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夏商王邑人口分析 一王邑人口规模 夏商王朝都邑屡迁，夏代自禹都阳城，至桀居斟寻，其间前后立过十余邑；商代自汤都西毫，至盘庚迁殷，前后有过六都。都邑城址所在，今已发现四处，王邑人口规模，约略可据之以一考。传说夏王桀淫虐暴戾，在王邑内“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③，宫中有“女乐三万人，晨譟闻于衢”④，还“以虎入市，而观其（民）惊”⑤。《吕氏春秋·顺民》记商初汤王祷桑林，祝辞有云：“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如按一夫代表一家5口计，则商初王邑人口总数恐怕超过5万以上了。商末王纣的朝歌别邑，据说有“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灸”①。著名人物师望尚父，传说早先是“朝歌之废屠”②，其在朝歌市肆操鸾刀卖肉，而被周文王昌求贤访识，《天问》：“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讲的就是这回事。可以想象得到，夏商两代的王邑，已极一时之繁华，不仅规模可观，经济发达程度远逾各地大小众邑之上，而且居民纭纷，人口众多。《左传·哀公元年》有云，夏王少康居纶邑（今山东济宁县境），“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注：“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按古尺0. 23米计，方十里为3450米，当指包括纶邑郊野直接统治地周长。据《春秋繁露·爵国》说城邑囿田之计应“法三分而除其一”，则扣除土田、作坊、墓地等占地因素，纶邑本体的周长大概可取三之一，即1150米，城区面积大约有8万平方米以上，500人相当500家丁壮数，人口密度指数大致为160M2/户，与上节所论一致。以一家5口计，人口数应有2500人，但这仅是少康承前王失国，处在颠沛流离而暂时依附岳丈有虞氏时所持有的人口数，不足以构成夏代王邑人口规模的典型。原文又谓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终于“复禹之绩，祀夏配天。”《竹书纪年》有称“少康自纶归于夏邑”，收众复国得以实现，其时的夏邑人口显然已大非昔比，就决不会是仅仅有500家的丁壮人口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后期王邑所在。该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500米，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中部及西北部是宫室区，占地近20万平方米，约为总面积的6.67％。周围是一般居住区、作坊、土田和墓地，其间有道路沟通③。若据上述古代城邑人口合理密度指数，取遗址总面积三之一计之，可有6200户以上，总人口数当有31000人以上。商代王邑遗址，已发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座①。偃师商城据说是商代前期汤都西毫所在。城址平面呈不规整纵长方形，南北长1710米，东西宽1240米，城区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已发现7个城门可供当时居民出入，北垣1门，东、西垣各3门，南垣不详，城门间有大道相通，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城区道路网络。正方形的宫城居于城区南部偏中，占地4.5万平方米，左右各有2座方形拱卫小城。宫室建筑群体、拱卫小城以及一些附属建筑设施，几乎占去整个城区的南半部，约为总面积的7.37％。城北有一般居址、作坊和墓地。估计城区可有11000户左右，人口55000上下。郑州商城亦为商代前期王邑，或主张是汤时毫都，也有说是中丁所立隞都。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周长近7公里，面积约317万平方米，为偃师商城的1.67倍。近又于南垣、西垣外发现未完全建成的外郭墙，可窥见当初规度此王邑之浩大用心。宫室区在城区中部偏北东一带，范围约45万平方米，亦远过偃师商城之上，为城区总面积的约14.2％。城外周围分布有许多聚居点，作坊主要置于南北城郊。若纯以城区面积推算，可有16000户左右，总人口数或有8万之多了。安阳殷墟为盘庚迁殷所在。早期范围东西宽约3千米，南北长约4千米，面积大致有1200万平方米，但其间空白地段较多。到乙辛时期，范围扩大到3000万平方米，空白地段有减少。由于殷都当初的规度着意于“用永地于新邑”②，生物圈的确定也就十分广大，居民聚居点与农田生态结合框架极为突出，尽管位于中部偏东南的宫室区面积一超前期王邑，达70万平方米，也才仅占早晚期总范围面积的5.83％和2.33％。“视民利用迁”和“永建乃家”的营都安排，最终使这座王都形成了邑中有小邑的众星拱月格局。《尚书·盘庚》记迁殷时，百姓众人曾有“曷震动万民以迁”的发问，可知当初人口至少有万人以上。截至1991年以前发表的考古资料，殷墟历年发现或发掘的殷墓，累计总数已达6277座以上，据其有关墓葬分期，可大体看出人口增长情况。1958～1961年在殷墟近20处墓地共发掘墓葬427座，能分期者，一期有10座，二期70座，三期103座，四期50座①。这批墓葬的墓地所在虽比较分散，但从总体上可看出，殷王都的人口增加速度最快时期是在二期，即武丁前后，人口数竟超出前期6倍左右。以盘庚初迁时万人计，经小辛、小乙、武丁三王短短几十年间，“卫星城”类型的都邑人口就增至7万人左右，已超过商初偃师王邑的人口数了。大概随着新都邑的建立，“生物圈”重新确立，又使长期遭受“九世之乱”而“荡析离居”的民人，迅速被吸引聚拢过来。若单单出于人口的自然蕃衍增殖，短期内是绝不可能出现7倍的增长速度的。殷墟王邑武丁以后的人口增长情况，可结合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资料作一综合分析。该墓地未见一期墓葬，当为武丁以来所辟用，可分八个墓区，其中靠近小屯宫室区附近的东边一、二、三墓区，沿续年代前后一系，承袭性最为规范，运作脉络相因，在启用史上历久不衰方面明显具有“邦墓之地域”特质，即所谓“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②。这三个墓区，有二期墓62座，三期125座，四期225座③。再合上举20处墓地资料，共得二期墓132座，三期墓228座，四期墓275座，三期墓数比二期增出0. 73倍，四期又比三期增出0.21倍，这大致反映了殷墟王邑周近人口总体增长的变化率，以二期7万人口计，则三期相当文丁以前王邑总人口约略增至12万人以上，四期乙辛时大概达到14.6万人以上。以上分析估测了夏商王邑人口规模的几个基本数据，偃师二里头夏代后期王邑人口为3.1万，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邑为5.5万人口，郑州商代前期王邑为8万人口，商代后期殷墟王邑为14.6万人口，四城平均总人口约数为7.8万人，大大高于晚商方国2.1万的平均人口数，无疑构成当时人口最集中的去处。四地大致时代相次，各以超出前一王邑3～4万人为常数，说明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是决定夏商王邑人口规模的根本性因素，王邑人口的增加主要来之人口迁移的机械变动。《管子·牧民》说：“国多财则远者来。”《霸言》说：“得天下之众者王。”夏商王邑的人口总体量当接受了来之各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国力强盛有直接关系，表明了王邑人口类型属于开放人口，王邑内居民已不再以原始时期的血统亲属关系为内聚力，人口规模基本是植立在人口从某一族落集团转入更强地域政治集团的人口社会变动范畴的大场景下的，当然人口流入的单位量，外观仍保持了族氏组织的形式，这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形态还是密切相关的。 二王邑人口自然构成 在人口学研究工作中，通常将人口按其自然标识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人口构成，专名为人口自然构成，主要包括人口年龄构成和人口性别构成。人口年龄构成指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所占比重，可任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等，都取决于人口年龄构成。人口性别构成指男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对婚姻和人口的再生产有直接影响，因此也是人口最基本的构成①。夏商王邑的人口自然构成研究，主要有赖于考古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墓地墓葬出土人骨的鉴定分析。迄今为止，偃师二里头夏代后期王邑遗址，前后共发现发掘墓葬达330座以上②，但有关出土人骨未见鉴定报告公布，无从进行讨论。殷墟商代后期王邑，自1929年秋首批科学发掘小屯北地24座墓葬以来，至1991年底以前公布资料，累计发现发掘墓葬总数高达6277座。特别是涵盖墓地中小平民墓的几批人骨年龄、性别鉴定报告③，有助于深入分析这座王邑的人口自然构成。现汇录于下。（殉葬者除外，见下页）表中82个人骨个体鉴定，根据死者年龄构成可推算出当时未计入婴幼孩童死亡在内的平均死亡年龄。人骨年岁鉴定均为单个数值，如20～25岁，则取其中间值，即22.5岁。年岁累加而除以总个体数，计算得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4.3岁。据河北磁县下七垣商代墓葬出土人骨鉴定，能确定年龄者有14具，计算得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9.9岁④。比较两者似表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对人口寿命长短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发达的殷墟王邑，居民平均寿命明显比其他地区要高。不过，两者尚未计入孩童死亡比率。1958～1961年殷墟近20处墓地的发掘，提供有一组可涵盖这座王邑内的孩童死亡比率，在总共427座墓葬中，有孩童陶棺葬125座①，比率约为29.27％。如以这一比率相应纳入上表，孩童个体数份额应有24个，总个体数则上升为106。以孩童年龄级为0～14岁，中间值为7岁，则计算得总体的平均死亡年龄约为28.2岁，知殷墟王邑的居民平均寿命毕竟还是相当低的。平均寿命低，死亡率自然高，两者成反比，其关系式如下：死亡率是说明人口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如陕西华阴横阵仰韶墓地测算出当时的死亡率高达45.9～49.3‰②。可见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资料来源困难，以及卫生条件差等诸方面因素，人口死亡率也就极高。再如新中国成立前，1928～1933年河北等16省101个地区调查，平均死亡率达28‰。建国后社会经济及卫生状况有很大改变，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1981年的死亡率降到6. 36‰③。殷墟王邑的人口平均死亡率表明，当时居民的健康状况显然已较原始时期进了一大步，这与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紧紧相应的。但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孩童的死亡比率很高；二是女性死亡高峰是在15～25岁孕育旺盛期的青年阶段，在26～44岁的壮、中年阶段有所下降，能活到老年的女性甚少，相反，男性死亡高峰是在壮、中年阶段，正处于承担社会和家庭重任的年岁。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特征，同时又说明生理调节和社会负担，分别构成了女性和男性的主要死因。鉴于殷墟王邑居民平均死亡年龄仅28.2岁，寿命偏低，故我们把老年年龄界限下定到51岁，这部分人仅占到总个体数的7.55％。下面就王邑中劳动年龄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比例作一估计，也即当时的经济抚养系数。非劳动人口当包括14岁以下孩童人数和51岁以上老年人数两部分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都有经济负担，14岁以下孩童和已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都不参加经济活动，仅仅是对王邑内抚养与被抚养比例关系进行粗测。其计算公式为：①经济抚养比不难看出王邑内总负担系数较高，差不多每百人需抚养孩童和老人43人，近于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负担一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其中孩童抚养系数达0.32，为老年抚养系数0.11的3倍弱。按人口年龄构成类型标准，孩童系数在0.3～0.4，或老年系数在0.05～0.1，则均属于成年型人口②，殷墟王邑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在此指标范围，说明王邑居民经济活动的参与率是比较高的。殷墟王邑的人口性别构成，是以青、壮、中年男性成员占多数，女性成员中以青年为多，壮、中、老三个级别的妇女人数呈急剧减少趋势，男女性别比为183，男性人数大大高于女性。男多女少似在商代较为普遍，藁城台西遗址墓葬出土人骨，可确定性别的成年人中，男性有22人，女性9人，性别比为244③，显得更高。男多女少，早在史前社会就已十分突出，现据有关人骨资料按生物学现象，人类出生的男女两性之比，在常态情况下应该是平衡的。但从上举20例看，除青浦崧泽和华阴横阵两处遗址的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即女性人数高于男性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反映出性别比过高现象，况且即就崧泽遗址人骨言，在总共103个个体中，能确定男女性别者仅39个，尚有64个不明，性别比未必是在100以下，说明史前时期人口性别比过高，乃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合20例而平均计之，这一时期的性别比约为190.4，男子几乎多出女子一倍。据生物学家新近的研究，从受精开始，男女性别比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通常男性胚胎比女性多20％①。而中国人口出生的性别比历来偏高，是为世界各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最高限②。如1946年的人口性别构成材料，性别比在北京为142，上海为124，天津为142，南京为131，重庆为144，青岛为131③。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男女性别比为107.56。1964年为106.83。1982年为106.27④。新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大致也在106以上。可见全国人口性别比急剧下降而渐趋平衡，只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事，大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改善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不纯乎属于生物学现象。史前人口性别比过高，既合乎中国由古以来性别比偏高的血统因素，还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此外，史前孩童的存活率极低，上20例的性别比并未计入孩童死亡率，事实是当时的孩童死亡率高达30～40％，孩童的大量死亡，意味着使原已女性偏少的出生性别比又进一步拉大了距离。再者，史前女性普遍早婚早育，婚育年龄的不合理，极易紊乱女性的成长发育过程，加上卫生条件和医疗保健水平的低下等种种因素，常导致女性过早夭亡。如姜寨一期遗址的人骨鉴定，死于青年期的女性占总数女性的47.6％，下王岗遗址成年女性中有32.9％死于青年期①。女性寿命偏低于男性一二个年龄级，以及孩童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成为直接导致史前聚落共同体内男多女少比例失调的原因。商代成年男女比例失调，同样也有类似的社会学、生物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原因。一个明显证据，就是殷墟王邑内成年居民的男女性别比，在不同年龄级，差别极为显著。前表所示，15～25岁青年组，男女性别比为77，即100个青年人中，男青年占43.5％，女青年占56.5％。从生物学角度言，意味着可能胎儿出生时，男婴稍多于女婴，但因男婴的存活率通常十分脆弱②，随着年龄组的变化，至青年组逐渐变为女性人数略多一些，青年女性几占全部女性数的44.8％。当时成年男女死亡率的差异方面，女性死亡高峰在青年期，大多数女性过早死于偏低的婚育年龄，故至26～35岁壮年组，男女性别比急剧拉开到200，即100个壮年人中，男人占到66.7％，女人仅占33.3％。36岁～44岁中年组，性比例大致同如壮年组，变化不大。但至45岁以上组，因女性平均寿命远低于男性，遂使性别比剧变为600，即男人约占到85.7％，女人仅仅占14.3％。可见殷墟王邑内影响人口性别构成的主要因素，一是婴幼孩童的性比例，二是各年龄级的男女死亡率差异，后者既有生理学的，又有社会习俗制度方面的原因。甲骨文中记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这种重男轻女的社会痼俗，反映了商代一般妇女的社会地位，远比男子低下，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受折磨和摧残尤甚，妇女寿命的普遍短促，无疑大大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商代王邑在人口自然构成的总体量规定性方面，与史前居民共同体可进行类比分析，呈现出若干人文发展的承继性，在目前尚缺乏夏代人口具体资料的情况下，这一中间缺环似可在两者间衡量之。史前和商代共见的孩童高死亡比率、人口年龄构成以青、壮、中年男性和青年女性为主要成分、老年人不多、女性寿命偏低，以及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调等等，大概也是夏代存在的人口现象。总的说来，夏商时期人口的再生产乃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两高一低”类型。人口变化曲线呈台阶式递升特点，人口增长虽比较缓慢，但夏未商初和晚商的人口增长相对迅速些，是曲线的两个波峰，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内涵再次说明，人类自身的增殖既是自然现象，而社会发展因素的制约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 ③ 《文选·东京赋》注引《汲冢古文》。 ④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管子》。 ⑤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 ① 《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 ② 《战国策·秦策》。 ③ 赵芝荃：《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又郑光：《二里头遗址勘探发掘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1992年10月18日。 ① 下引资料见第一章第二节之三，不再另注。 ② 《尚书·盘庚》。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附表四八、四 九，文物出版社，1987年，333～358页。 ② 《周礼·春官·墓大夫》，郑注。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 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① 参见刘铮主编：《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6年，165～172页。 ② 据缪雅娟、刘忠伏：《二里头遗址墓葬分析》一文统计，截至1984年，共发掘墓葬230座（见《文物研究》总3期，1988年）。此后的发掘数，据1986～1990年《中国考古学年鉴》，累计又有100座。 ③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44页表二“人骨性别年龄鉴定表”。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之“殷墟中小墓头骨测量表（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356～375页。 ④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2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附表四八、四九，文物出版社，1987年，333～358页。 ② 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 《人口学辞典》，198页。 ① 参见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编：《人口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42页。 ② 《人口学辞典》，172页。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10页。 ① [美]威廉·彼得逊：《人口学基础》（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86页。 ② 邬沧萍：《中国人口性别比的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③ 《人口学统计》，27页。 ④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和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54页。 ① 宋镇豪：《从社会性意义探讨仰韶时期居民的疾病和生死》，《考古与文物》1990年5期。 ② 刘铮：《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157页。又参见《人口统计学》，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