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梁氏幽禁秉常与宋朝五路伐夏 一、梁氏幽禁秉常公元1076年（夏大安二年），秉常已满16岁，应该亲自过问朝政，但实权仍为梁太后所掌握。
公元1080年（夏大安六年）一月，秉常在皇族的支持下，下令取消蕃礼，恢复汉礼，但因梁氏集团的反对，只好作罢。
公元1081年三月，夏将李清劝秉常“以河南归朝廷”③，以便借宋朝的力量削弱梁氏集团的势力。秉常表示赞同，并准备派李清到宋朝联系。不料机密泄露，太后与萌讹密谋，先捕杀李清，接着“幽秉常于兴州之木砦”①。梁氏母党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开后，秉常旧时亲党和用事诸酋豪“各拥兵自固”，与梁氏对抗，“国内大乱”②。宋君臣得知该消息后，认为是“兴师问罪”③的大好时机。同时，宋神宗“久欲用兵收灵武”④。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宋夏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二、宋朝五路伐夏1.战争的起因及简要经过公元1081年（夏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六月，宋神宗藉口梁氏幽禁秉常，“忽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及梁氏背信弃义，侵宋边疆，“暴驱兵众，直犯塞防”，为此，他决定“兴问罪之师”，与夏国军民，“共诛国仇”⑤，下令兴师分五路大举伐夏。宋神宗以熙河经制李宪为统帅，对五路将领及兵力作了如下部署：由宦官李宪总领熙秦七军及吐蕃首领董毡领兵3万出熙河；宦官王中正率领河东兵6万出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种谔将鄜延及畿内兵93000出绥德；外戚高遵裕率领步骑87000出环庆。
这次宋神宗出兵的意图很明确，决心也很大，即要求将士齐心协力，领兵将领“不惜爵赏，鼓励三军士气”⑥，一举荡平西夏。按照宋军原来的作战计划，总的作战方略是分进合击，“五路之师皆会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①。具体战术由泾原、环庆两路会师先取灵州，然后攻打兴州，河东、鄜延两路到夏州会合，先攻取环州，然后直捣兴州。至于董毡所率的吐蕃军队，“若赴兴、灵道路阻远，即领全军过河（黄河），攻取凉州”。②意在从侧面牵制夏国右厢军队，配合五路主力攻取兴州。
刘昌祚率领5万人马，首先开人夏境，到达堪哥平磨哆（chi侈）隘口，与夏统军国母弟梁大王接战，大败夏军，“斩获大首领没罗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十五级，小首领二百一十九级，生擒首领统军姪纥多埋等二十三人，斩二千四百六十级”③。接着，乘胜进军，抵达灵州城下。由于刘昌祚受高遵裕节制，遵裕唯恐昌祚独立大功，命令他暂时不要攻城，但等遵裕的军队到达之后，夏兵已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夏人决黄河七级渠水淹灌宋军，同时派兵断绝宋军粮道，宋军饥寒交迫，加上水淹，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撤退时高遵裕的87000人，只剩下13000人。种谔率领的93000人马，从陕西绥德城出发，沿无定河西进，连续攻占了银州、石州、夏州等地，由于军粮接济不上，加上大雪纷飞，士兵饥寒相逼，撤退时仅剩3万人马。王中正所部6万人马，从麟州出发，沿无定河北进，进入沙湿地区。前进十分艰难，到宥州奈王井时，也因军粮缺乏，士卒损失约2万人，被迫撤军。至于统帅李宪所率领的熙、秦7军和吐蕃兵3万，于九月间在攻占古兰州之后，接着向东攻占龛谷（今甘肃省榆中县境内），获得大量窖藏粮食及武器，“分兵发窖取谷及防城弓箭之类”①。十日，率军至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馆库”②，打败西夏统军仁多■丁，擒获士兵100人。鉴于前线宋军接连失利，于十一月间班师回原驻地。
2.夏胜宋败的原因公元1082年（夏大安八年，宋元丰五年）正月，宋神宗下令追究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高遵裕责授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王中正、刘昌祚并降官。五路伐夏，以宋方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神宗命将非人，使这次战争缺乏卓越的富有军事才能的统帅来正确指导这次战争。当神宗打算用宦官李宪、王中正为统帅时，宋臣孙固反对道：“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士大夫孰肯为用。……今举兵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③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也反对任用宦者为帅，但神宗未能采纳这种意见。直至五路伐夏失败之后，神宗才认识到自己命将非人的错误，他对孙固说：“若用卿言，必不至于此”。④/TITLE>在答文彦博的手诏说：“朕涉道日浅，昧于知人，不能图任将帅，以天赐可乘之机，上为祖宗殄灭一世仇，深为厚颜。……”⑤此时的神宗虽然已经幡然悔悟，但大错已经铸成，只有望洋兴叹了。
第二，战略部署有失允当。这次战争，神宗采用五路并进，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但该方针一出笼，就有人提出异议，并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如宋臣赵咸指出：“诸路之帅，皆欲直趋兴州，覆其巢穴，臣等以为进兵深入，西贼引避，迁其居民，空其室庐，实有深计。盖使我军进无所得，退无所恃，食乏兵疲，然复邀我归路，自当坐致困弊。”①战争的实践证明了赵咸议论的正确性。当宋军进入夏境，五路并进之时，由于宋军行动迟缓，各路互不统属，显得力量散慢，给西夏以可乘之机。西夏统治者最初针对宋军五路并进的态势，采用分路全面防御之策。史载：“梁氏闻汉兵四出，分遣诸监司兵，委大帅梁永能总领拒之。永能折作三溜，一以当路，一以旁伏，一以俟汉兵营垒未定，伺隙突击，又于通道堑绝山谷设为阻险，守备甚谨”。②处处设防的结果，由于兵单力弱，招致了诸如米脂砦、高川石峡、磨哆隘、龛谷等一连串阻击战的失败，但西夏统治者并未气馁，他们及时接受教训，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作战方针。史载：“梁氏问计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粱后从之。”①由于及时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断敌粮道，集中优势兵力同敌作战的正确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转失败为成功。
第三，宋军缺乏统一指挥，领兵将领未能协同作战，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按照宋神宗的要求，宋军将领应当服从李宪的统一指挥，各路大军应当齐心协力，互相配合，但进军的实际情况却是各自为战。五路人马除刘昌祚与高遵裕两军先后攻抵灵州城下外，其余各路均不能按期出兵和到达目的地。如种谔所率之军，按照原定计划，本应从鄜延西进，会师灵武，但“谔迂枉不进”②，竟率师至银州、石州和夏州，迁延时日，无功而还。同时，将领之间互相猜忌。如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受外戚高遵裕节制，昌祚攻占鸣沙川，逼近灵州城下，城门未及关闭，先锋几乎夺门而入，但高遵裕嫉妒刘昌祚独立大功，“驰遣使止之……命按甲勿攻。”③由于忌贤妒能，坐失战机，遵裕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但未能攻下，反被夏人挖开七级渠水所灌，军溃南遁，狼狈不堪。
3.战争的性质及其对宋夏的影响这场战争的性质，对宋来说是一场掠夺性的不义战争，而西夏则是防御性的正义战争。其所以如此，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首先，从宋夏军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看，其性质很清楚。由于赵宋统治者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夺取“陷没百年”①的银、夏、绥、宥诸州，一举荡平西夏，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屠杀的“杀人夺地”②的政策。因此，西夏人必然要奋起反抗宋朝的入侵。至于北宋军民对这场不义战争，也采取不支持和不合作的态度。如负责这场战争转运粮草的李稷，驱迫民伕运粮，“民苦折运，多散走，不能禁”③。即以逃亡拒运的方式表示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抗议。同时，那些亲身参加这场战争并从灵州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不仅怒不可遏地活埋了平时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军官，“士卒乃敢攘夺公私之物，至剥夺军官衣服，生埋掩之。”而且“自去巾栉辫发诈为蕃兵，追夺财物，军器什物，弃毁满野。④即用实际行动表示强烈反对这场不义的战争。
其次，一些看问题比较客观的赵宋臣僚并不否认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如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⑤。苏辙也认为神宗熙宁以来的对夏战争（包括这次战争），“曲在朝廷”⑥，等等。这场战争甚至连亲身参加战争洗礼的环庆帅高遵裕的机要秘书、主掌机宜文字的张舜民也持不赞成的态度。他作灵武诗云：（一）“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二）“青铜峡西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莫上望乡台。”
由于张舜民用诗的语言抨击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使他受到了谪迁降职等处分。“坐谪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改监彬州酒税”①。
这次战争给宋夏双方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和影响。
对宋来说，损兵折将，劳民伤财，不但未能打垮夏国，反而使边患更多。正如大臣富弼所说：“灵州之役，中国竭公私之力以事诛讨，未能大创西人，而使其得吾士马，取吾器械，收吾金帛粮食以贻北敌，借兵求援，其为边患，岂非反增强悍乎”②？
一语道破了宋朝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对西夏来说，同样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阻止宋军实现一举灭亡西夏的战略目标，“悉其精锐，渡河保兴、灵”③。造成前线空虚，使宋军顺利占领银、石、夏、宥诸州，并控制了横山北侧的废城和旧砦，从而使横山境内200里地区的老百姓不敢耕种。同时由于战争，宋朝罢岁赐，绝和市，造成物价飞涨，人民流离失所。“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④说明这场战争同样给西夏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③《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①《西夏书事》卷25。
②《西夏书事》卷25。
③《宋史》卷333，《俞充传》。
④《宋史》卷312，《王珪传》。
⑤《宋大诏令集》卷235，《招谕夏敕牓》。
⑥《长编》卷315，元丰四年八月。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②《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部》八之二四及二五。
③《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部》八之二五。
①《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部》一四之一八。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甲申。
④《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乙丑。
①《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乙丑。
②《西夏书事》卷25。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宋史》卷335，《种谔传》。
③《宋史》卷349，《刘昌祚传》。
①《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
②《长编》卷405，元祐二年八月丙子。
③《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甲申。
④《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癸亥。
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3，《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
⑥《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地状》。
①《宋史》卷347，《张舜民传》。
②《西夏书事》卷26。
③《东都事略》卷127，附录五《西夏传》。
④《宋文鉴》卷55，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
公元1080年（夏大安六年）一月，秉常在皇族的支持下，下令取消蕃礼，恢复汉礼，但因梁氏集团的反对，只好作罢。
公元1081年三月，夏将李清劝秉常“以河南归朝廷”③，以便借宋朝的力量削弱梁氏集团的势力。秉常表示赞同，并准备派李清到宋朝联系。不料机密泄露，太后与萌讹密谋，先捕杀李清，接着“幽秉常于兴州之木砦”①。梁氏母党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开后，秉常旧时亲党和用事诸酋豪“各拥兵自固”，与梁氏对抗，“国内大乱”②。宋君臣得知该消息后，认为是“兴师问罪”③的大好时机。同时，宋神宗“久欲用兵收灵武”④。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宋夏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二、宋朝五路伐夏1.战争的起因及简要经过公元1081年（夏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六月，宋神宗藉口梁氏幽禁秉常，“忽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及梁氏背信弃义，侵宋边疆，“暴驱兵众，直犯塞防”，为此，他决定“兴问罪之师”，与夏国军民，“共诛国仇”⑤，下令兴师分五路大举伐夏。宋神宗以熙河经制李宪为统帅，对五路将领及兵力作了如下部署：由宦官李宪总领熙秦七军及吐蕃首领董毡领兵3万出熙河；宦官王中正率领河东兵6万出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种谔将鄜延及畿内兵93000出绥德；外戚高遵裕率领步骑87000出环庆。
这次宋神宗出兵的意图很明确，决心也很大，即要求将士齐心协力，领兵将领“不惜爵赏，鼓励三军士气”⑥，一举荡平西夏。按照宋军原来的作战计划，总的作战方略是分进合击，“五路之师皆会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①。具体战术由泾原、环庆两路会师先取灵州，然后攻打兴州，河东、鄜延两路到夏州会合，先攻取环州，然后直捣兴州。至于董毡所率的吐蕃军队，“若赴兴、灵道路阻远，即领全军过河（黄河），攻取凉州”。②意在从侧面牵制夏国右厢军队，配合五路主力攻取兴州。
刘昌祚率领5万人马，首先开人夏境，到达堪哥平磨哆（chi侈）隘口，与夏统军国母弟梁大王接战，大败夏军，“斩获大首领没罗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十五级，小首领二百一十九级，生擒首领统军姪纥多埋等二十三人，斩二千四百六十级”③。接着，乘胜进军，抵达灵州城下。由于刘昌祚受高遵裕节制，遵裕唯恐昌祚独立大功，命令他暂时不要攻城，但等遵裕的军队到达之后，夏兵已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夏人决黄河七级渠水淹灌宋军，同时派兵断绝宋军粮道，宋军饥寒交迫，加上水淹，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撤退时高遵裕的87000人，只剩下13000人。种谔率领的93000人马，从陕西绥德城出发，沿无定河西进，连续攻占了银州、石州、夏州等地，由于军粮接济不上，加上大雪纷飞，士兵饥寒相逼，撤退时仅剩3万人马。王中正所部6万人马，从麟州出发，沿无定河北进，进入沙湿地区。前进十分艰难，到宥州奈王井时，也因军粮缺乏，士卒损失约2万人，被迫撤军。至于统帅李宪所率领的熙、秦7军和吐蕃兵3万，于九月间在攻占古兰州之后，接着向东攻占龛谷（今甘肃省榆中县境内），获得大量窖藏粮食及武器，“分兵发窖取谷及防城弓箭之类”①。十日，率军至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馆库”②，打败西夏统军仁多■丁，擒获士兵100人。鉴于前线宋军接连失利，于十一月间班师回原驻地。
2.夏胜宋败的原因公元1082年（夏大安八年，宋元丰五年）正月，宋神宗下令追究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高遵裕责授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王中正、刘昌祚并降官。五路伐夏，以宋方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神宗命将非人，使这次战争缺乏卓越的富有军事才能的统帅来正确指导这次战争。当神宗打算用宦官李宪、王中正为统帅时，宋臣孙固反对道：“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士大夫孰肯为用。……今举兵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③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也反对任用宦者为帅，但神宗未能采纳这种意见。直至五路伐夏失败之后，神宗才认识到自己命将非人的错误，他对孙固说：“若用卿言，必不至于此”。④/TITLE>在答文彦博的手诏说：“朕涉道日浅，昧于知人，不能图任将帅，以天赐可乘之机，上为祖宗殄灭一世仇，深为厚颜。……”⑤此时的神宗虽然已经幡然悔悟，但大错已经铸成，只有望洋兴叹了。
第二，战略部署有失允当。这次战争，神宗采用五路并进，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但该方针一出笼，就有人提出异议，并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如宋臣赵咸指出：“诸路之帅，皆欲直趋兴州，覆其巢穴，臣等以为进兵深入，西贼引避，迁其居民，空其室庐，实有深计。盖使我军进无所得，退无所恃，食乏兵疲，然复邀我归路，自当坐致困弊。”①战争的实践证明了赵咸议论的正确性。当宋军进入夏境，五路并进之时，由于宋军行动迟缓，各路互不统属，显得力量散慢，给西夏以可乘之机。西夏统治者最初针对宋军五路并进的态势，采用分路全面防御之策。史载：“梁氏闻汉兵四出，分遣诸监司兵，委大帅梁永能总领拒之。永能折作三溜，一以当路，一以旁伏，一以俟汉兵营垒未定，伺隙突击，又于通道堑绝山谷设为阻险，守备甚谨”。②处处设防的结果，由于兵单力弱，招致了诸如米脂砦、高川石峡、磨哆隘、龛谷等一连串阻击战的失败，但西夏统治者并未气馁，他们及时接受教训，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作战方针。史载：“梁氏问计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粱后从之。”①由于及时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断敌粮道，集中优势兵力同敌作战的正确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转失败为成功。
第三，宋军缺乏统一指挥，领兵将领未能协同作战，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按照宋神宗的要求，宋军将领应当服从李宪的统一指挥，各路大军应当齐心协力，互相配合，但进军的实际情况却是各自为战。五路人马除刘昌祚与高遵裕两军先后攻抵灵州城下外，其余各路均不能按期出兵和到达目的地。如种谔所率之军，按照原定计划，本应从鄜延西进，会师灵武，但“谔迂枉不进”②，竟率师至银州、石州和夏州，迁延时日，无功而还。同时，将领之间互相猜忌。如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受外戚高遵裕节制，昌祚攻占鸣沙川，逼近灵州城下，城门未及关闭，先锋几乎夺门而入，但高遵裕嫉妒刘昌祚独立大功，“驰遣使止之……命按甲勿攻。”③由于忌贤妒能，坐失战机，遵裕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但未能攻下，反被夏人挖开七级渠水所灌，军溃南遁，狼狈不堪。
3.战争的性质及其对宋夏的影响这场战争的性质，对宋来说是一场掠夺性的不义战争，而西夏则是防御性的正义战争。其所以如此，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首先，从宋夏军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看，其性质很清楚。由于赵宋统治者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夺取“陷没百年”①的银、夏、绥、宥诸州，一举荡平西夏，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屠杀的“杀人夺地”②的政策。因此，西夏人必然要奋起反抗宋朝的入侵。至于北宋军民对这场不义战争，也采取不支持和不合作的态度。如负责这场战争转运粮草的李稷，驱迫民伕运粮，“民苦折运，多散走，不能禁”③。即以逃亡拒运的方式表示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抗议。同时，那些亲身参加这场战争并从灵州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不仅怒不可遏地活埋了平时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军官，“士卒乃敢攘夺公私之物，至剥夺军官衣服，生埋掩之。”而且“自去巾栉辫发诈为蕃兵，追夺财物，军器什物，弃毁满野。④即用实际行动表示强烈反对这场不义的战争。
其次，一些看问题比较客观的赵宋臣僚并不否认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如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⑤。苏辙也认为神宗熙宁以来的对夏战争（包括这次战争），“曲在朝廷”⑥，等等。这场战争甚至连亲身参加战争洗礼的环庆帅高遵裕的机要秘书、主掌机宜文字的张舜民也持不赞成的态度。他作灵武诗云：（一）“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二）“青铜峡西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莫上望乡台。”
由于张舜民用诗的语言抨击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使他受到了谪迁降职等处分。“坐谪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改监彬州酒税”①。
这次战争给宋夏双方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和影响。
对宋来说，损兵折将，劳民伤财，不但未能打垮夏国，反而使边患更多。正如大臣富弼所说：“灵州之役，中国竭公私之力以事诛讨，未能大创西人，而使其得吾士马，取吾器械，收吾金帛粮食以贻北敌，借兵求援，其为边患，岂非反增强悍乎”②？
一语道破了宋朝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对西夏来说，同样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阻止宋军实现一举灭亡西夏的战略目标，“悉其精锐，渡河保兴、灵”③。造成前线空虚，使宋军顺利占领银、石、夏、宥诸州，并控制了横山北侧的废城和旧砦，从而使横山境内200里地区的老百姓不敢耕种。同时由于战争，宋朝罢岁赐，绝和市，造成物价飞涨，人民流离失所。“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④说明这场战争同样给西夏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③《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①《西夏书事》卷25。
②《西夏书事》卷25。
③《宋史》卷333，《俞充传》。
④《宋史》卷312，《王珪传》。
⑤《宋大诏令集》卷235，《招谕夏敕牓》。
⑥《长编》卷315，元丰四年八月。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②《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部》八之二四及二五。
③《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部》八之二五。
①《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部》一四之一八。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甲申。
④《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乙丑。
①《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乙丑。
②《西夏书事》卷25。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宋史》卷335，《种谔传》。
③《宋史》卷349，《刘昌祚传》。
①《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
②《长编》卷405，元祐二年八月丙子。
③《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甲申。
④《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癸亥。
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3，《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
⑥《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地状》。
①《宋史》卷347，《张舜民传》。
②《西夏书事》卷26。
③《东都事略》卷127，附录五《西夏传》。
④《宋文鉴》卷55，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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