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四十二、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

北洋军阀史话 作者:丁中江著


  前文曾提到孙中山入京的事。原来民国元年4月3日孙中山交卸大总统后,无官一身轻,乃离京至上海,随行有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李晓生等。在上海遇到廿年前旧友宋嘉树,相见甚欢,乃下榻宋寓,畅叙往事,并请宋引导胡汉民等至西服店添制西服,孙中山并说:“尽量做,多多益善。”

  4月9日晨,孙中山率胡汉民等廿余人抵达武汉,会晤副总统黎元洪,共留武汉三天。武汉方面举行盛大欢迎会,并请孙中山演讲民生主义。据说黎元洪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太懂,且持反对意见。这是黎元洪首次和孙中山会面,黎的表现给同盟会的巨头们很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胡汉民。胡为人高傲,和黎谈政治,黎浑浑然,于是胡便不理睬黎。自此而后,黎和同盟会便距离更远了。

  袁世凯听说孙中山到了武汉,深怕南京和武汉合流以对抗北京,因此急遣唐在礼、范源濂、张大昕和王揖唐持亲笔函至武汉,恭邀孙中山赴北京访问。4月11日孙中山在汉口行辕接见范源濂和张大昕,范、张把袁的亲笔函当面呈递。袁函如下:

  “中山仁兄先生阁下:大业告成,高飞遐举,鸿冥天幂,蝉脱尘埃,企慕私忱党的纲领和斗争策略,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攻击和,匪言可喻。顷得沪上消息,知大驾将赴鄂中与黎君宋卿倾谈国事,两贤相聚,天炳德星。世凯羁滞幽燕,不获饫闻政论,伊人秋水,寤寐交萦。本拟欢迎旌节,示我周行。因前承电复须先回粤一行,粤事棼如乱丝,非先生才望不足以转危为安,世凯何敢以一人之私,孤粤中父老云霓之望。惟数月后,粤事大定,务请屈临指教,俾纾辋饥。兹遣范君静生、张君真吾两员莅鄂上候起居,并呈小影,一如世凯躬陪盛宴,亲挹雄谈。临颖神驰,无任延跂,惟为自重不宣。”

  该函为红色八行笺楷书,末亲署“袁世凯叩上”五字,无月日。

  4月12日孙中山一行离鄂,14日返抵上海,换乘泰顺轮南下。25日抵福州,在闽只停留一天,继续乘轮前往广东。24日抵香港,改搭宝璧兵舰,25日下午抵广州。广州万人空巷欢迎这位同乡伟人莅临,而孙中山自首次倡义被香港放逐起,足不踏广州城已17年,这次重临,虽不是衣锦荣归,却是功成还乡,其中滋味,非亲历者无法体味。

  广东省的代理都督是陈炯明,他见到孙中山偕胡汉民返粤,胡是他的老长官,从任何方面说,胡已交卸了临时大总统的秘书长重返广州永田广志(1904—1947)日本哲学家。1929年参加无产,他似乎代理的任务已告结束,加以广东内部都是拥胡的人,他亦无法恋栈,于是他在欢迎孙中山一行抵穗,并于当晚公宴款待后即托故赴香港,并请陆军司长邓铿(仲元)邀胡汉民至督府,由朱执信告胡说陈已去港,请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胡是个书生,认为都督一职已交给陈炯明,自己怎可再作冯妇,因此坚持不肯接受。这时孙中山正在省参议会演说,演说完毕来都督府,大家把陈去及希望胡来种种报告孙中山。孙中山赞成胡汉民复职,并且来一个激将法,表示自己愿为都督府的秘书长,这一来使胡惊骇不已,乃允复职,但必需陈炯明回粤为条件。当场决定由朱执信赴港邀陈炯明来穗。4月27日午后,广东省议会票决胡汉民复任广东省都督。胡就职后乃通告全省:

  “本都督受人民重托,为维持地方起见,断不敢姑息苟安,以贻后患。粤省匪氛未靖,尤在厉行军政,务使内地一律肃清,继续陈前都督所未竟之业。倘有心怀不轨,希图扰乱公安者,本都督惟知执法严惩,决不宽贷。”

  胡以都督兼民政长及同盟会广东支部长,任陈炯明为护军使,邓铿为陆军司长,廖仲恺为财政司长,罗文干为司法司长,朱执信为核计院长兼广阳绥靖处督办,邹鲁为官银钱局总办。

  孙中山返粤后即居住广州,有时赴澳门、香港。

  孙中山北京之行的酝酿,已经好多个月了,最后决定启程的日期是8月17日乘新铭轮北上,后又改为搭18日的安平商轮。就在筹备动身时,北京传来消息,袁世凯15日以秘密军法枪杀张振武和方维。上海方面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同志蔡元培、吴敬恒、徐宗汉(黄兴的夫人)等都反对孙、黄赴北京,认为袁世凯无信无义。而北京、天津方面的党人也因袁残害革命同志,包藏祸心,来电劝阻。孙中山则主张以诚信感化袁,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袁”,不过同意黄兴暂缓北上,由其“单刀赴会”。这时候黄兴正染喉疾,于是孙行黄止便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决定。

  黄兴和宋教仁是当时革命领导人物中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对袁世凯来说,袁在人格上,革命功勋上,革命思想上都无法和孙中山相比,所以袁所仇视的真正对象不是革命创造者孙中山,而革命实行家黄兴和政党策划专家宋教仁。

  袁早就想促成一次民国四巨头会议,就是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一同到北京来。这个四巨头会议的积极意义是宣告中外,民国已经统一了;消极意义是袁个人总统地位已经确定,便需要加强四巨头的联系,以化除相互的成见。可是袁这个目的只达到了一半,由于张振武案发生,黎元洪不敢到北京来,怕参议院和舆论轰他;怕袁或同盟会方面对他采取不利的手段,所以黎是绝对不会来了。黄兴也由于张振武案而裹足不前。但孙中山的北上晤袁,则是民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

  孙中山毕生以诚信感人,从不关心个人的安危,只想用自己的精诚和善意去感化老袁。他轻入虎穴,不计危险,想说服袁世凯能和同盟会真诚合作,摆脱北方的旧势力,同意迁都南京。

  袁世凯对于孙中山敢于单刀赴会的精神,不由得暗中惊佩,他极力装出非常热诚的欢迎姿态,派总统专用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到前门外迎接孙中山,并命北京的军警,以总统之礼欢迎。北京全城市民则是自动地热烈欢迎这位革命伟人,全城悬旗致敬!

  孙中山抵京后下榻迎宾馆。孙、袁两位还是第一次晤面,袁见到这位手创民国的革命伟人,满脸堆着笑容,握手握得特别亲热。从此三日一大宴,两日一密谈,前后竟谈了13次。

  君子可欺以其方,袁使用了另一套手法对付孙中山。孙中山以诚信待人,竟相信袁。这里可以从孙中山给黄兴的一通电报看出:

  “到京后与项城接谈二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于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各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赴北京的目的,是想以德化袁,以诚信使袁归附,所以他的北行任务有三:一是拟吸收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且愿意把党魁的地位让给袁,使袁能为党所用;二是拟以政党责任内阁限制袁滥用总统权力,以便与袁真诚合作;三是拟说服袁仍然迁都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和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竞选民国的正式总统,以让袁在毫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正式总统。他还进一步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以安定国家政治的主张。

  9月6日,孙中山抽空到张家口去眺望长城景色。对北中国的风物,这位民国伟人是生疏的,他毕生奔走革命,推翻清廷,创建民国,功成不居,退位让袁,如今以国民一分子,仆仆风尘,不忘国家统一和建设,这种坦荡的胸怀,实在是令人崇敬万分的!可是,他在北方的努力都白费了,由于袁世凯已是一个入了魔道的霸王,他对于这位革命伟人对他的感化,完全没有接受。民国初年政治陷于动乱,以及袁后来称帝失败,可以说与这次孙、袁晤面,袁不能接受孙的教诲有很大关系。

  孙中山在北京前后住了一个月,和袁的谈话共13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时起到夜晚10时至12时,更有三四次是谈到午夜二时以后。这些会晤,除了孙、袁两人而外,有时则有梁士诒参加。由于会谈没有公布,因此内容是讳莫如深的。据说有一晚孙中山对袁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则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袁微笑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一晚上孙、袁谈到一点钟,梁士诒送孙中山返行馆,孙留梁叙谈,曾说:“我与项城的谈话,所见略同,我的政见,他都能领会,但有一事我至今尚不明白,我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根本谈不到,欲解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与项城谈到耕者有其田的政见,以为项城必会反对,怎知他不但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我实在不解是何故?”梁答说:“先生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

  孙中山究竟把他的三个北行目的对袁说了没有,不得而知,但他曾和袁说到收回硬币而代以纸币的政策。他每提出一个问题,袁都击节赞赏,从没有不同意。有一天两人谈到兴高彩烈时,袁兴奋地站了起来,举手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

  袁对孙中山的态度是亲切、诚恳、百依百顺,使孙中山错误地认为袁的一切并不如传言中的恶劣。袁从未对孙中山提过什么要求,仅只谈过一件事是梁启超回国问题。袁说:“辛亥年我组织责任内阁时,曾经请梁卓如回国来担任司法部副大臣,他虽然没有回国,但此后经常和我通信,我知道他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现在允许他回国来参加政治,对我们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多少可以得到他的一些帮助。”孙立即同意了袁的意见。原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得了日人山田、少村俊三郎、野口内多三个人的掩护,由天津逃到日本,从事保皇立宪的运动。中华民国成立后,云南都督蔡锷电请黎元洪转电中央政府,要求起用他的老师梁启超,对袁世凯来说,他正想把这个君主立宪派领袖延揽回国,以供他的利用。所以他才如此热心地向孙中山提议,希望孙不念旧恶,给梁以效力民国的机会。

  孙中山既然相信袁有合作就范的诚意,于是敦促黄兴仍来北京一行,俾免心中有所不快。黄虽不惬于袁的为人,但为调和南北,维持大局起见,乃毅然前往北京。

  早在7月中旬,袁即遣蒋作宾持亲笔函和照片访黄,邀黄入京,黄当时复袁函如下:

  “慰公先生大总统钧鉴:日昨由蒋雨严(作宾)次长交到手书尊照。既见鬷蔑之心,如睹叶公之面,私衷钦仰,未可言喻。念自南北统一,先生独排众议,竭力主持,造福国民,诚非浅鲜。方今建设伊始,经纬万端,财政日陷于危机,舆论未衷于一致,潮流所至,国本堪虞,尤赖展布鸿猷,以匡大局。兴历年奔走,学殖久荒,才智不及中人,精力亦渐疲惫。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迭次忝膺重任,勉竭驽钝,实无寸长,退职之余,方思补过,而赐示乃奖励逾量,策以方来,命速至京,共筹大计,再三祗诵,愧悚弥深。惟是国事关怀,肝胆尚存,深念我公独当冲要,劳怨不辞,兴也何人,岂敢惜此一行,苟安旦夕,虽管蠡之见无可贡献,而得见君子,借聆名言,实所欣愿。前因风扇伤手,疮痕未愈,近复脚气发痛,跬步艰难,俟稍就痊可,即当遵命北行,抠衣进谒。兹因蒋次长还京之便,附呈相片,先表企慕之忱,伏维垂鉴。敬颂钧安!黄兴顿首。”

  袁又以大总统名义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黄于9月12日上书辞谢。辞函云:

  “大总统赐鉴:元年9月7日奉钧令授兴为陆军上将。闻命之下,愧悚莫名。……兴湘上书生,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十年以后,屡蹶屡起,中间亡命海外,虽不敢苟安旦夕,爱惜余生,然多败垂成,无功可纪。去岁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卒致一体赞成,建设民国,时仅三月,兵不蔓延,而大局略定,皆出于我大总统救国之决心,与全国同胞之毅力。兴随诸君子后,强效驰驱,本国民分所应为,乃蒙宠以殊荣,侪之上将,则是不谙武学之身,滥竽军界……才同下驷,位忝冠军,时值种瓜,功非老将,倘竟被此荣名,恐无以励戎行而诏来兹也。况复河口督师,丧吾精锐,粤城苦战,失我良朋,以及历年各处相从起义,或运动革命,而身死妻离子散,久陷囹圄者,数且千百计。汉阳之役,舆尸多凶,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今独以侥幸残生,靦膺上赏,回念荒原白骨,冢且垒垒,创造共和,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曾记日本社会党有歌云:‘彼大将胸间光辉灿烂之物,原非荣誉之金鸡勋章,乃为最可怜之兵卒骷髅’,今之上将头衔,何以异此!此则兴午夜扪心,诵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而悲不自胜者也。务恳我大总统俯鉴愚忱而重视名器,不可滥假,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咎戾,实所感激,不胜屏营之至。”

  袁世凯这时正在讨好孙、黄,因此对黄的谦辞批复不准:

  “据呈阅悉,该前留守,奔走国事廿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所经历,中外咸知,即起诸先烈于九泉而质之,当无愧色。授以上将,非曰酬庸之典,只征心理之同。来呈谓共和造成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抚今悼昔,悲壮苍凉;蒿目时艰,弥深悚惕。斯则本大总统与国民所当同思惕励,永矢不忘者也。该前留守谦挹之怀,足以风世,惟事经国务会议,佥谓该前留守名冠军界,众论翕然,所请收回成命,碍难照准。”

  8月27日黄兴在上海搭铭新轮北上,同行的有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何成浚、赵铁、徐少秋、徐申伯、梅同生、杨谱笙、陆惠生、龚禁侵、孙棣山等。北京特派总统府顾问官张仲华和旅长陈元白来接。宋教仁则迎于天津。9月11日抵北京,北京政府和各界热烈欢迎,其隆重仅稍逊于孙中山。第二天黄赴总统府拜访袁,袁同样地和黄热烈握手,亲切寒暄。

  21日晚八时袁正式宴黄及随来诸人,同座者有参议院正副议长、秘书长、各部总次长及各高级军官约七八十人。酒酣,袁起立致欢迎词:

  “现在世界专制国断不能存立,非建设共和不可。盖专制国为家天下,仅以少数人负国家责任,故国事愈颓废;共和国为公天下,以全国人负国家责任,故国家可振兴。时至今日我国非采用共和国体不足以巩固国基。克强先生有见于此,惨淡经营,苦心创设共和,其丰功伟烈彰彰在人耳目,无俟赘述。在南京留守府时军队林立,鄙人未能时时接济饷项,先生于军饷缺乏之余,不仅能镇慑军心,并能首倡退伍,此先生至诚感人,是谓武备的精神,望我军界诸君均以先生武备的精神为模范,然后可维持于不败。曾涤生云真心爱国百折不回,先生艰苦卓绝成此大业,乃所谓真心爱国百折不回者,鄙人极为钦佩。就一班人观之,皆谓克强先生为磊落英雄,据鄙人所见不仅是磊落英雄,更是诚笃君子。鄙人对于先生敬之爱之,莫可言喻。此次先生北来,各界极欢迎,我两人相见所谈政见均属相同,先生所筹划各事或皆出于真挚爱国之心,由惨淡经营而来,切实可行。今人言以国家为前提者甚多,大率口头禅,惟先生真是以国家为前提云。”

  黄兴答词:“今谬蒙大总统奖饰逾恒,愧不敢当。共和成立,实赖大总统救国之决心及国务员与各军长、师长各位一致赞助,始能收此效果,兴极为感佩。现在国基初立,建设之事甚多,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人民,当此艰巨困难之时局,一方面要维持破坏秩序,一方面要建立共和国家基础,其困难情形可以想见。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苦心规划,尤为感佩。以后国家困难之事,或较今日为尤甚,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使中华民国与各国立于平等之地位,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此兴之所希望于在座诸君,并用以自勉者。”

  孙中山在北京的活动,非常普遍,他认为革命并非以排满为目的,而是在于以平等地位结合五族汇为大中华民族。因此他曾和前清摄政王载沣互相拜会,前清隆裕太后曾命太保世续开放颐和园欢迎他参观,9月12日又命贝子溥伦等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公。席间并由溥伦致欢迎辞。溥伦说:

  “两先生都是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这次国体变更,完全是两先生鼓吹奔走之力,咱们太后久仰孙先生的仁德,且信共和政体为廿世纪大势所趋,所以毅然以国政还之国人。咱们所期待的五族一律平等,国基从此永固,皇族受福无穷。”

  这天,孙中山感染喉疾,所以没有讲话,改由黄兴起立致答辞,黄说:

  “这次共和告成,是由孙先生数十年的领导,坚苦卓绝,才使国人闻风景从,人心依归;如果没有隆裕太后的明哲,毅然决然主张让国退位,则革命成功不能如此容易。所以我们今天追源溯始,隆裕太后对于民国成立也有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举杯为她的健康干一杯!”

  10月3日参谋部在颐和园欢宴革命党的两位伟大军人

  黄兴和陈其美,邀请了前清太保世续作陪。黄兴和世续坐得很近,黄问起溥仪的起居近况,世续说溥仪今年四岁,已经剪了发,每日读书写字甚勤。黄说:“我们今天五族一家,清朝皇族多才,也是民国之福。”

  由于这几位创建民国的伟人在北京的态度,使得退位的清朝皇族感到非常安慰,认为他们今后在新中国里面是不会遭到迫害或是清算的了。

  袁世凯本希望在民国元年双十节(即辛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于北京举行孙、黄、袁、黎四巨头会议,共同签署了一个施政纲领。因为民国《约法》早经公布,可是政府本身并无明确切实的施政纲领。在辛亥武昌起义周年,孙、黄、黎如能联袂晋京,不仅象征全国统一,也奠定了袁的总统地位。不巧是黎元洪因张振武案不敢入京,四巨头只好改成三巨头会议。孙、黄、袁三巨头几番讨论,最后确定了大纲八条,用电报征得副总统黎元洪的同意,遂于9月25日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宣布“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全文是:

  “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本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除成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

  (一)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根据这八大政策,又订定了实行手续四项协议:

  (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的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

  (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上项协定和实行步骤,没有一项提到遵守《临时约法》,尊重国会和贯彻责任内阁的一些根本问题,条文有些抽象而不具体。袁当然是达到了目的,因为中央政府好像就是袁个人的中央,且从这个宣言中把一切大权抓到袁手里。让他主持军事、举借外债,国民党所主张把首都迁回南京的问题竟只字没有提到。只是孙中山被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黄兴则被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

  这就是革命伟人们的热情和爱国热心,斗不过袁世凯这个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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