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辽夏战争 一、战争的起因西夏同辽的战争是辽夏矛盾长期发展恶化的必然结果。元昊时期辽夏矛盾发展和激化，大体上由下列四种因素所造成。
第一，元昊同兴平公主不睦，引起辽的不满。早在元昊被立为太子之时，其父李德明为了加快称帝的步伐，孤立宋朝，获得辽的支持，继续同辽结盟，主动为元昊向辽圣宗提出求婚，辽圣宗欣然许诺。但不久，辽圣宗去世，联姻之事暂时被搁置起来。公元1031年（辽景福元年，宋天圣九年）十二月，辽兴宗耶律宗真即位，随即将其姐姐兴平公主嫁给元昊。元昊也因此被封为驸马都尉，晋爵为夏国公、西夏王。
但元昊与兴平公主婚后很不和睦。公主生病，元昊不去看望，也不向兴宗报告。兴平公主因忧伤过度，闷闷不乐而死。当辽兴宗得知姐姐因元昊冷落忧愤而死后，十分恼怒，立即派北院承旨耶律庶带了诏书责问元昊，对元昊极为不满。
第二，在夏宋战争中，元昊因惧怕辽兴宗因兴平公主之事，背夏联宋，“南北合兵”夹击西夏，尽量讨好辽国。如将截获宋押送冬装俘虏与冬装献给辽国，以便继续维持辽夏结盟的关系。同时，元昊根据盟约互相支持的精神，主动请求兴宗发兵攻宋，以便配合他的军事行动。但此时的辽兴宗已与元昊貌合神离。他表面上答应出兵，实际上只集兵幽州，不再前进，元昊对此极为不满。
第三，在同西夏毗邻的辽境内居住着许多党项部落。这些部落，随着西夏国力的强盛，有的举族附夏，从而使辽夏边界的民族问题日益复杂起来，成为辽夏关系中不稳定的因素。公元1043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辽重熙十二年）八月，辽境内夹山一带的党项部落岱尔族起兵反抗，辽屡次派兵镇压，不能平定，于是请求元昊出兵协同会剿，结果镇压了这次反抗。但辽兴宗却独吞了全部掳获之物，从而加深了元昊对他的怨恨，并伺机报复。此后，元昊不断出兵深入辽境，劫掠财物，同时引诱辽境内夹山南部地区的党项部落叛附夏国。当辽兴宗得知辽节度使党项人屈烈等叛附夏国的消息后，立即派遣使者要求元昊归还，被元昊拒绝，从而使辽夏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四，元昊对辽违背盟约，单独与宋和好，接受宋朝每年所增绢、银极为不满。正如曾经多次出使辽朝商办此事的富弼所指出：“契丹始与元昊相约，以困中国（宋朝），前年（指公元 1042年，庆历二年九月），契丹背约，与中国复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指宋每年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与辽），因此有隙，屡出怨辞”①。
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元昊因辽违背盟约，独自得到宋朝的好处而迁怒于辽，则是很自然的事。
第五，在辽夏关系出现裂痕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辽为了在经济上制裁元昊，下令禁止夏使在辽境“私市金铁”②，甚至禁止夏人到吐谷浑和党项人居住之地购买马匹。为了使其经济制裁行之有效，辽兴宗又下诏“禁约诸蕃，令沿边筑障砦防遏之”③。
公元1044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辽境内的党项族再一次起兵叛乱。兴宗派辽南面招讨罗汉奴领军镇压，元昊出兵救援，杀死了辽招讨使萧普达等，兴宗大怒，下令调集诸道兵马讨伐夏国。双方剑拔弩张，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上述辽夏主要矛盾的发展看，辽夏之战的实质，在于争夺对西北诸党项部落的统治权。正如宋臣欧阳修所指出：“（辽兴宗）与元昊争夹山小族，遂至交兵”①。
二、战争的经过公元1044年十月，辽兴宗在做好讨伐夏国的一切准备之后，亲率骑兵10万，出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以皇太弟天齐王重元为马步军大元帅，率领骑兵7000出南路，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领骑兵6万出北路，东京留守赵王萧孝友率师为后应。辽三路大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西夏境400里，未遇夏军拦击。此时辽兴宗将其主力驻扎在得胜寺南壁，而元昊率领的左厢夏军则屯聚于贺兰山北。兴宗命殿前副检点萧迭里同先锋获卫经宿直古迭纵兵掩击。元昊率军迎战，辽军锋不可挡，夏军抵挡不住，大溃。
元昊率军退守贺兰山中，因考虑到辽兵势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决定暂行缓兵之计。派遣使者到辽军中向兴宗奉表谢罪请降。兴宗对此犹豫不决。韩国王萧惠从容进言道：“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计，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后悔何及”②？
辽兴宗同意萧惠的意见。命萧惠主动对元昊发起进攻，元昊率军迎敌，辽军不断增援，士气正盛。为了避其锋芒，元昊命令夏军向后撤退100里，每退30里便烧掉了那里的房屋和粮草，并一连退了3次。辽军所到之处，人无粮，马无草，无法再战。辽兴宗在此焦土政策的压力下被迫答应许和。但元昊却乘辽军人疲马饥之时，纵兵突击萧惠大营。萧惠率军应战，元昊败退，辽军乘胜追击。正当夏军处于危急之时，突然狂风大作，飞尘蔽日，天昏地暗，辽军大乱，元昊率军乘机掩袭，萧惠军败，自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胜计。元昊乘胜向驻扎在德胜寺南壁的辽军主力发起进攻，辽军大败，俘掳辽国大臣数十人，驸马萧胡覩被活捉，兴宗狼狈逃脱，其出征夏国随身携带的器服车骑成了元昊的战利品。
元昊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遣使同辽讲和。为了表示讲和的诚意，对俘获的辽国驸马萧胡覩破例免其“劓鼻”①之刑。不久，在辽兴宗的请求下，“以胡覩来归”②，将他放回辽国。至于辽军战俘元昊将一部分用于交换被扣留的夏国使臣，另一部分献给宋朝，显示西夏对辽的胜利。但宋仁宗只接受元昊上表，拒绝接受所献辽俘。
由于这次战争双方的决战地点在河曲（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史称河曲之战。
三、夏胜辽败的原因及其对辽的影响河曲之战最终以夏胜辽败而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由于双方指挥上的差异所造成。
元昊在敌强我弱，辽兵锋不可挡的形势下，先求和以示弱，接着以退为进，实行清野焦土之策以挫其锋，然后乘其人困马乏、军心涣散之机，全力出击，一战而胜。这种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调动有方的指挥艺术，与辽兴宗的胸无成竹、优柔寡断，调度无方，一味只知硬打硬拼的打法，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清人吴广成所指出：“曩霄此举，直以待宋者待契丹矣。是时辽主以十万众直逼贺兰，志吞平夏，而曩霄乞降以骄其师，退兵以示之弱，直待契丹士困马疲，成功一战，而乘其全胜之势，即作请和之举，使契丹不得不从。与前之款宋者若出一辙，岂非玩二国于股掌之上乎？然宋之许和，尚有契丹为先容，若契丹之和，直自与和耳。其不竞更出宋下矣。噫！”①这虽未对比出两者指挥上的差异，但指出元昊因势利导，指挥灵活的艺术却是很正确的。
第二，与夏军训练有素，实践经验较丰，辽军缺乏临战经验有关。北宋大臣欧阳修指出：“臣谓北敌昨所以败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骤战而逢劲敌尔”②。
元昊所统帅的夏军，因经过对宋战争的锻炼和洗礼，不仅士气旺盛，而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这对于久未参加战争锻炼缺乏临战经验的辽兵来说，当然是“劲敌”。加上辽方指挥不当，其被“劲敌”战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这场战争对辽国来说，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正如欧阳修所指出：“（辽）累战累败，亡失人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怒。往时北人杀汉人者罚，汉人杀北人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③。
这说明，第一，由于对夏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老百姓因诛敛无度对辽统治者极端不满，引起了汉人和北人的怨怒；第二，激化了民族矛盾。由于在辽夏战争中诛敛无度，不仅引起汉人的怨怒，而且还使在辽统治下的女真、渤海人，离心离德，“所在离叛攻劫”①。
①《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甲午。
②《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③《西夏书事》卷16。
①《长编》卷155，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②《辽史》卷93，《萧惠传》。
①《西夏书事》卷7。
②《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西夏书事》卷17。
②《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③《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①《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第一，元昊同兴平公主不睦，引起辽的不满。早在元昊被立为太子之时，其父李德明为了加快称帝的步伐，孤立宋朝，获得辽的支持，继续同辽结盟，主动为元昊向辽圣宗提出求婚，辽圣宗欣然许诺。但不久，辽圣宗去世，联姻之事暂时被搁置起来。公元1031年（辽景福元年，宋天圣九年）十二月，辽兴宗耶律宗真即位，随即将其姐姐兴平公主嫁给元昊。元昊也因此被封为驸马都尉，晋爵为夏国公、西夏王。
但元昊与兴平公主婚后很不和睦。公主生病，元昊不去看望，也不向兴宗报告。兴平公主因忧伤过度，闷闷不乐而死。当辽兴宗得知姐姐因元昊冷落忧愤而死后，十分恼怒，立即派北院承旨耶律庶带了诏书责问元昊，对元昊极为不满。
第二，在夏宋战争中，元昊因惧怕辽兴宗因兴平公主之事，背夏联宋，“南北合兵”夹击西夏，尽量讨好辽国。如将截获宋押送冬装俘虏与冬装献给辽国，以便继续维持辽夏结盟的关系。同时，元昊根据盟约互相支持的精神，主动请求兴宗发兵攻宋，以便配合他的军事行动。但此时的辽兴宗已与元昊貌合神离。他表面上答应出兵，实际上只集兵幽州，不再前进，元昊对此极为不满。
第三，在同西夏毗邻的辽境内居住着许多党项部落。这些部落，随着西夏国力的强盛，有的举族附夏，从而使辽夏边界的民族问题日益复杂起来，成为辽夏关系中不稳定的因素。公元1043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辽重熙十二年）八月，辽境内夹山一带的党项部落岱尔族起兵反抗，辽屡次派兵镇压，不能平定，于是请求元昊出兵协同会剿，结果镇压了这次反抗。但辽兴宗却独吞了全部掳获之物，从而加深了元昊对他的怨恨，并伺机报复。此后，元昊不断出兵深入辽境，劫掠财物，同时引诱辽境内夹山南部地区的党项部落叛附夏国。当辽兴宗得知辽节度使党项人屈烈等叛附夏国的消息后，立即派遣使者要求元昊归还，被元昊拒绝，从而使辽夏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四，元昊对辽违背盟约，单独与宋和好，接受宋朝每年所增绢、银极为不满。正如曾经多次出使辽朝商办此事的富弼所指出：“契丹始与元昊相约，以困中国（宋朝），前年（指公元 1042年，庆历二年九月），契丹背约，与中国复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指宋每年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与辽），因此有隙，屡出怨辞”①。
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元昊因辽违背盟约，独自得到宋朝的好处而迁怒于辽，则是很自然的事。
第五，在辽夏关系出现裂痕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辽为了在经济上制裁元昊，下令禁止夏使在辽境“私市金铁”②，甚至禁止夏人到吐谷浑和党项人居住之地购买马匹。为了使其经济制裁行之有效，辽兴宗又下诏“禁约诸蕃，令沿边筑障砦防遏之”③。
公元1044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辽境内的党项族再一次起兵叛乱。兴宗派辽南面招讨罗汉奴领军镇压，元昊出兵救援，杀死了辽招讨使萧普达等，兴宗大怒，下令调集诸道兵马讨伐夏国。双方剑拔弩张，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上述辽夏主要矛盾的发展看，辽夏之战的实质，在于争夺对西北诸党项部落的统治权。正如宋臣欧阳修所指出：“（辽兴宗）与元昊争夹山小族，遂至交兵”①。
二、战争的经过公元1044年十月，辽兴宗在做好讨伐夏国的一切准备之后，亲率骑兵10万，出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以皇太弟天齐王重元为马步军大元帅，率领骑兵7000出南路，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领骑兵6万出北路，东京留守赵王萧孝友率师为后应。辽三路大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西夏境400里，未遇夏军拦击。此时辽兴宗将其主力驻扎在得胜寺南壁，而元昊率领的左厢夏军则屯聚于贺兰山北。兴宗命殿前副检点萧迭里同先锋获卫经宿直古迭纵兵掩击。元昊率军迎战，辽军锋不可挡，夏军抵挡不住，大溃。
元昊率军退守贺兰山中，因考虑到辽兵势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决定暂行缓兵之计。派遣使者到辽军中向兴宗奉表谢罪请降。兴宗对此犹豫不决。韩国王萧惠从容进言道：“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计，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后悔何及”②？
辽兴宗同意萧惠的意见。命萧惠主动对元昊发起进攻，元昊率军迎敌，辽军不断增援，士气正盛。为了避其锋芒，元昊命令夏军向后撤退100里，每退30里便烧掉了那里的房屋和粮草，并一连退了3次。辽军所到之处，人无粮，马无草，无法再战。辽兴宗在此焦土政策的压力下被迫答应许和。但元昊却乘辽军人疲马饥之时，纵兵突击萧惠大营。萧惠率军应战，元昊败退，辽军乘胜追击。正当夏军处于危急之时，突然狂风大作，飞尘蔽日，天昏地暗，辽军大乱，元昊率军乘机掩袭，萧惠军败，自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胜计。元昊乘胜向驻扎在德胜寺南壁的辽军主力发起进攻，辽军大败，俘掳辽国大臣数十人，驸马萧胡覩被活捉，兴宗狼狈逃脱，其出征夏国随身携带的器服车骑成了元昊的战利品。
元昊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遣使同辽讲和。为了表示讲和的诚意，对俘获的辽国驸马萧胡覩破例免其“劓鼻”①之刑。不久，在辽兴宗的请求下，“以胡覩来归”②，将他放回辽国。至于辽军战俘元昊将一部分用于交换被扣留的夏国使臣，另一部分献给宋朝，显示西夏对辽的胜利。但宋仁宗只接受元昊上表，拒绝接受所献辽俘。
由于这次战争双方的决战地点在河曲（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史称河曲之战。
三、夏胜辽败的原因及其对辽的影响河曲之战最终以夏胜辽败而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由于双方指挥上的差异所造成。
元昊在敌强我弱，辽兵锋不可挡的形势下，先求和以示弱，接着以退为进，实行清野焦土之策以挫其锋，然后乘其人困马乏、军心涣散之机，全力出击，一战而胜。这种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调动有方的指挥艺术，与辽兴宗的胸无成竹、优柔寡断，调度无方，一味只知硬打硬拼的打法，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清人吴广成所指出：“曩霄此举，直以待宋者待契丹矣。是时辽主以十万众直逼贺兰，志吞平夏，而曩霄乞降以骄其师，退兵以示之弱，直待契丹士困马疲，成功一战，而乘其全胜之势，即作请和之举，使契丹不得不从。与前之款宋者若出一辙，岂非玩二国于股掌之上乎？然宋之许和，尚有契丹为先容，若契丹之和，直自与和耳。其不竞更出宋下矣。噫！”①这虽未对比出两者指挥上的差异，但指出元昊因势利导，指挥灵活的艺术却是很正确的。
第二，与夏军训练有素，实践经验较丰，辽军缺乏临战经验有关。北宋大臣欧阳修指出：“臣谓北敌昨所以败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骤战而逢劲敌尔”②。
元昊所统帅的夏军，因经过对宋战争的锻炼和洗礼，不仅士气旺盛，而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这对于久未参加战争锻炼缺乏临战经验的辽兵来说，当然是“劲敌”。加上辽方指挥不当，其被“劲敌”战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这场战争对辽国来说，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正如欧阳修所指出：“（辽）累战累败，亡失人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怒。往时北人杀汉人者罚，汉人杀北人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③。
这说明，第一，由于对夏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老百姓因诛敛无度对辽统治者极端不满，引起了汉人和北人的怨怒；第二，激化了民族矛盾。由于在辽夏战争中诛敛无度，不仅引起汉人的怨怒，而且还使在辽统治下的女真、渤海人，离心离德，“所在离叛攻劫”①。
①《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甲午。
②《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③《西夏书事》卷16。
①《长编》卷155，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②《辽史》卷93，《萧惠传》。
①《西夏书事》卷7。
②《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西夏书事》卷17。
②《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③《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①《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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