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附]陶世龙:编余感言

三国食货志 作者:陶元珍著


  陶世龙:从三国的户口想到的三国中,西蜀疆域最小,然以一隅之地,始终不屈于北魏,诸葛亮挥师北伐,六出祁山,魏方也只有招架之功;每以为这是诸葛才智超群,编完先父《三国食货志》“户口”这一篇後,这才明白,不仅於此,当时北魏虽已占据中原,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并不比西蜀强多少。

  魏元帝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邓艾受蜀降,此时魏蜀通共才有九十四万馀户,而蜀有二十八万户。也就是说魏的疆域虽比蜀大几倍,人口则只有蜀的一倍多;它还得防备南边的吴,北边的乌桓、鲜卑,和用于内部统治,能用来对付诸葛亮的兵力也不占多大优势了。

  北魏所占据的本是中国精华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这时不过拥有四百多万人口,人都到那里去了呢?

  父亲把它归纳为杀戮、饥饿、疾疫;如果仅就中原地区而言,还可加上一条:逃亡。而综观这几条,其根本原因是战争,也就是打内战。《三国食货志》中引述的史料,说明充分。

  为什么要打内战,中央政权腐败,大权旁落,各路诸侯均可问鼎中原了。所以中国人总是希望,有个真命天子统一起来就好了;统一了至少不会打内仗。但这内仗却又总是为了统一才打的。无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好,刘备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也好,说穿了,还是为了自己或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也不止是皇帝本人,那些“从龙”的部下,也想得个“封妻荫子”。这从诸葛亮对刘备再不当汉中王和称帝,就要失去部下之心的警告便可看的清楚。所以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史。在群雄蜂起的打斗中,胜者为王,建立起听命于一人的集权统治,而因集权产生的腐败,使这代王朝最后瓦解,於是又展开新一轮的争斗。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在说不上是汉朝极盛时代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即公元158年,中国全国还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而到三国鼎峙之时,时间过去几十年,人口锐减将近90%!。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比今天北京市的人口还要少得多,可是要供养三个皇帝和百万军队以及三架官僚机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该有多重今天,无论如何应该找到一种办法,走出这中国历史的怪圈。办法其实许多先哲早就提出了,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就是企图以此使争皇位者断了念头。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仅此一招是不够的。宋教仁想把它落实,结果被袁世凯暗杀了。而後孙中山又“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的注释)孙中山的主张落空了。

  毛泽东对国民党迟迟不肯实行民主宪政作过批评,他说:“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经过六十三年,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老百姓的知识也有了很大提高,更有条件加快实行民主宪政。而纵观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人们总是期望社会的改革一个早上就完成,不惜采用暴力而蔑视运用民主与法制,以为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无用。许多文艺作品也是渲染暴力,丑化实行民主方法平和改造社会的主张,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应该可以看的清楚应该怎样做了。五柳村转发的傅冰村先生传来的《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获得很高的点击量,我以为,就表明了大家对实行民主宪政的关心。

  还是回到三国的户口,我想,透过那些数字所体现的血淋淋的历史,只能得出出一个结论,中国无论如何不要分裂和打内仗了。

  陶世龙:解读三国食货志文艺作品中的三国,似乎是一个英雄辈出,壮怀激烈的时代。然而《三国食货志》用无可辩驳的史料,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三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民境遇特别悲惨,社会大倒退的黑暗时期。原因是中枢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妖人借机蛊惑人心,起兵作乱,军阀趁势割据,野心家争当皇帝,打来打去,百姓大遭其殃。这里仅将自己在编读中的感受随记於此。

  (一)看到了一个露骨吃人的时期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经过一百二十三年,中国人口不仅没孳长,而且减少了约4000万,只有1616万多人了。而此时蜀汉降魏已十六年,魏吴之间也未曾大战,人口尚有所恢复;三国鼎立相峙时期的人口,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仍是甲兵相向,无有宁日。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

  袁曹官渡之战,曹操一方斩首七万馀级。杀人三千,自伤八百,那时是大刀长矛,常需短兵相接,曹军伤亡,亦可想见。至于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不过如仅沙场杀戮,即使相互统统杀光,也不过减少一百多万,老百姓倒可得以安宁。

  被杀掉的,更多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在《三国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聚集在那里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劫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这些士兵为婢妾。

  反对董卓的曹操,也不少杀老百姓,曾经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

  仅仅是杀,人口还减少不了那么多。

  更多的人是饿死和病死了。

  饿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一起两起。按照《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十万户人家,后来由于战乱,还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一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

  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操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操的儿子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

  曹丕读过不少书,诗文都写的好,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尚且不当一回事。其他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东北地区好一些,但本来人少,剩下的为数也不多了。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有230万人。

  (二)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剥削《三国食货志》告诉我们,和汉代相比,中国总人口大大减少,不事生产的人口却有增加。原因很简单,原来只需要供奉一个皇帝,现在是三个。三个国家需要三支军队,三套官僚机器和三个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宫廷。

  首先是军人数量的增多,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各家都想吃掉对方,同时也怕被人吃掉,都把军事摆到第一位。打仗时不用说,不打仗时也得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连养马屯田修路这些活动,都得为攻打和防备对方作准备。蜀汉的人口不过百万左右,军队却超过十万;东吴军队有二三十万人,北魏有六七十万。总算起来,当三国鼎峙时,全中国七百多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在当兵。

  “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孙皓投降时有吏三万二千;处于西南一隅的蜀汉,自命正统,排场更不能小,投降时有吏四万。处于“天朝”位置的曹魏,官僚队伍当然更大。三家合计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虽说都不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还是要都摆天子的谱,曹操和他刚登上皇位的儿子曹丕,多少还知道节俭一点,到曹丕的儿子接位,大造宫室,侍奉皇帝的妃嫔、太监和歌舞艺人增加到分别数以千计。偏安江南的吴国末代皇帝孙皓也不甘落后,“后宫数千”,见到漂亮姑娘还要抢去;最后晋灭吴,晋武帝并没有把这些宫女遣散,而是几乎全锅端了。西蜀宫室的规模小一点,可是由于人少,摊在每个百姓身上的负担更重。而且那么多妇女被皇帝霸占了,还有那些权贵豪强占去的妇女也不少,老百姓中打单身的多了,人口也就更难增加。

  总算起来,三国时的中国人,每四个人就得供养一个士兵或官僚及宫女、太监等不事生产的人员。这些人不仅要吃要穿,而且要求比老百姓吃的好穿的好,特别是打起仗来,还得消耗大量军事装备,和要许多劳动力去运送粮草。

  这么点人要支付那样大的开支,老百姓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汉文帝时收税,十取一;而在曹魏,用官牛种公田的,年收获量的60%要交给朝廷;用自己的牛种公田,也得交50%。这时的土地大部分是官家的,因为战乱,原有的地主大多死光了,这些地自然成了公田。朝廷成了最大的地主,曹操宣称的要抑制豪强,现在算是做到了,而曹家变成了最大的豪强,比地主收租并不少。中国的老百姓终究好说话,只要稳定在50%,就觉得不错了。

  劳动力本来不多,壮劳力当兵又去掉一百多万,剩下干农活的人就实在太少。由于劳动力缺乏,七十岁的老头和有残疾的奴婢居然还可以在人市上卖钱,以致后来的研究者对这样的记载不敢相信,然而这明明写在正史里面,而且是魏国皇帝曹芳亲自看见的,为此他下了诏书,还这些人的良民身份,生活无着的,由地方政府养起来。对此,父亲说这是因为曹芳刚上台不久,要收拾人心,未必能保证执行下去。

  要追溯起来,西汉时,人口还在买卖,奴隶到了高龄仍被迫从事艰辛的劳动文书还有留下的可以为证,但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还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先是下令不许虐待奴婢,后来又立法禁止买卖人口。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倒退回去,买卖人口又盛行起来。他们被当成牲口一样上市买卖,而就且被叫做“生口”,只比牲口差一个牛旁了。

  “生口”的货源不仅是汉人中的“罪人”及其家属和战俘,还有劫持绑架来的老百姓。汉人聚居地周边的人,也是被掠夺为“生口”的对象,曹丕时,其将军曹真,一次战役就从胡人那里获得十万“生口”。南边的吴,则以山区的山越人为捕捉对象,前前後後也是数以万计,还曾把一些个子矮小的山民作为礼品送给外国。

  不仅是“生口”,那时的“客”和“士”也是固定依附于一定的主人,为主子干活卖命(孙策就是被许贡的客刺杀的),只不过对他们在劳动量上的要求,不像对奴婢那样无限制。人身自由也多一点,但仍是有限的。

  士和客,都隶属于一定集团,是世袭的,他们的子女把他们的身份也继承下来。士是职业兵,士的儿子还得当兵,士的女儿不能嫁给士以外的人,而且可以由上头作主分配。

  只要有奴婢这个层次存在,在上面层次的人便会觉得,自己的处境还算不错,同时还有希望爬上高一点的层次,譬如打仗卖命立了功。三国的争斗,那么多将官士兵还真肯卖命,道理也在此。而想到还应为奴婢争取人的尊严的人也就很少了。

  中国的人身依附和等级制的作用,在三国时期,看的可以格外清楚。

  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无论给哪那个皇帝当子民,都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与人格,而在这种体制下,而供养一个皇帝,总比供养多个皇帝负担轻一点。我看这是人民总希望大一统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道这里,今天的我们会纳闷。那时的人为什么不要求自由独立呢?要知道在那时,你要没有依靠到一个有势力的集团,游历在社会上,正是被掠夺去卖为奴婢的对象。投靠一个集团,好歹能有碗饭吃,外人也不大敢欺侮。这种人身依附的必要,不仅在三国时期,後世在也继续下去。而人们也就习惯了。

  (三)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代价太大了

  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直至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东汉末年,就是这个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才会有黄巾的兴起。《三国食货志》让我们看到,进入三国纷争时期,耕地不是问题了,官家有的是地可以分配。曹操提倡发展农业,还有官家的牛可租用。那时在中原地区,大片土地荒芜,连首都洛阳附近,也是树木成林。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非常明白和简单,地还是那些地,人少了。原来的地主大多已被消灭,大片土地自然成为官家所有。在受动乱影响较小,还有地主大族存在的敦煌地区,采取了将大户过多的田地分给贫困农民的措施。

  有一阵我得到的教育是,分掉地主的田地,就是挖掉封建主义的基础,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按人头分田地,还不许买卖,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就已做过多次,但土地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的豪强仍会出现,土地又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再次拉大,于是新的一轮动乱开始,再次杀人盈野,再次有了闲空的土地。因此这种作法,虽似乎可奏效于一时,但付出血的代价也太大了。《三国食货志》提供的就是一个例证。

  在《三国食货志》中收有一条史料,刘备进成都以後。一度想把成都城内的房屋和郊区的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而这些地是有主的,这样办,和清兵入关後,旗人跑马圈地差不多了。亏得赵云向刘备进言,说不能这样干,干了会失去人心。刘备还算明白,没有实行。但当时能出现这样的主意,说明这种作法在古时是有的,把得到的江山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那时是被认为合理的。

  《三国食货志》中还记有一条何宴等人将魏国农垦部门桑田数百顷窃为私有的事。何宴作为“拖油瓶”成为曹操的义子,后来又当了曹操的女婿,他干这些事时据曹丕代汉不到20年,新贵们的腐败也够快了。他这一案被揭出来,是司马懿夺权斗争的需要,没揭出来的应该还有,而在司马氏当权,特别是三分归一统,皇帝的位子似乎坐稳後,权力和财富集中到豪门大族的腐败行为发展的速度更快,晋武帝死后不久,又一次天下大乱,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也未能将政治清明维持多久的一个朝代。

  (四)曹魏兴修水利的教训

  三国中曹操最重视农业,曹魏垦荒的面积最广,这对曹操统一北方和实力盖过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曹操的兵有粮食吃。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袁绍的兵缺粮,不得不吃桑椹和枣子,袁术的兵则吃螺蚌和水草。不用打,胜负已不难看出了。

  在中国,要繁荣农业,必修水利,三国中,曹魏兴修水利最多也最早。<《三国食货志》收集到的就有: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郑陂,鄢汝新陂,小弋阳陂,戾陵堨,车箱渠,淮阳渠,百尺渠及颖水南北诸陂,成国渠,临晋陂等水利设施。这里的陂就是水库;堨则是拦水坝。
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在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从今天的陕西宝鸡到兴平开渠道,修水库,引水灌溉,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充实。在安徽、河南等地的水利工程也使粮食产量倍增,而且规模大。

  但是,日子久了,有些水利工程的的负面影响就显示出来了,如所占土地面积广大,但蓄水能力差,大雨后洪水漫掩,更易成灾;而这些占去的土地本是农田,人口增长起来后,这些地值钱了,因此到晋朝初年就把一部分水库挖开废了。

  对此,父亲发了一通感慨: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他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从事物的历史变化中,看出了问题。

  父亲还发现,有些水利工程,效果久远,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李冰领导建造的都江堰就是一个。所以西蜀没新修多少水利工程,但从都江堰繁荣获得不小。魏时在安徽兴建的几个水库,到宋朝还在发挥效用。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当时分不出优劣对错,经过时间的考验,一般人都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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