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编部&一&《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故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他的父亲班彪字叔皮，生平好述作，专心于史籍。当时有好些人做过司马迁《史记》的续篇，班彪都觉得不满意，于是博采遗事异闻，作成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固回到家乡，有志完成父业，就着手这部大著作，那时他才二十二岁。后来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改国史，他因此被捕下狱，所有的书稿都被抄。他的弟弟班超怕他遭遇危险，赶到洛阳去替他上书辨白，同时当地官吏也把他的书稿送到京师。明帝看过了，觉得他才能卓异，就把他叫到京师，派他做兰台令史（事在水平五年，公元62年）。兰台是汉朝皇家藏书的地方，有六名官员叫令史，他就是这六员之一。随后他升迁为郎，典校秘书，明帝叫他把他那部没有完成的书继续做下去。从此一连做了二十多年，直到章帝建初的中叶。
和帝永元初，窦宪出击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窦宪在燕然山刻石勒功，那篇大文章就是班固的手笔。窦宪原是外戚，此番出击匈奴立了功，封了侯，威势更可炙手。因此班固家里的人也不免有仗势欺人的事。有一次洛阳令种兢路遭班固家奴的侮辱，不久之后，窦宪失势自杀，宾客都遭拿问，种兢就趁此逮捕了班固。永元四年（公元92年），固死在狱中，时年六十一。
他死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作成，和帝命其妹班昭参考东观藏书替他补作。又命他的同郡人马续帮助班昭作成《天文志》。所以这部《汉书》正如赵翼所指出，是“经过四人（即彪、固、昭、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的。
&二&《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我国古代原有像《春秋》那样按年月记事的史书，叫做编年体。至于用“本纪”序帝王，“列传”志人物的纪传体，则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做“书”，《汉书》改称“志”。一部《汉书》就是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组成的。
《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通贯古今，不以一个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则断自汉高祖，止于王莽，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表、志也有不限于西汉的，如《古今人表》就包括很多汉以前的人物，但这是个别的）。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无改斯道”了。
班固在《叙传》里说“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那末《汉书》的自定本是一百卷。而《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都作一百十五卷。《唐志》又说《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四库书目提要》仅云“皆以卷帙太重，故析为子卷”，没有说明那第一次被析出的十五卷和第二次被析出的五卷到底是哪几卷。现在我们查出第五十七、六十四、八十、九十六和一百卷的篇题底下都有颜师古说明析卷的注文（武英殿本第一百卷的篇题底下漏脱了那条注），从此可知颜师古作注时析出的就是这五卷。今本卷一、十五、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九十四、九十七都有一个分卷，卷二十七有四个分卷，卷九十九有两个分卷，一共多出十五卷来，那第一次析出的大概就是这一部分。《汉书》经过了一分再分，本纪就有十三卷，表有十卷，志有十八卷，列传有七十九卷，这才是我们现在这部一百二十卷本叹汉书》的面貌。
&三&《后汉书·班昭传》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又《三国吴志·孙登传》说：“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由此可见《汉书》是自始就认为难读的。所以它行世不及百年，到了灵帝时代（公元168—189）就有服虔、应劭等人替它作了音义。魏、晋、南北朝作《汉书》音注的人更多，到了唐初颜师古（公元581—645）作注，所征引的注本已共有二十三家，具见本书前面他所撰的《叙例》。
宋、明两朝治《汉书》侧重校订，清代学者才并重释义，成书也比前代多得多。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刊行，被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至六十七家，在当时可说是集大成了。
&四&现在我们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本（下面简称王本）作为底本，分段标点，析出注文，可是只收颜注，不收补注。校勘记里有时征引《补注》诸家说，读者欲知其来源，请参看《补注》本的《序例》。此外还有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校勘记也征引到它。
我们用来校王本的是北宋景佑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和同治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四种本子。这几种本子互有短长，但王本最后出，注中备录诸家的意见，对以前各本的得失已经有所论证，所以用它作底本较为方便。
我们的校勘方法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除了比较各本的异文，也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者之中，侧重前者。前人的说法如果在版本上找不出根据，我们就不轻易信从。例如《天文志》的“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王念孙和钱大昕都说“宫”当为“官”，但是我们查不出版本的征据，而且本志上文明说“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王氏补注说“官如三公，藩臣，宫如紫宫、阁道”，可见官与宫各为一事，不得混而为一。所以我们仍存其旧文，没有照王、钱之说校改。
但是也有本书没有版本的征据而在别的书里可以找到旁证的，我们就根据旁证校改了。例如《高祖本纪上》“雍地定八十余县”一句（38页九行），各本都作“雍州”。王先谦说“州”字误，当为“地”。我们查了《通鉴》这一句正作“雍地”，而《地理志》里也没有雍州，我们就根据王说校改了。
我们用来互校的五种本子可以区分成两个系统。王本自言“以汲古本为主”，局本也自称“毛氏正本”，所以汲古本和局本、王本成一个系统。殿本根据明监本，明监本根据南宋刘之问的建安本，这一条线往上通过来祁的校本而连到北宋景佑本，所以景佑本跟殿本成一个系统。我们的校勘记里以“景佑、殿本都作某”的形式为最多，就是这一个缘故。
王本以汲古本为主，它对汲古本非常忠实，但王氏仍旧“遵用官本（即殿本）校定，详载文字异同”，只是不用殿本改汲古本的正文和注文。这就是王本跟局本不同的一点。王氏发见的文字异同详载他的补注中。注文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是”，又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不下断语。凡是他用第一形式作注的地方，我们拿殿本的异文去对景佑本，往往彼此符合，而异文也往往比原文所用的字优长，因此我们就把底本原来的字用圆括弧括起来放在上头，再把改正的字用方括弧括起来放在底下，同时在校勘记里写着“景佑、殿本都作某。王先谦说作某是”（其他各家之说可从的，也同样处理）。至于他用第二形式不断语的地方，我们拿殿本的异文去对景佑本，往往不合，倒是底本原来的字跟景佑本相同，我们就照底本不改动，也不提殿本异文。这就是我们校勘本书的一般方法。此外，校勘记里也有说“景佑、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说“景佑、汲古、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说“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单说“景佑本作某”或是“殿本作某”的，读者可由我们的一般方法推知其意。
我们不仅校字而已，同时还校正旧注的句读，例如卷一上的校勘记10页四行和卷七的校勘记223页一行。
这个本子的标点符号使用法和本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大体一致，只有一点需要说明，即遇有含义复杂的名同，我们或者标专名线或者不标。例如“三辅”，作为地名用就标线，作为官名用就不标。又如“后土”，用于一般意义的“祠后土”就不标线，用于专指汾阴后土祠的“汾阴后土”就标线。再如“拔胡将军”、“度辽将军”、“贰师将军”、“因秆将军”之类，因胡、辽、贰师、因杆已经失去专名的原意，都不标线。
这个本子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分段标点的，经傅东华先生整理加工作了校勘记，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1960年7月
和帝永元初，窦宪出击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窦宪在燕然山刻石勒功，那篇大文章就是班固的手笔。窦宪原是外戚，此番出击匈奴立了功，封了侯，威势更可炙手。因此班固家里的人也不免有仗势欺人的事。有一次洛阳令种兢路遭班固家奴的侮辱，不久之后，窦宪失势自杀，宾客都遭拿问，种兢就趁此逮捕了班固。永元四年（公元92年），固死在狱中，时年六十一。
他死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作成，和帝命其妹班昭参考东观藏书替他补作。又命他的同郡人马续帮助班昭作成《天文志》。所以这部《汉书》正如赵翼所指出，是“经过四人（即彪、固、昭、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的。
&二&《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我国古代原有像《春秋》那样按年月记事的史书，叫做编年体。至于用“本纪”序帝王，“列传”志人物的纪传体，则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做“书”，《汉书》改称“志”。一部《汉书》就是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组成的。
《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通贯古今，不以一个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则断自汉高祖，止于王莽，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表、志也有不限于西汉的，如《古今人表》就包括很多汉以前的人物，但这是个别的）。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无改斯道”了。
班固在《叙传》里说“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那末《汉书》的自定本是一百卷。而《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都作一百十五卷。《唐志》又说《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四库书目提要》仅云“皆以卷帙太重，故析为子卷”，没有说明那第一次被析出的十五卷和第二次被析出的五卷到底是哪几卷。现在我们查出第五十七、六十四、八十、九十六和一百卷的篇题底下都有颜师古说明析卷的注文（武英殿本第一百卷的篇题底下漏脱了那条注），从此可知颜师古作注时析出的就是这五卷。今本卷一、十五、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九十四、九十七都有一个分卷，卷二十七有四个分卷，卷九十九有两个分卷，一共多出十五卷来，那第一次析出的大概就是这一部分。《汉书》经过了一分再分，本纪就有十三卷，表有十卷，志有十八卷，列传有七十九卷，这才是我们现在这部一百二十卷本叹汉书》的面貌。
&三&《后汉书·班昭传》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又《三国吴志·孙登传》说：“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由此可见《汉书》是自始就认为难读的。所以它行世不及百年，到了灵帝时代（公元168—189）就有服虔、应劭等人替它作了音义。魏、晋、南北朝作《汉书》音注的人更多，到了唐初颜师古（公元581—645）作注，所征引的注本已共有二十三家，具见本书前面他所撰的《叙例》。
宋、明两朝治《汉书》侧重校订，清代学者才并重释义，成书也比前代多得多。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刊行，被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至六十七家，在当时可说是集大成了。
&四&现在我们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本（下面简称王本）作为底本，分段标点，析出注文，可是只收颜注，不收补注。校勘记里有时征引《补注》诸家说，读者欲知其来源，请参看《补注》本的《序例》。此外还有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校勘记也征引到它。
我们用来校王本的是北宋景佑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和同治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四种本子。这几种本子互有短长，但王本最后出，注中备录诸家的意见，对以前各本的得失已经有所论证，所以用它作底本较为方便。
我们的校勘方法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除了比较各本的异文，也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者之中，侧重前者。前人的说法如果在版本上找不出根据，我们就不轻易信从。例如《天文志》的“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王念孙和钱大昕都说“宫”当为“官”，但是我们查不出版本的征据，而且本志上文明说“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王氏补注说“官如三公，藩臣，宫如紫宫、阁道”，可见官与宫各为一事，不得混而为一。所以我们仍存其旧文，没有照王、钱之说校改。
但是也有本书没有版本的征据而在别的书里可以找到旁证的，我们就根据旁证校改了。例如《高祖本纪上》“雍地定八十余县”一句（38页九行），各本都作“雍州”。王先谦说“州”字误，当为“地”。我们查了《通鉴》这一句正作“雍地”，而《地理志》里也没有雍州，我们就根据王说校改了。
我们用来互校的五种本子可以区分成两个系统。王本自言“以汲古本为主”，局本也自称“毛氏正本”，所以汲古本和局本、王本成一个系统。殿本根据明监本，明监本根据南宋刘之问的建安本，这一条线往上通过来祁的校本而连到北宋景佑本，所以景佑本跟殿本成一个系统。我们的校勘记里以“景佑、殿本都作某”的形式为最多，就是这一个缘故。
王本以汲古本为主，它对汲古本非常忠实，但王氏仍旧“遵用官本（即殿本）校定，详载文字异同”，只是不用殿本改汲古本的正文和注文。这就是王本跟局本不同的一点。王氏发见的文字异同详载他的补注中。注文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是”，又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不下断语。凡是他用第一形式作注的地方，我们拿殿本的异文去对景佑本，往往彼此符合，而异文也往往比原文所用的字优长，因此我们就把底本原来的字用圆括弧括起来放在上头，再把改正的字用方括弧括起来放在底下，同时在校勘记里写着“景佑、殿本都作某。王先谦说作某是”（其他各家之说可从的，也同样处理）。至于他用第二形式不断语的地方，我们拿殿本的异文去对景佑本，往往不合，倒是底本原来的字跟景佑本相同，我们就照底本不改动，也不提殿本异文。这就是我们校勘本书的一般方法。此外，校勘记里也有说“景佑、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说“景佑、汲古、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说“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单说“景佑本作某”或是“殿本作某”的，读者可由我们的一般方法推知其意。
我们不仅校字而已，同时还校正旧注的句读，例如卷一上的校勘记10页四行和卷七的校勘记223页一行。
这个本子的标点符号使用法和本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大体一致，只有一点需要说明，即遇有含义复杂的名同，我们或者标专名线或者不标。例如“三辅”，作为地名用就标线，作为官名用就不标。又如“后土”，用于一般意义的“祠后土”就不标线，用于专指汾阴后土祠的“汾阴后土”就标线。再如“拔胡将军”、“度辽将军”、“贰师将军”、“因秆将军”之类，因胡、辽、贰师、因杆已经失去专名的原意，都不标线。
这个本子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分段标点的，经傅东华先生整理加工作了校勘记，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196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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