多，，所以帽儿虽然没了，每个人的前景到底如何，命运如何？还是甚感渺茫，甚多忧虑。命运都掌握在那些“操作人”的手中，“操作人”的水平肯定参差不齐，依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那些手艺不同的匠人来宰割。如果“尺码”定得不“死”，操作起来随意性就大。“宰”下来肯定“肥廋不匀”。你能不耽忧吗？。。。。。。所以右派份子们得知此一情况，都耸踊我去看一看，李石锋也耸踊我去看一看。。。。。。盛情难却。于是我成了自贡市第一个改变现状的摘帽右派份子。我和大家都希望先去看一看，在改变现状之后，会遇到些什么现实问题？会受到些什么样的对待？依然是犬彘之食呢还是可以吃点糖吃点肉！？对于现在而今这种社会最低层的生活状况能得到多少改变？经过了二十年的苦难生涯，谁不急切的盼望着命运能有所改变呢！如果“出去”之后还是被视为“劣等公民”，那还有什么想头呢？什么“落实”、“改正”之类还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在好些年之后，当右派分子朱镕基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总理。右派分子族才感到获得了最大的心灵的解脱！心灵的慰藉！心灵的宁静！而在此前是没有的！

　　我抱着去看一看的打算，而学校方面当然更得“看一看”我。一个把书本、纸、笔、墨、砚束之高阁整整二十年的人，被二十年的风、霜、刀、剑折磨死的、折磨傻的、折磨癫的、比比皆是。十七中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就整癫了一个姓陈的语文教师。一直因疯癫而至死。我虽然看起来还没傻、没癫，经过几番“面试”，外表还算“合格”。但能否登上讲台，那得看“肚子”里面是否有“货”，“货”又是否能够“倒”得出来？而且这是高中毕业班的讲台，两个班，即将高中毕业的一百多个学生，当然得十分慎重。。。。。。林叔明要我先在语文组十多个教师前先“试讲”一下。当然也就是“进门考试”的意思。但是，我想，我不应该作为去迎接“考试”的“学生”那样的去讲课。反过来，我应该把这些人当做“学生”和听众。我应该作为课堂上的“主宰”。我应该“居高临下”的去施展我的“全能”，去展现我的才华，去发挥我的口才，去显现我的风采。我既来之就必须去“征服”他们。20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回到中国大陆。在清华大学讲课。为大学一年级的“毛头”班讲基础课。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大家》栏目采访时候。八十多岁的杨振宁说：“上课就是一种表演，应该进行设计。”说的太精彩了！！深入浅出的道出了一堂精彩的课堂的全部真缔。从此之后，我先后上过好多次的“公开课”，还颇有点“档次”的“公开课”。去上这些“公开课”，我都以“展现”的姿态，当然在“展现”之前一定得认真准备谋划。因此也都能够成功。而且为这个自贡市第十七中学很“赚”得了些天大的大“好处”，这是后话，暂此打住。。。。。。我的“展现”也就是杨振宁说的“表演”，我的“认真准备谋划”也就是杨振宁说的“设计”。杨振宁这两句话我是在2004年听到的，而我讲那些公开课都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去“表演”的。所以只能说真乃“不谋而合”。。。。。。因为我挑选的是上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课。他们要我挑选一篇该班的语文课课文来讲。。。。。。我选了一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李白的浪漫主义的一首代表作。我想要讲好这首诗，进入诗中的意境。关键在于把握好这个“梦”字。游天姥山并非真游而是“梦游”，梦中可以亦真亦幻，尽情展开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尽情抒发他浪漫主义的豪情。。。。。。月亮可以伴他飞翔，月亮可以陪他饮酒，他可以去扑捉江中的月亮。月亮是真的，而伴他飞翔、陪他饮酒是幻的。由此切入去营造诗的意境。才能去探求李白那种超脱现实，追求一种比现实更美妙、更虚幻、更奇异的境界的瑰丽情怀。而现实却处处都“使我不得开心颜”，因为必须“低眉折腰侍权贵”。不愿“低眉折腰”，努力追求自由，是激发李白超脱现实，狂放豪情的两个基本点。从这两个基本点才能去探求诗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浪漫主义的豪情，以超脱现实来体现他鄙夷现实反抗现实的内心世界，以及内心世界的烦恼、苦闷、抗拒、逃避的种种复杂情怀。。。。。。因为是给学生讲课，所以还必须落实到字、词、句上。得讲清楚字意、词意、段落、结构。。。。。。等等。比如在讲字、词上。诗中有关于几种动物叫声的描写。我予以生发开去。我讲：外国文字对于各种动物的叫，鸡叫、猫叫、狗叫。。。。。。都是一个“叫”，我们的汉字则不同：鸡鸣、狗吠、马嘶、牛牟、羊咩、猫咪、虎啸、龙呤、狮吼、狼嚎、莺歌、燕语、猿啼、熊咆。。。。。。一字之别，真是绘其声、状其形、传其神。世界上还有哪一种文字能有我们的汉字如此的丰富、如此的精妙、如此的深邃、如此的博大精深！！我是第一次讲中学的语文课，“没吃过猪肉，看见过猪跑”。我听过老师讲课，听过名家讲演，康乃尔就是一个讲演名家，听过这样的名家还不少。。。。。。这次“初出茅庐”遇到的“进门考试”是在这十七中的书记、校长、教务主任、十多个语文教师面前进行的。讲了两节课。按照他们“领导班子”的事先计划。是在我讲课之后，要大家来个“评头品足”、鉴定鉴定、看是否合格，才能最后考虑能否“进门”。。。。。。等我刚刚一讲完课，还没有按照惯例，等领导班子碰头去研究研究，教务主任何伯成便立即“自作主张”说话了。这位何伯成数学教得很好。以后被评为中学数学特级教师。〔中学的高级教师很多，而特级教师很少很少。〕所以对于教书这一行，还是“识货”的。何伯成说：今天这堂课。讲得很成功、很成功。大家散了吧。就这样定了吧。我听到何主任口中说出“很成功”三个字，而且还重复了一遍，我的心放下来了。因为“没吃过猪肉”啥！“进门考试”“过关”了。大家散了。留下了何伯成、胡绩策、沈盛伦和我。研究分工。胡绩策是个老教师。出身豪富之家，系贡井有名的豪门“胡洋河”的少爷。解放之前，大学毕业之后，到国民党的“国防部中央少年航空军校”作过“英文教官”。在那里参加了国民党，乃饱学之士。兴趣广泛。“英文”自不必说。在校的英语教师经常都要来“麻烦”他，请教些问题。第一次国际奥林匹克中学数学竞赛，一共七道题。有个数学教师把题目拿来语文组教研室，因为他自己只解了两道题。知道胡绩策的水平，胡绩策一上手随意就解了四道半。而我只解了三道半。中文方面的博学多才更不必说，本来在《自贡日报》作编辑，就因为有参加过国民党这个“历史问题”。故尔弄来教书。胡绩策一开头说了句：“很多地方，我都要向曾老师学习。。。。。。”这简单的一句话，很使我感动。因为这是一个老教师对于我今天的“进门考试”的评价吧。从此开始了我“吃白墨灰”的生涯。这时已经四十六岁，近“知天命”之年啰！学校给了我每个月六十六元的工资。那时候一个二十级干部，一个六级教师的月工资是六十四元。所以给我的价钱不算低，在当时的十七中学校里面，算是高的了。当时十七中拿这种级别的连我在内只有五个人，胡绩策是其中之一。。。。。。这些情况传到右派份子们耳中，使得他们甚感欣慰，因为我是第一个去“吃猪肉”的啥。没有为右派份子族丢脸。都说：老曾第一炮就打响了！当然其含意，不仅只是为我自己打响了，也为右派分子族打响了。

　　。。。。。。我在十七中过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开头，也就是《十一号文件》之后将近半年吧，中共中央发了个《五十五号文件》也就是“关于改正错划右派份子的通知”。对于整错了的反革命份子叫做“平反”，对于整拐了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叫做“甄别”，对于既整错又整拐了的右派份子叫做“改正错划”。取这些名目的人可也真煞费苦心。通还是通的，不过老百姓听起来太深奥了点。整不懂，老百性说：右派份子挨整了二十年，改造好了，认了错了才摘了帽子，放出来了。。。。。。因为在文件上是依然宣称毛泽东反右派斗争运动是“正确”的。既然毛泽东是正确的，当然右派份子们就是错误的啰；既然右派份子们是错误的，那为什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绝对大多数的右派份子，又都要承认是你错划了他而予以改正呢？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都整错了、整拐了，你那个运动还能说是正确的吗？你还有运动的必要吗？于情于理，难以叫人口服更不用说心服。不认错，还实事求是吗？不认错，难以使人心服。得人心者得天下！信任、威望、支持率是任何说教都无法得到的。认错是坦诚、是磊落、是以心换心、始能得人心。中国人从来不搞什么“支持率”调查之类劳什子事情。没那个闲功夫，当然即使搞了，恐怕那可信度也得打上许多的？？？？这也是贫富差异之外的差异之一吧！。。。。。。《五十五号文件》说右派份子们大多是“有用之材”，要给他们工作。对于党籍、职务、工资待遇。。。。。。等等作了些原则性的公示，当然还有不公示的操作细则。以中共自流井区委的名义通知辖区内所有的右派份子大概有五十多个，大多是流落江湖、生计维艰的。到中共自流井区委开会。用的最低一级的开会形式：右派份子们排排坐在下面、烟水自备，上面一张桌子，放了几个茶盅，有几个领导出面，由区委书记很慎重的宣读了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然后有两个事先布置好了的右派份子代头发言，说些“拥护”、“颂扬”、“感激”之类的“感恩载德”表白。然后自由发言。说话的不多，心情各异，我即席来了三首词《喜春来》，还记得其中几句：“襁褓扶将赛我长。磨砺未折骨异强。四化唤我从头越，望前方！。。。。。。”其中多少辛酸、感概、忿概、奋斗、希望，当然还是一首应酬诗。

　　《五十五号文件》规定，工作安排由所在地解决，一律不得反还异地，而错划改正则由原来整你的单位来弄。错划改正的工作早在五十五号文下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好久了。我因为是“反党集团头子”，有感予对“反党集团”的“喽啰”们似乎还对他们有着点“牵挂”、“义务”之类感情。当然更担心我这个“头子”是否“罪孽深重”，不属于“错划”，而不在“改正”之列。于是连夜连晚的把二十多年以前。学校当局整我们的那份“关于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活动情况”。发给全校师生员工讨论了几个星期的材料。以后又全部收回去烧毁了。我“偷”了两份起来，这是这人世间仅存的“历史文件”藏在我那小窝的夹壁里，所以抄家时候未被发现。这回有用了。因为这是当时被称之为“反党活动”的本来面目原始状况的实录，而且是“官方”专门组织好些人整出来的。我把那几万字的“材料”连夜连晚抄了一份。很笨也很辛苦。当时还根本没有复印机之类。我把材料“手抄本”很慎重的用挂号信寄给重庆师范学院党委。请他们作为参考，而且慎重声明，若要原件，将拍成照片给寄去，因为怕原件丢失了，没有依据，所以必须自己保存。。。。。。。第一次收到重庆师范学院寄来的“关于曾国一同志改正错划右派份子的通知”，改正到是改正了，但留了一条长长的“尾巴”。我回信据理反驳，坚决不同意。。。。。。不久，重庆师范学院专门派了两个女同志来我家里。天气很热，我请他们喝了两杯凉开水，彼此都很客气，交谈了一个钟头。。。。。。她们回去后不久，又寄来了第二份“通知”。“尾巴”宰去了，但觉得总还是有那么一点令人生厌的“哚哚”。我又回信反驳，依然不同意其第二次“通知”里面留下来的“哚哚”。。。。。。最后，来了第三次通知。这一次很干脆：“决定对曾国一同志被错划为右派份子予以改正，恢复公职，恢复原有工资待遇，恢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籍。”不久还寄来了补发的“毕业证”、“团证”、“团徽”。面对之物，年近“知天命”之人啰。当然哭笑不得。。。。。。大概右派份子们的如此“改正错划”的操作过程都经过了如此这般的“留尾巴”，之后“宰尾巴”留“哚哚”，最后“干脆”的三部曲。当然这只说明“刀把手”们，受“左”的熏陶、束缚太久，不敢“妄为”的状况。最后敢予“干脆”、“不留痕迹”，据传还是邓小平、胡耀邦“发话”的结果。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每次运动整人的时候，诬蔑、捏造、夸大其词、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运动之后，给挨整的人作的“结论”，不乏不实之词。邓小平深知从中奥妙，“三落”之时，他身上就被泼满了脏水。。。。。。而今，“刀把手”们给这些右派份子留的“尾巴”、留的“哚哚”，当然都是“筛选”过的“重罪”，恰恰是这些“重罪”是二十年前被无限上纲“提炼”出来的。因为往往都“需要”无限上纲之后，才够得上打成右派份子。二十年之后，提倡实事求是了。还要拖一条尾巴，勉强来吃这种冤枉，右派份子们当然不干。据说邓小平得知此情况之后，发话来个“痛快的”、“一风吹吹干净”、“一个字不留”、“干脆”点。。。。。。我这个“头子”都“干脆”了，当然几十个“喽啰”也通通的“干脆”了。。。。。。最倒霉的是两类人：一类是张伯钧这几位“真”右派。据说中央有四个。若果一个“真”的也无。而又要说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岂不是“瞎子见鬼”，这怎么自圆其说呢？为了说明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当然必须有“向党猖狂进攻”的“真”右派的存在。为了使得正确的反右派斗争名垂千古，当然得有你这几个“真”右派来遗臭万年了！！另一类人是当了二十年右派，按照“右派”“规格”对待你整你整整二十年，而今说你不是右派了，因为你那个原单位找不到你的右派档案。二十年白挨整了，未来还不知所踪。。。。。。我家旁边有个叫候朝大的就是这样一位倒霉蛋。还有一等“内控右派”，二十年都以“右派”“规格”来“关照”予你，你磕磕碰碰而又糊里糊涂。而今突然给你来个“改正错划”的通知。能不吓你一大跳！真是无奇不有。。。。。。

　　右派份子们先先后后一个个都由“落实政策办公室”“落实”安置了。给了一个饭碗。当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机关超编，所以安置起来，困难也很多。安置的情况也大有差异。所以右派分子们得到的饭碗也大有差异：有机关的、工厂的、全民、集体、都有。金饭碗、铁饭碗的较多，也有弄到集体所有制工厂去的，后来之类工厂倒闭了，饭碗也被打破了的也有好些个。。。。。。李石锋被安置到自贡市第十中学去教语文。但他一天课也没去上。年过花甲，中气不足，办了退休。他去的时候给他二十三级，月工资四十多，退休以后还不到四十块钱。难以维持，于是重操旧业，拿起笔竿，想以卖文来添补。文章不值钱啊！三十块钱一千字，一篇杂文也不过千把字。几年间先后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等等刊物上面发表了几十篇。。。。。。退休之后身体很不好，收入太少，但勉力支撑。整理了以前写的杂文，辑成了两个集子，当时出之类归入“严肃文学”类的书籍得自己掏钱，或者包销之类。自己吃饭都艰难，那来这笔巨资。集子放在出版社，等待着“缘分吧”。。。。。。退休之后没有几年“遭”了个喉癌。没有拖多久，死了，死时六十六岁。。。。。。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杂文，其中不少精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过一个集子，已经无存，死前整理的两个集子，没钱去出版，来在世上走了一遭，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去，不留一字，实也干净。只是故交们有些过意不去。侨居美国的毛一波寄来了一些钱，故交们集了些。为李石锋出了一本薄薄的纪念文集。其中选了李石锋一些杂文，聊作“雪泥鸿爪”一现予人世间！！全自贡市的右派份子，只有王泽隆一个离开了自贡市。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个副部长打电话来自贡市专令调回北京的，回北京，安置到教育部作了个司长。

　　右派份子们最关心的还有一个票子问题。白挨了二十年“坑”，难道就一点表示也没有吗？其他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以“冤、假、错”案平反了的，都算清了账，而且补发了工资。右派份子这二十年的账怎么算？算还是不算？对那血汗淋漓的二十年，能不关心吗？。。。。。。传闻很多，多种版本，右派份子们等着发财吧！一说中央在某市搞了“试点”，分别情况予以补发。对于“一切抹光”的，从“抹光”之日算起，工资全补。降级降薪的，从降之日起计算，补足降前的数额。据说有补发一万块的、近两万的、少则几千的。。。。。。这在当年是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目。当年还没有“万元户”之说呢。右派份子对于此一说法觉得也可接受。虽然挨了冤枉，也不想多要你的，这应该给我的就算给我吧。。。。。。又说，这个数额太大了，要一百个亿，没有钱。一个什么外国的什么什么机构，愿意出这一百个亿来给右派份子，但中央不接受。。。。。。又说宋庆龄愿意去酬划这一百个亿，中央不同意。。。。。。最后说是只能有个“小表示”。重庆的右派分子来信说，在重庆的右派份子按照一份三百块到七百块。人人有份。几百块钱在那个年月也是好几个月或是一年多的工资，也不算小数目。当然比起二十年“明算账”动撤上万块钱相较，是太少了，几十倍的差距，虽然不“明算账”但也聊胜于无啊！。。。。。。到了这个自贡市。聊胜于无也盼了个空。。、。。。大多数右派份子一文钱的“小表示”也没有。再后来知道中央这笔“小表示”的钱是拨到了自贡市的，可是市里却只拿出了很少一部分，悄悄的发给了少数的右派份子。而对于大多的右派份子采取了“保密措施”。把大多数的钱挪作它用了。这消息传开之后。当然激起了大忿怒。少不了骂这些狼心狗肺的混蛋们。对于那血汗淋漓的二十年！这么一丁点的“小表示”，也忍心挪用了，真是狼心狗肺之徒！那一届市政协里。我们学校的右派份子王明慧，我有个弟弟曾纯一也是右派份子，是律师，是那一届的市政协委员，联络了几个右派份子市政协委员，弄了个提案。要求追查此一挪用事件，结果不了了之。在这么个倒霉的地方，你只得自认倒霉。

　　在“改正错划”之后，要把我安置到路边井中学去。我不想去，十七中的校长林叔明也不想放我走，她悄悄地给我作工作说：曾老师，你不想去的话，如果态度坚决，他们恐怕也。。。。。。你自己可以去找一找“落实政策办公室”。我也可以去帮你找找组织部。。。。。。我去找了教育局，一个管这事的局长。他一派官腔，这不行，那不许。他实在不知道曾老师何许人也。我缓缓的、轻声、有力的一字一顿的告知这位局长。请你把我的关系转回“落办”去。然后，转身扬长而去。。。。。。过了几天，一个副局长和一个干事来到了十七中，找我个别谈话。那位副局长说：听说曾老师的水平很高，前次的安排有些考虑不到，想请你到教师进修校去。。。。。。我觉得比那个打官腔的局长来，态度很平等也诚恳。我说：不当班主任，可以考虑的。。。。。。林叔明去作了些工作，我被正式安置到了十七中。当时被安置的右派份子工资从二十五级最高到二十二级。给了我个二十三级。。。。。。后来，重庆师范学院第三次的“改正错划”通知书来了之后才恢复到了二十级。那是一九五二年全国首次评定国家干部级别时候被评定的。那时候国家干部从一级到二十八级：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是一级干部，一个月工资五百来块钱。。。。。。十七级是县级，十九级是科级，二十级是副科级，月工资是六十四块钱。二十二级月工资五十来块钱，正好是最高的一级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当然，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诸多等级不同的“富利待遇”、特殊享受之类，这种“隐形”、“灰色”的“实惠”以官阶的大小，其差距则非十倍之差，百倍、千倍也难以计算的了。。。。。。我这个二十级从一九五二年全国首次评定拿到一九八五年，历经三十三年，〔其中二十年当右派分子期间还一文不鸣！〕官运亨通的自然已经爬了多少个台阶了，上升四、五级的都有。。。。。。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央下令象我这样五十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要一次调升两级，才调为十八级，一辈子也就调升了这么一次工资！二十级相当于教师六级。月工资都是六十四元。以后变成了十八级有近八十元，在自贡市当时的中学里面算是工资高的了，就这样在十七中留了下来，继续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课，干这“吃白墨灰”的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