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五章 再度北伐

民国春秋 作者:刘凤舞 编著


  李济深、黄绍竑不甘心失败,暗中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夹击广州。张发奎、黄琪翔把第四军主力调至东、西两江,以图一鼓作气戡平广西。张、黄主力西调,造成了广州城的空虚。第4军军长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托给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让他代行其事。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共产党趁广州防务空虚,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在西江前线的张发奎猝不及防。

  原来那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组建的,内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8月4日,教导团奉命从武汉抵达九江。张发奎突然下令要全团缴械,进行“清党”。许多学员怕遭到屠杀,纷纷离队。叶剑英利用同张发奎、黄琪翔的老交情,兼任了教导团团长,教导团改称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亲率这支革命武装力量,沿赣江南下,9月中旬教导团进到广东南雄时,叶剑英先往广州。

  叶剑英来到广州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动广州起义,是时,周恩来、叶挺、恽代英、张太雷、聂荣臻等相继转往香港,策划广州起义。随后,周恩来去上海党中央工作,其他人留下负责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应召秘密去香港同恽代英等见面,回广州后便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较场四标营。为了避免他人疑忌,叶剑英辞去了教导团团长职务,并向张发奎建议由杨树淞代理团长。教导团地下党组织吸收了100多人入党,全团1300余人,绝大部分倾向革命,其中有共产党员200多人,3个营长都是共产党员。

  中共广东省委要叶剑英设法把第四军警卫团拉入起义队伍,新编警卫团只有少数人是地下党员。叶剑英以广州城防空虚为由,向张发奎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正中张发奎下怀,张便问:“谁来当团长?”

  叶回答道:“听说有个琼州人姓梁,北伐打仗很勇敢,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张发奎立即说:“是梁秉枢吧!这个人我认识,就把他调来当团长。”

  这样,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便当上了警卫团团长。随后,共产党员张诗教、陶铸等也被安排在警卫团担任领导职务,还吸收了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300多人。

  11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由香港秘密到达广州,当晚召开省常委会议,决定12月12日举行起义。12月4日,张太雷在黄花冈召集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等的200余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7日,又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发动起义。不料,工人赤卫队设在小北街的大安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得到报告后,连夜派其妻陈璧君回粤,面告张发奎立即镇压暴动。汪精卫又连发3电,要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共产党已组织广州工人赤卫队3000余名队员准备参加起义。

  12月9日,黄琪翔匆忙从前线返回广州,参与策划武装镇压起义军。公安局长朱晖日主张大施屠杀,叶剑英极力反对,担保教导团没有赤化;黄琪翔也不赞成屠杀主张。张发奎虽然没立即动手,但他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赶回,准备镇压广州起义。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中央派叶挺来广州负责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在12月10日从香港来到广州,当晚即投入紧张的起义部署。领导广州起义的领导班子成员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

  12月11日凌晨3时半,沉睡的羊城被枪声惊醒。教导团分3路出动:东路由叶挺亲自率领第二营,乘坐汽车直扑沙河镇、燕塘,解决步兵团、炮兵团部,又回师黄华路,攻击造币厂和文德路上的敌第12师后方留守处;北路教导团第三营,攻击观音山和省长公署;中路由徐光英率领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攻击东较场、广九车站和公安局。警卫团首先处决了参谋长唐继元和两个反动连长,以第三营主攻,分头攻打驻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司令部、仰忠街第4军军械库。黄埔军校特务营在王侃予率领下,处决了几名反动军官,从黄埔岛乘渡船过江,去攻占鱼珠炮台。埋伏在国民党军政机关附近的各路工人赤卫队向攻击目标出动,徐向前指挥第6联队首先冲进警察局,把睡梦中的一个班全部缴械后,再冲向下一个进攻目标。

  起义军占领观音山下的公安局后,便在那里设立军事委员会指挥部,广州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工人赤卫队为第一军;海丰农民军为第二军;教导团、警卫团为第三军。叶挺为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徐光英为参谋长。

  武装起义的枪声驱散了羊城的黑暗,迎来了新的黎明。工农红军占领全城,立即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即“广州公社”,推选苏兆征为主席(张太雷代),黄平为内务兼外交委员,杨殷为肃反委员,周文雍为劳动委员,彭湃为土地委员(赵自选代),陈郁为司法委员,何来为经济委员,张太雷为海陆军委员,恽代英为秘书长。

  逃到珠江南岸的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朱晖日等,匆忙赶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集军队,开始反扑,逐渐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张发奎乘坐“宝璧号”军舰,黄琪翔乘坐“江大号”军舰,指挥海军炮击长堤。英国军舰“摩轩号”、“莫丽翁号”,美国军舰“沙克拉号”,都派出陆战队登岸,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在西堤强行登岸。英军又调水兵2000人,法军调水兵400人,日军调水兵300人,共守沙面。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围攻起义军。

  12日上午,敌人攻占了观音山的一些山头。张太雷由西瓜园返回的途中,不幸中弹牺牲。李福林的第五军也从珠江南岸进犯江北市区。傍晚,敌人已抢占了市内的主要据点,市内的反动分子乘机抢劫、放火,一时火光冲天,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分散转移,有的去了香港、九龙,有的从香港转赴上海党中央,有的奔向东江。一部分武装连夜撤退到广州以北的花县。张发奎、李福林等对起义者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市内和河南前后被杀者达七八千人,汪精卫打电报来说:“去共务尽。”宁可错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

  撤退到花县的1000余人,改编成红四师,选叶镛为师长、袁国平为党代表、唐澍为党委书记、王侃予为政治部主任。这支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转战,于1928年元月来到海丰县城,同红二师会合。

  广州起义失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桂系派兵搜查了汉口苏联领事馆,大捕共产党人,武汉大学也被搜查,前财政厅长詹大悲、教育厅长李汉俊被枪决。各地苏联领事纷纷下旗回国,工人罢工和民众集合游行均被禁止。

  国民党右派和桂系利用广州起义,向汪精卫集团发起攻击,称此为“汪派与中共合演的双簧戏法”。吴稚晖等借题发挥,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委邓泽如提出拿办汪精卫集团的主张。汪精卫见势不妙,即避往医院,拒不见客,白崇禧亲往法租界联系,部署捕杀汪精卫等,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等的住处受到搜查,各省在右派主持下的国民党省党部,也涌现出一片反汪和讨伐张、黄的声浪。

  汪精卫集团势孤力薄,处境非常尴尬,不惜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用广州分会的名义免去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职务,改任缪培南为第4军军长。汪精卫自知站脚不住,离沪赴法。黄琪翔也引咎下台,离粤赴法。

  张发奎电蒋介石,表示拥蒋,愿以党员资格补过将来。李济深和桂系的目的是夺取广东地盘。在西江的黄绍竑、东江的陈铭枢、陈济棠两路进兵广州。这样一来,北伐中两支声名赫赫的劲旅——“铁军”和“钢军”,在五华、岐岭等地杀得天昏地暗,双方伤亡均以万人以上。桂军虽胜,元气大损。张部被击败后,退入江西,被蒋派人收容,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公博、张发奎不得不离开广州,桂军重回广州,李福林解职赴沪。黄绍竑到广州后,仍用代理分会主席及代理第八路军总指挥名义,下令通缉汪精卫、陈公博等。

  桂系想抬出胡汉民出山,与蒋抗衡,南京一时拥胡之声大起。蒋便蔽护汪精卫集团,扩张自己的力量。关于处分粤委一案,决定接受中央监委会意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4委员停止出席四中全会,留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处分;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委员照常行使职权。蒋介石左袒粤委,引起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与蒋介石之间的极大矛盾。胡乃一偏狭之人,一方面对蒋袒汪不满,一方面也不愿为桂系所用出面抗蒋。故以“出国考察”为名,与孙科、伍朝枢等一起去了土耳其。西山派元老许崇清、张继、谢持、居正等也发表了对蒋愤愤不满的宣言后,相偕去了日本,转赴欧洲游历。

  蒋介石的两个政敌汪精卫和胡汉民相继退出政坛,李宗仁不便再独自与蒋对着干。四中全会要在南京召开,在宁的驻军是亲桂的周凤歧部。李、白料想蒋介石等未必敢贸然入宁。不料,蒋早有胜算,命贺耀祖部开回南京,把驻南京的桂军全部赶往汉口。

  蒋介石随即由沪抵宁。并于1928年1月9日发出复职通电,谓“自8月退职后,纠纷益盛,不容计私人得失,继续旧职”;全体将士要“勿口诵心违,弃党携式。”李宗仁心纵不悦,也雅不愿作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而白崇禧仍不甘休,与程潜一起在武汉发出通电,以反对粤委员出席会议为名,抵制四中全会召开。李宗仁以“调和”姿态,致电武汉的白崇禧、程潜:“如大众赞成粤委员参加,彼不反对,于蒋绝对服从。”李、白用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办法息事宁人。

  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开张,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党权和军权重新落入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内容是停止各省省党部的一切活动,由中央派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进行整理,结束联苏政策,停止民众活动,严厉取缔工农武装。表明蒋介石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彻底走上反革命道路。

  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李宗仁等提出“分治合作”主张,蒋介石采取“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手法,以中政会主席的名义给各主要军事实力派领袖以政治分会主席名位,除划定江浙一带为中央区外,国民政府统辖的其余地区分为四块,即广西、广东属广州分会,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湖南、湖北为武汉分会,分会主席为李宗仁;河南、陕西、甘肃属开封分会,分会主席为冯玉祥;山西、绥远、察哈尔属太原分会,分会主席为阎锡山,同时确定政治分会在所辖区域有权处理党政军一应事务。这样就满足了各实力派领袖据有地盘的欲望,这实际是暂时保留军阀割据的局面。

  蒋介石到徐州以布置北伐为名,一脚踢开了何应钦,调为有名无实的总部参谋长,而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设3个纵队,自兼集团军总司令,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祖分任第一至第三纵队总指挥。下级军官已被蒋拉拢,何应钦不敢抵抗,只得遵令交卸。

  蒋电邀冯、阎2人到徐州举行军事会议,冯、阎均托故不到,仅派代表参加。蒋感到拉拢冯最首要,屈驾前往开封与冯相会,先是检阅了冯部军队,又由老将马福祥建议,蒋、冯交换兰谱,“义结金兰”。蒋写给冯的“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冯写给蒋的帖子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

  蒋介石回南京后,军事委员会补任蒋、冯、阎3人为第一至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蒋初有意让谭延闿担任,但谭手中只有鲁涤平一个军的实力,根本无力驾驭桂军。“八面玲珑”之人谭延闿,向以“文甘草”著称,深知担任此职定为桂系所不容,坚辞不就。蒋也顾虑到此举激怒桂系会引起不良后果,还须借重桂军出兵完成“二次北伐”,尚须竭力避免与李、白冲突,乃将此职给予了李宗仁。然而李宗仁已窥破蒋的心思,对蒋并不买账,迟迟不就任第四集团军司令职,目的是欲取其时尚由程潜控制着的湖南。

  湖南位于桂、鄂之间,为新桂系连接桂、鄂之通道,是桂系垂涎之地。湘省大权因讨唐生智时与程潜有约在先,程潜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控制湖南。程潜为国民党资历深长的元老,为人恃才傲物,对李、白决不会俯首贴耳,因此湘、鄂两省矛盾不断发生。照说程满身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有权过问鄂省党务诸事。然而,湖北派桂系鄂籍大将胡宗铎、陶钧却不经程潜同意,在鄂自设整理党务委员会,驱赶前来改组湖北的政务委员会党务委员,并假借名义向程潜请愿。程潜为避矛盾,一再退避三舍,表示“余对党务毫无成见也,鄂民众既热烈拥护党务整理委员会,可立即前往接受。”但内心对桂系之跋扈已十分不满。李宗仁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主持两湖善后,程潜对此二任命皆有不满。程潜主湘也成了桂系的一块心病。

  程与桂系的矛盾虽为蒋所察,蒋固不愿让湘省落入桂系手中,但对主湘的程潜同样极不相信。倘若借桂系之手,先整垮程潜和他在湘的第六军,又能换取桂系出兵,对蒋显然有利,于是蒋对桂、程矛盾故意不作表示,暗中却为扩大矛盾推波助澜,桂系因之更加有恃无恐。

  5月19日,李宗仁设下圈套,通知程潜来汉开会,并让白崇禧偕程由长沙赴武汉。当时程的左右因程潜与桂系不睦,要程对此行加以提防,程未介意。21日,程潜出席李宗仁召开的武汉政治分会会议。席间休息,李宗仁将程请至4楼,在程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程扣押,而后即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致电南京,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本日特别会议,决将程潜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

  蒋介石接电后,即同意免除程潜本兼各职,撤消湘鄂临时政委会,并着程潜听候查办。对湘省权位的空缺,蒋介石提出由谭延闿之亲信鲁涤平接充。李宗仁扣程后本就心虚,又担心拒鲁引起湘人反感,未便马上反对,只得暂且容纳。但李宗仁便将自己的势力大肆向湘省渗透。程潜在湘势力,在蒋、桂西方面的压力下,遣散的遣散,收编的收编,第六军再度被肢解,从此未能再起。

  湘省问题解决后,李、白向蒋提出,拟以由原唐生智部新编的3个军为主力,桂军第十三、第七军各抽1个师,由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统一率领北上。同时又提出河南杂色部队移防豫西,腾出郑、汉路线,由桂军北上部队接管,蒋为桂军早日北上效命,一一应允。

  蒋介石北伐,他的对手便是奉、直、鲁联军,统称为“安国军”,以张作霖为大元帅,下辖7个方面军,共40万人,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分别担任军团长。张作霖做作战迎敌总动员,号召全体将士各呈虎威,奋勇向前,一举打垮蒋介石。

  蒋介石发布了北伐全军总方略:以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二、三集团军各部队,于4月某日开始攻击。

  3月31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4月1日,蒋介石进驻徐州。4月7日,蒋介石发表《渡江北伐誓师通电》说:“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救民,毋负民众期望,慰我总理及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

  蒋介石审度当时敌我态势,北伐全军战线,右自海州经徐州、曹州、大名、彰德,遥接井陉、龙泉、繁峙、雁门之线,不下两千公里,自东南直至西北,各地战况不一。

  蒋介石对于北军和各省杂牌军仍然采取见官升一级的招降办法,不论枪支多少,一律封官鼓励,因此各军有名为一军而实力不足一旅的,浮报名额、侵吞军饷的情况普遍存在,和北洋军阀毫无二致。由于政权财权并未统一,兵额扩充过多,南京政府面临入不敷出和军饷困难的问题,于是发行流通券1600万元,军需公债1000万元,此外还有军政人员减薪以及硬性摊派二五库券等问题发生。国民党卸下革命外衣,抛弃反帝、反封建任务,北伐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南北新旧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

  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是: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驱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作战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三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为第三集团军的后援,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

  北伐军采取“声西击东”之计,国民党北伐军全部兵力约70万人,在津浦线上的张宗昌的鲁军,早在冯玉祥部进行的豫东、豫北战役中挫伤了锐气,精锐部队基本上已被冯军歼灭,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因此,与蒋军作战只一天多时间,即4月12日,全线撤退。蒋军轻易取胜,沿铁路追击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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