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学必读之书"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是以周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兵书。它的书名在战国时就已见诸《庄子》一书的记载。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
《淮南子》注和《后汉书》认为，《六韬》出自殷周之际的姜太公吕望之手。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它写成于周惠王、襄王之间（前676年至前619年），或周显王时（前368年至前321年），或孔子（前552年至前479年）时。
唐以后人多倾向于此书并非太公所著，不是先秦时书，而是出自秦汉间人或汉以后人的伪造。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出土后，学者们多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而不是出于秦以后人的伪造。
另外，又有人认为，姜太公撰作《六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必有它的根据，不可随意否定。《六韬》的一些基本思想很可能来源于太公，由春秋中叶和战国中叶人撰写、扩展、补充成书，又经过汉人的附益，才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说法接近于目录学大师余嘉锡的观点，较为可信。
《六韬》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军事经典著作，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广泛流传，具有很大的影响，深受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六韬》被定为武学必读之书，位居《武经七书》之首。
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古代兵家学习、研究和不断引用的军事经典。
《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12篇文字，主要阐述了政治（文治）和军事（武功）的关系。《文韬》认为，政治先于军事。政治是军事的基础，军事则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指出，战争本乎道义，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就必须运用"文韬"，即通过政治收揽天下人之心。收揽人心的关键在于爱民，在于按为君之道施政行事，处理好君臣关系，推行相应的内外政策和发展经济。
具体来说，《文韬》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和天下人利益一致，休戚与共，才能取得天下。反之，就会为天下人所唾弃。而要做到与天下人利益一致，就必须实行"仁"、"义"、"道"、"德"，与人民一齐顺从天时，共享土地所产生的财富，免除人之死，替人排忧解难，与人民忧乐好恶相共，给人民以种种利益，亦即使人民不失业，不误农时，减少刑罚，减轻赋敛、徭役，不苛扰百姓，爱民如子弟。君主只要实行爱民之道，自然就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从而取得天下。所以，君主应抑制自己的私欲，无为而治。官吏要忠贞爱民，廉洁奉公。人民要孝顺父母和长辈，爱护子女和晚辈，一心从事农耕和纺织。国家要努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实现富足的目标。对外应安抚近邻，控制四方。发动战争前要事先秘密地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公开声讨敌人，号召天下之人一齐征讨。
《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5篇，主要从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在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同时，还要采取"修德"、"安民"等政治手段争取民心，瓦解敌人，加速其崩溃的过程，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战争的胜利，甚至做到不战而胜。
《武韬》指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进行战争是为了吊民伐罪。战前应秘密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看准时机，发动进攻。其次，是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武韬》认为，天下之人都欢迎给自己以好处的人，而不欢迎损害自己利益的人。不掠夺人民，就是予人民以好处。不侵犯别国的利益，就是使各国获益。不垄断天下的利益，就是使天下之人都得利。所以，只要不侵夺人民和各国的利益，不独占天下之利，就能得到人民和各国，以及天下之人的拥护，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不战而胜。再次，是运用"文伐"，即发动政治攻势。"武韬"列举了12种具体的谋略，主张用这些权谋诡诈的方法，去利用、扩大、加剧敌人的内部矛盾，以分化、瓦解和削弱对方，为军事进攻铺平道路，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手段。最后，行事要合乎用兵之道，按照战争的基本规律采取行动，才能取得胜利。
《龙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厉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等13篇，主要论述军队的统帅和指挥等问题。如怎样遴选将领，拜将立帅，编组统帅部，树立将帅的威信，鼓舞士气，秘密通讯和临敌致胜等。它将"智"、"信"、"仁"、"勇"、"忠"作为选择将帅的标准，主张用8种方法考验将帅，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军权授予通过考验的统帅。其中"王翼"篇对统帅部的组成，作了详尽而全面的阐述，对统帅部各种人员的配备、人数和职责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阴符"篇记载了利用不同长度的符节表示不同的意思的方法，进行秘密的通讯联络。"阴书"篇则记载了将一封信分作3份，由3人分别送达的秘密通信法。"军势"和"奇兵"篇揭示了临阵决战，创造和利用优势，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的一些原则。"五音"、"兵徵"篇将阴阳五行学说引为其理论的基础，其中不乏牵强附会和迷信之处。
《虎韬》包括"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12篇，分别论述了兵器、军用器材的种类及其性能，以及突围、渡河、对阵、迂回、伏击和反伏击、攻城、反火攻等各种形式的作战形式和战术问题。
《豹韬》包括"林战"、"突战"、"敌强"、"敌武"、"乌云山兵"、"乌云泽兵"、"少众"、"分险"等8篇，分别论述了在森林、山地、江河水泽地带和险阻地形下的作战方法，并对特种地形和特殊情况下的作战原则，如抗击突然袭击、夜袭和以寡击众，以弱击强等原则进行了总结。
《犬韬》包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10篇，分别论述军队的分合集结，如何按一定的标准选拔勇猛有力、武艺高强娴熟的步兵、车兵和骑兵，充当军队的基层军官和常备兵，如何训练军队。值得一提的是，《犬韬》还在逐一论述步兵、车兵和骑兵诸兵种的性能、战斗力、阵法和作战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地形条件和敌情的变化，指出步兵贵在知变化，车兵贵在明晓地形，骑兵贵在了解别径奇道，提出了步兵抗击车骑的方法，车兵有"十胜八害"，骑兵有"十胜九败"，揭示了使用各种不同兵种的原则和方法，开创了对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研究。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是以周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兵书。它的书名在战国时就已见诸《庄子》一书的记载。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
《淮南子》注和《后汉书》认为，《六韬》出自殷周之际的姜太公吕望之手。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它写成于周惠王、襄王之间（前676年至前619年），或周显王时（前368年至前321年），或孔子（前552年至前479年）时。
唐以后人多倾向于此书并非太公所著，不是先秦时书，而是出自秦汉间人或汉以后人的伪造。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出土后，学者们多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而不是出于秦以后人的伪造。
另外，又有人认为，姜太公撰作《六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必有它的根据，不可随意否定。《六韬》的一些基本思想很可能来源于太公，由春秋中叶和战国中叶人撰写、扩展、补充成书，又经过汉人的附益，才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说法接近于目录学大师余嘉锡的观点，较为可信。
《六韬》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军事经典著作，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广泛流传，具有很大的影响，深受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六韬》被定为武学必读之书，位居《武经七书》之首。
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古代兵家学习、研究和不断引用的军事经典。
《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12篇文字，主要阐述了政治（文治）和军事（武功）的关系。《文韬》认为，政治先于军事。政治是军事的基础，军事则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指出，战争本乎道义，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就必须运用"文韬"，即通过政治收揽天下人之心。收揽人心的关键在于爱民，在于按为君之道施政行事，处理好君臣关系，推行相应的内外政策和发展经济。
具体来说，《文韬》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和天下人利益一致，休戚与共，才能取得天下。反之，就会为天下人所唾弃。而要做到与天下人利益一致，就必须实行"仁"、"义"、"道"、"德"，与人民一齐顺从天时，共享土地所产生的财富，免除人之死，替人排忧解难，与人民忧乐好恶相共，给人民以种种利益，亦即使人民不失业，不误农时，减少刑罚，减轻赋敛、徭役，不苛扰百姓，爱民如子弟。君主只要实行爱民之道，自然就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从而取得天下。所以，君主应抑制自己的私欲，无为而治。官吏要忠贞爱民，廉洁奉公。人民要孝顺父母和长辈，爱护子女和晚辈，一心从事农耕和纺织。国家要努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实现富足的目标。对外应安抚近邻，控制四方。发动战争前要事先秘密地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公开声讨敌人，号召天下之人一齐征讨。
《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5篇，主要从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在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同时，还要采取"修德"、"安民"等政治手段争取民心，瓦解敌人，加速其崩溃的过程，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战争的胜利，甚至做到不战而胜。
《武韬》指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进行战争是为了吊民伐罪。战前应秘密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看准时机，发动进攻。其次，是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武韬》认为，天下之人都欢迎给自己以好处的人，而不欢迎损害自己利益的人。不掠夺人民，就是予人民以好处。不侵犯别国的利益，就是使各国获益。不垄断天下的利益，就是使天下之人都得利。所以，只要不侵夺人民和各国的利益，不独占天下之利，就能得到人民和各国，以及天下之人的拥护，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不战而胜。再次，是运用"文伐"，即发动政治攻势。"武韬"列举了12种具体的谋略，主张用这些权谋诡诈的方法，去利用、扩大、加剧敌人的内部矛盾，以分化、瓦解和削弱对方，为军事进攻铺平道路，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手段。最后，行事要合乎用兵之道，按照战争的基本规律采取行动，才能取得胜利。
《龙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厉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等13篇，主要论述军队的统帅和指挥等问题。如怎样遴选将领，拜将立帅，编组统帅部，树立将帅的威信，鼓舞士气，秘密通讯和临敌致胜等。它将"智"、"信"、"仁"、"勇"、"忠"作为选择将帅的标准，主张用8种方法考验将帅，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军权授予通过考验的统帅。其中"王翼"篇对统帅部的组成，作了详尽而全面的阐述，对统帅部各种人员的配备、人数和职责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阴符"篇记载了利用不同长度的符节表示不同的意思的方法，进行秘密的通讯联络。"阴书"篇则记载了将一封信分作3份，由3人分别送达的秘密通信法。"军势"和"奇兵"篇揭示了临阵决战，创造和利用优势，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的一些原则。"五音"、"兵徵"篇将阴阳五行学说引为其理论的基础，其中不乏牵强附会和迷信之处。
《虎韬》包括"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12篇，分别论述了兵器、军用器材的种类及其性能，以及突围、渡河、对阵、迂回、伏击和反伏击、攻城、反火攻等各种形式的作战形式和战术问题。
《豹韬》包括"林战"、"突战"、"敌强"、"敌武"、"乌云山兵"、"乌云泽兵"、"少众"、"分险"等8篇，分别论述了在森林、山地、江河水泽地带和险阻地形下的作战方法，并对特种地形和特殊情况下的作战原则，如抗击突然袭击、夜袭和以寡击众，以弱击强等原则进行了总结。
《犬韬》包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10篇，分别论述军队的分合集结，如何按一定的标准选拔勇猛有力、武艺高强娴熟的步兵、车兵和骑兵，充当军队的基层军官和常备兵，如何训练军队。值得一提的是，《犬韬》还在逐一论述步兵、车兵和骑兵诸兵种的性能、战斗力、阵法和作战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地形条件和敌情的变化，指出步兵贵在知变化，车兵贵在明晓地形，骑兵贵在了解别径奇道，提出了步兵抗击车骑的方法，车兵有"十胜八害"，骑兵有"十胜九败"，揭示了使用各种不同兵种的原则和方法，开创了对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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