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儒林传》曰：“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申公传曰：“申公者，鲁人也。……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辕固生传曰：“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韩婴传曰：“韩生者，燕人生。孝文帝时，为博士。……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其归一也。……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传言《诗》，止有鲁、齐、韩三家，而无《毛诗》。伏生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传言《尚书》，止有伏生；虽乃孔氏古文，而不云安国作传。高堂生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传言《礼》，止有《仪礼》，而无周官。田何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传言《易》，止有杨何，而无费氏古文。董仲舒传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传曰：“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为《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榖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传言《春秋》，唯《公羊董》、胡二家；略及《榖梁》，而不言左氏。史迁当时盖未有《毛诗》、《古文尚书》、《周官》、《左氏》诸古文家也。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

　　《困学纪闻》“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诗》一经矣。特至武帝，五经博士始备。此昌明经学一大事，而《史记》不载；但云：“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史称之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方苞谓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诱以利禄，儒之途通而其道亡。案方氏持论虽高，而三代以下既不尊师，如汉武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已属旷世一见之事。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古今选举人才之法，至此一变，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刘歆称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据《儒林传》赞：《书》、《礼》、《易》、《春秋》四经，各止一家；惟《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申公、辕固、韩婴，汉初已皆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学非一师，《诗》分立鲁、齐、韩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孟、梁丘、京四博士；《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博士；《诗》立鲁、齐、韩三博士；《礼》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严、颜二博士；共为十四。《后汉儒林传》云：“《诗》，齐、鲁、韩、毛。”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儒林传》明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是汉时《毛诗》不立学。《日知录》以为衍一“毛”字，考订甚确。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而诸家中，惟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汉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书》传于伏生，伏生传欧阳，立欧阳已足矣。二夏侯出张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学同，不必别立；其学不同，是背师说，尤不应别立也。试举《书》之二事证之。伏生《大传》以大麓为大麓之野，明是山麓；《史记》以为山林，用欧阳说；《汉书于定国传》以为大录，用大夏侯说，是大夏侯背师说矣。伏生《大传》以孟侯为迎侯，《白虎通·朝聘篇》用之；而《汉书·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用小夏侯说，是小夏侯背师说矣。小夏侯乃大夏侯从子，从之受学，而谓大夏侯疏略难应敌；大夏侯亦谓小夏侯破碎大道。是小夏侯求异于大夏侯，大夏侯又求异于欧阳，不守师传，法当严禁，而反为之分立博士，非所谓“大道多歧亡羊”者乎？《史记》云：“言《易》者本于杨何。”立《易》，杨已足矣；施、孟、梁丘师田王孙，三人学同，何分颛门；学如不同，必有背师说者。乃明知孟喜改师法，不用，后又为立博士，此何说也。京房受《易》焦延寿而讬之孟氏，孟氏弟子不肯，皆以为非，而亦为立博士，又何说也。施、孟、梁丘，今不可考；惟京氏犹存其略。飞伏、世应，多近术数，是皆立所不当立者。二戴、严、颜不当分立，亦可以此推之。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榖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废也，宁过而存之。”《汉书儒林传》赞曰：“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案二说于汉立博士，叙述略同，施、孟、梁丘先后少异，刘歆欲立古文诸经，故以增置博士为例。然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尝执争；独于歆所议立，力争不听。盖以诸家同属今文，虽有小异，尚不若古文乖异之甚。然防微杜渐，当时已少深虑。范升谓：“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据范氏说，可见汉时之争请立学者，所见甚陋，各怀其私。一家增置，余家怨望；有深虑者，当豫绝其萌，而不可轻开其端矣。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王莽、刘歆所为，尤不足论。光武兴，皆罢之。此数经，终汉世不立。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案宋以后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如赵氏言，则汉初四经已立学矣。后世以此四经并列为十三经，或即赵氏之言启之。但其言有可疑者，《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既云具官，岂复增置；五经未备，何及传记。汉人皆无此说，惟刘歆《移博士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恐非实录。

　　刘歆《移博士书》又曰：“鲁共王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而诋博士“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案此乃前汉经师不信古文之明证也。以《尚书》为备，即王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疑北字误）斗与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尚书》百篇，其序略见《史记》；伏生传篇止二十九，汉人以为即此已足，故有配斗与二十八宿之说。若《逸书》十六篇，其目见于马、郑所传，绝无师说。马、郑本出杜林，未知即刘歆所云孔壁古文否。伪孔篇目，与马、、郑又不符，其伪更不待辨。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是也。（《释文序录》，左丘明作传授曾申，递传至张苍、贾谊，传授如此分明，何得谓相传无人。而范升云云，足见《序录》乃后出之说，汉人所未见也。）《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据歆传，刘歆以前，《左氏》传文本不解经，故博士以为《左氏》不传《春秋》。近人刘逢禄以为《左氏》凡例书法皆刘歆窜入者，由《史》、《汉》之说推之也。《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据此，则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礼》、《尚书》，并有《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皆明见《艺文志》。《志》于《礼》但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当作十七篇，即今《仪礼》。）《记》百三十一篇，无《礼记》；而今之《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志》云《礼记》，即《礼古经》与《记》。《仪礼》有今古文之别；郑注云：“古文作某，今文作某”是也。郑以《古论语》校《鲁论》，见《经典释文》，云：“鲁读某为某，今从古。”《孝经》古孔氏，许慎尝遣子冲上《说文》，并上其古文说。桓谭《新论》以为今异者四百余字。其书亡不可考。隋刘炫伪作《古文孝经》，唐、宋人多惑之。浅人但见古文二字，即为所震，不敢置议，不知前汉经师并不信古文也。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当时之书，惜多散失。传于今者，惟伏生《尚书大传》，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

　　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则以《序卦》、《杂卦》为孔子作者非矣。云“文王囚于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则以为伏羲重卦，又以为神农，以为夏禹者，皆非矣。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则二十九篇外无师传矣。其引《书》义，以大麓为山麓，旋机玉衡为北斗，文祖为尧太祖，丹朱为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实为衍文，《般庚》作于小辛之时，《微子》非告比干、箕子，《君奭》为居摄时作，《金縢》在周公薨后，《文侯之命》乃命晋重，鲁公《费誓》初代守国。凡此故实，具有明征，则后人臆解《尚书》，变乱事实者，皆非矣。云“《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则朱子以为淫人自言，王柏以为杂有郑、卫者，非矣。既云“《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而又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本《鲁诗》，以《关雎》、《鹿鸣》为陈古刺今，则毛、郑以下皆以《关雎》属文王，又以为后妃求淑女，非矣。云“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颂》”，则毛、郑以为正考父得《商颂》于周太师，非矣。云“《春秋》笔削，子夏不能赞一辞”，则杜预以为“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者，非矣。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于后别出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则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尝口受传指，荀崧以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亲受者，非矣。荀悦《申鉴》曰：“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而皆自谓真本说。”案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左氏》昭二年传：“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夫鲁《春秋》即孟子与《乘》、《梼杌》并称者，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既无其义，不必深究；而杜预据此孤证，遂以传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如此，则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夺尼山之笔削，上献先君；饰冢宰之文章，下诬后圣。故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刘知几《史通惑经》、《申左》极诋《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详。非圣无法，并由此等谬说启之。孔疏云：“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以丘明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此，则杜预以前未有云周公作凡例者。陆淳曰：“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駮难极明，杜之谬说不待辨矣。若《易》象则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系辞，故曰“《易》历三圣。”而郑众、贾逵、马融等皆以为周公作《爻辞》，或亦据韩宣子之说，与《易》历三圣不合矣。刘歆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礼》一书遂巍然为古文大宗，与今文抗衡；周公亦遂与孔子抗衡，且驾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六经皆孔子手订，无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笔，自孟子及两汉诸儒，皆无异辞。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引孔子其义窃取之言，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足见孔子功继群圣，全在《春秋》一书。尊孔子者，必遵前汉最初之古义，勿惑于后起之歧说。与其信杜预之言，降孔子于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继禹、周公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