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以法治军，颁行《贞观玉镜统》 俄罗斯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Л·K·科兹洛夫从我国黑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盗走的西夏珍贵文献——《贞观玉镜统》②是一本属于军事方面的法典③。该法典是崇宗乾顺贞观年间（1101—1113年）用西夏文雕板印刷出版的。该书采用“蝴蝶装”，刻印文字工整秀丽。目前，保存下来的有三个以上的版本，总共73面，残缺不全。尽管该书残缺颇多，很不完整，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到乾顺时期以法治军的简要概况。
一、乾顺时期颁行《贞观玉镜统》的原因《贞观玉镜统》之所以颁行于乾顺亲政之后的贞观年间，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要求。乾顺在“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指引下，虽然将夏国建设的重点，开始向振兴文教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倾斜，但“尚文重法”并非不要武备，而是在武备问题上更加精益求精。即不是一味去讲求军队的数量，而是需要提高军队的质量（包括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制定或者在旧有的军事法规的基础之上，重新修订一部行之有效的军事法典，作为以法治军的依据，于是该书便应运而生。
第二，与当时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有关。所谓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是指乾顺即位初期，宋夏在军事上较量的结果，夏军接连失利，尤其在夏国的西南地区丧师失地严重（详前）。在此情况下，为了重振军威，收复失地，也需要颁行军事法典，以法治军，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第三，旧有军事法规必须更新。如众所知，景宗元昊在其立国之前，曾以“兵法勒诸部”，并对过去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他所确定的兵制和实行的兵法，到乾顺时期，已经80余年。时过境迁，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国情、民情和军情，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改弦易辙，重新做出新的规定，在旧的军事法典的基础之上制定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军事法规。
二、《贞观玉镜统》的主要内容西夏文残本《贞观玉镜统》全文除序言外，尚有一至四篇。其序言，因残缺太多，难以窥其全豹。从其残页谈到过去的军律（如“赏罚律”）虽“轻重分明”，难以适应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和军情，“如今，□性忠奸不同，行军不易，功难明□……①”来看，显然是在解释编纂《贞观玉镜统》的原因和目的。第一篇《军政篇》是有关军政制度的规定。第二篇《功篇》是关于各种军功奖赏的规定。第三篇《罪篇》是关于各级军官和士兵触犯各种律条处罚的规定。第四篇《进胜篇》是关于各级军官和士兵立大功奇功奖赏的规定。
从第一篇至第四篇现存的目录和正文看，该书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军政制度和军律两个部份，下面就这两个部份的主要内容分述于后。
1.关于军政制度该书第一篇集中谈了军政制度，其他几篇也有谈军政制度的。其内容大体上有如下几项：甲、关于如何选将任职。第一篇目录云：“共命将职，有诏旨，行文书”。（第1条）
“统印信，主律令者”（第2条）
也就是说，选任诸如正副将军、正副行将、正副佐将等一类的军职，必须由上一级几个方面的统兵官，共同研究决定，然后上报中央经皇帝批准，颁布诏旨、印章、符牌，下达正式文书，才算完成选任将职的全过程。
乙、关于军队人员的构成和军官职级在元昊定兵制之时，见诸汉文史籍的军队人员的构成比较单纯，只有正军和负瞻两种。正军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负瞻是随军杂役，其任务是负责筹备粮食和供战马食用的饲料，并负责将这些粮料运到军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情、民情和军情的变化，到乾顺时，军队人员的构成，逐渐复杂起来。据该书第二章记载：“将处役[人]、辅军、私人杀[敌]人”。（第28条目录）
“虞人[获]官赏赐”。（第64条目录）
“刑徒、苦役减刺[字]”。（第75条目录）
说明西夏军队最迟到乾顺之时，其人员的构成，除正军、负瞻外，还有“私人”（指军职人员的亲友子弟及民间有材勇者）、“役人”（指仆役）、“虞人”（向导）、“刑徒”、“苦役”，等等。这些人员以“私人”地位较高，“役人”次之，“刑徒”、“苦役”又次之。这些人员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西夏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等级关系在军队中的反映。
按照规定，上述成员中的“私人”、“役人”必须紧紧跟随将军参加战斗，如果在战斗中立有奇功（指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在1500件以上者），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赏赐，而且可以晋升为军卒，至于“刑徒”和“苦役”，也可以立功减轻刑期（第二篇第75—77条）。这些规定显然有利于调动上述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关于军官职级，该书第三篇第3条规定：“将军等在敌地域里，没有分头行进，而是去自己想去之处；要会战，聚处地名、时日已著明令，各自约齐[届][时]都去，其中一将军准时到达；另一将军懈怠迟[到]，至会[合]地点时日，没有去时，先时到达的将军与敌军遭遇、战斗，[有]胜[或]败时，功罪在于将，由将承担。损失兵马时，损失大小多少……，一律乃迟到将军之罪，[其]官、职、军皆具失去，列入不主事官之列。若先到将军未遇战事，则迟到将军的官减去一半，司位、职等具丢失。”
这段规定告诉我们：第一，至迟在乾顺时，西夏军队中的军官职级，有官、职、军和司位。这里的“军”似乎应指军籍或军中职衔、“司位”可能相当于宋朝的差遣。这四种职衔，在宋朝军队中早已存在，说明西夏的军官职衔深受宋朝的影响；第二，存在主事官与不主事官两种不同类型的官。所谓“不主事官”，应指大小统兵等主事官以外的杂官和幕僚等，这在宋朝军队中早就存在；第三，文中的官，应指官资。因为西夏文官字，其义为官，音为资，两者通用。在宋朝资作为考察官员，以备升迁的依据，差遣官任满一期便可以加一资。一个官阶分为若干级，每一级就是一资。宋军军功赏官分为“转官”和“转阶级”两种，因军功而升官的称为“转官”，因军功而升军职的称为“转阶级”，西夏将两者合而为一，均为“加官”，也就是转官，即转资。西夏军官们的升降，往往以官为主，如步骑佐将立奇功（指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等1500种以上），可加官10级，正首领立奇功，可加官12级，军卒立奇功，可加官15级。反之，因罪过受罚则要降官。如将军“因未往相助，具减10官”（第3篇第4条）。正副将军虚报俘获数量自1件至500件减3官，500件至1000件减五官，虚报数量越大减官越多，当虚报至2000件以上至2500件时，“则官具减半”，2500件至3000件时，“官、军、职皆免掉，贬为“底（层）官”。（第四篇第9条）
西夏官阶级数究竟有多少？史无明文记载，但西夏为小国寡民，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其官阶级数，肯定比宋、金要少。宋的武官官阶最多时高达50以上。如徽宗政和年间，“自太尉至下班祇应，凡五十二阶”50000497_0210_0①，金朝官阶据《金史·百官志》记载，文官为42阶，武官为36阶。
除了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大问题做了相当详细的规定之外，还对作为军队指挥信号的旗、鼓、金以及行使统兵权的将军与最高统治者派来进行监督的察军（即监军）作了种种规定。由于该书有关这两个问题，仅存目录，正文荡然无存，详细内容无从知晓，只好暂付阙如了。
2.关于军律西夏军律可分为赏赐律与罚罪律两大门类。现将其主要内容分述于后。
赏赐律。该书关于赏赐的规定，主要集中于第二篇和第四篇。从这两篇的存目和正文看，其内容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定。其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有如下三点：（一）关于立大功奇功的标准。其律令规定凡能“挫敌军锋”，大败敌军，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1500件以上者，才算立了大功奇功，得到一份相当丰厚的赏赐。反之，凡是俘获数量在1500件以下者只能算立了一般军功，按照其“[俘获]、[的]物品、数量领取官赏”（第4篇第1条）。
（二）对军官如何论功行赏。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战斗中，人、马、甲、胄、旗、鼓、金各有得失时，原则上可以互相抵销。“将军等行进到敌地域中去，……（与敌）战斗时不能相挫败，兵马各自撤退时，得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者，功罪可相抵”（第2篇第5条）；若得超过失，可以得赏，但必须超过“一百种以上”方能领取。反之，“[若]功超[过][罪]一百种以下到一百种的，勿得功”（第二篇第2条），即不能论功行赏。当失多于得时，一般来说，要受到应有的处罚。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将军经过殊死战（斗），或能深入敌境，尽管得不偿失，仍可以按其俘获之物的种类及数量计功给赏。
其二，当正副将军并肩战斗，若能既挫敌军锋，又能俘获敌之人、马、甲、胄、旗、鼓、金，两功相等时，“当取最高那种”，即按赏赐最多的那项领赏，不能两赏俱得。但如果将军亲手杀死敌人，“则获前功外，上述杀敌功亦可得”（第2篇第7条），即两赏可同时领取。
（三）对立了军功的刑徒、苦役如何行赏。律令规定：“刑徒、苦役减刺［字］［之］功”。（第2篇75条目录）
“刑徒等功作半减[刑]期”。（第2篇76条目录）
也就是说，凡刑徒、苦役立了军功，其功应按常人一半计算，减刺字或减刑期。
赏赐律的具体规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凡符合这五个方面条件之一者均可论功行赏。
（一）克敌制胜者。包括挫敌军锋，大败敌人者。“将军、行将（私人）等……挫敌军锋，私人[可]［成］[为]军卒，挫敌军锋□□当得官、军赏赐”。（第4篇第8条）；攻城战斗中首先登上敌人城头陷城者。“登[敌]城上［者］，初为杂官，若无官等，顺次加官”。（第2篇第63条）；在战斗中杀死敌军一人以上者。“杀一人以上，一律加一官，当得二十两银碗，衣服一袭七带，五两银腰带一条，茶、绢五十[份]，等等”（第2篇第3条）；将军在战斗中将敌将打下马，让别人将其杀死者。“将、行将亲手［击］倒［敌］人，又令杀之”（第2篇第17条目录）也可论功行赏。
（二）打败仗时能立军功者。包括英勇断后，使全军撤退者；在战斗中将领败阵，但护卫、队人能挫敌军锋者，前者从将军到私人都可得到奖赏，后者仅限于护卫和队人。
（三）俘获各类战利品者。第2篇第12条规定：“与敌战斗中，获铠甲、马、旗、鼓、金，俘虏首级、小孩、妇女等者，计将军、行将、佐将等之一应功数中”。
表明战利品有两类，一类为军用物资——铠甲、马、旗、鼓、金等；另一类为人，包括首级（死口）、妇女和儿童（活口）。
（四）揭露弄虚作假者。第3篇第29条规定：“正副将被诸人所告属实时……告者可加二官，前所纳首[级]的赏赐与首［级］价等数若干，告者具得。”
即用加官和给予赏赐的手段，鼓励人们去揭发虚报俘获物、杀敌数量、以及买卖首级等腐败现象，从而达到澄清军队吏治的目的。
（五）虞人有功者。凡虞人带路有功，可“[获]官赏赐”（第2篇第64条目录）。
其奖赏之物，大体上有如下几类：（一）提升官资。其具体升官办法是按功劳的大小和原有官职官资情况，升1—15级。凡立有同样的军功，原来没有官资或官资少者升的资级就多，反之，就少。如立同样的军功，将军只加 7级，士兵则可加 15级；（二）为物质奖。包括银锭和生活用品——银碗、衣服、茶叶、丝绸等物。前者如佐将以上立大功奇功者赏银一锭，后者如立一般军功者可得茶8斤—400斤，丝绸7匹—400匹，银碗7两—100两，等等。凡立大功的军官，其职务较高者，可得金碗、金腰带、银鞍鞯和高级纺织品，等等；（三）为特殊奖。即对立大功奇功者赏给军直。所谓军直，即军中服杂役之人。而且官级越高赏赐的数量越多，相同的军功，将军可赏赐70名，而一般军卒只能赏赐30名；（四）为精神奖。即给予某种荣誉称号。如第4篇第10条规定，对立有军功，未能加官的“正副行将、游监、佐〔将〕、正首领、应监、小首领、帐主、押队、军卒等，当获勇捷［称］[号]等。”
罚罪律。该律也同赏赐律一样，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定。其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处罚败军之将。有两种情况：其一，正副将军一同参加战斗，因虞人引导失误，造成人、马、甲、胄、旗、鼓、金等损失，应根据最后落实的功罪情况，“一应计算，按正副高下承担”（第3篇第7条），即分别处罚，正重副轻；其二，将军虽然杀了敌人，但军马战败，其功罪又不能相抵，应根据“所犯何罪，按律承担”（第2篇第8条）。
（二）如何处罚阵亡将领的随行人员。如第三篇第21条规定：“正副将军阵亡时，护卫、首领、押队、亲随等四人具杀，满门充牧、农人。队人一律杖二十，面上刺字，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将军阵亡，其随行人员要分担全部责任，受到严厉的处罚。但这指的是一般情况，如遇特殊情况，诸如“因树倒、石迸、中飞箭、路坏等而坠死时，所部护卫不计罪”（第3篇第15条），即免于处罚。
（三）将军阵亡，其子弟能否继承其职衔和赏赐。一般来说，将军、行将、佐将在战斗中阵亡，其子弟应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赏赐，但如果是由于“不敢战而逃，因而被杀的”，其子弟在本军，则不准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赏赐。如果其子弟“在别军，刚健可用，挫敌军锋，大败敌军，又先越过城头陷城者，则具得官、军”（第3篇第16条），即可继承其官、军之职。
（四）严惩弄虚作假者。所谓弄虚作假，即指虚报斩获敌军首级，或买卖首级。第3篇第29条规定：正副将军“若[虚][报]一个首级以上的，则一律减二官，罚三匹马。卖与首级者有官者减一官，罚一匹马。军卒杖十三”。
罚罪律的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现分述之。
（一）在战争中不战而逃者，包括正副将军及其跟随者——役人、辅军、私人等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如第3篇第2条第22条规定，对于不战而逃的副将军，首先让正将军代行其职。然后捉拿归案，并及时将其罪行报告“世界”（朝廷），听候处置。至于其跟随者役人、辅军、私人等“丢下将军，逃避战斗败北时，具杀”。即要处斩。
（二）将军懈怠迟到，延误战机者。有两种情况：其一，将军不能按规定时间到达事先确定的会合地点，如果先到的将军，已经与敌遭遇战斗，那么，迟到者“［其］官、职、军具失”，如果未发生战斗，则迟到者“官减去一半，司位、职等具失”（第3篇第3条）；其二，两将军相约，于同一天分头行动，“但其中一将军懈怠，到其日不行动，则降三官，罚五匹马”（第3篇第8条）。
（三）各级统兵官在战争中丧失人、马、甲、胄、旗、鼓、金者，只要亡失一分以上，就要受到降官罚马的处分，亡失越多，处罚越重。“亡失五分以上，则正将军一律处以极刑，副将军的[官]、[军]、[职][具]失，贬入低层官”（第3篇第6条）。
（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者。包括虚报俘获数量者。如正副将军虚报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等一种以上，便要受到惩处，而且数量越大，所受处罚越重，虚报2500种至3000种的，“官、军、职皆免掉，贬为底〔层〕官”，虚报3000种以上的，“一律处以极刑”（第3篇第9条）；察军，司吏徇私舞弊及检查不严者，按规定，在战斗中所斩获的敌军首级，要经过察军、司吏等“共同看验加封”，如果察军司吏等不验实便对虚报的首级加封，“一首以上，一律［处］[置]。察军司吏等有官而无军卒的，处以极刑”（第3篇第27条），即判处死刑。
（五）察军擅自离开将军者。按规定察军在行军战斗时应当紧紧跟随将军，形影不离。如果在战斗中擅自离开将军，又对战事不了解者，“则处以极刑，满门充军”（第3篇第28条）。
其处罚手段，由轻到重大体有以下七种：1.罚马。将军、行将、佐将等在战争中触犯多种刑律时，一般都要罚马，最少要罚2匹，最多时要罚10匹。
2.减免官、职、军、司位。将军、行将，佐将在战斗中因为犯有诸如会合迟到、亡失兵马等罪行，则要根据情节轻重、官职高低，部份或全部减免其官、职、军、司位等职衔。
3.逮捕、夺军权。如正副将军不战而逃，便要收其兵权，逮捕监禁，听候发落。
4.杖刑和刺字。察军、护卫、主旗鼓者、司吏、军卒等因触犯刑律，在判处其他刑罚的同时，往往要判答杖和刺字（面上、前额、后额）之刑。
5.罚作苦役。根据所犯罪行情节的轻重，决定罚作苦役的时间，情况轻的罚作苦役的时间较短，反之，则较长。其刑期1—6年不等，6年以上者极少。
6.终身监禁。如正副将主旗、鼓、金者阵亡，旗鼓各亡失一件，其护卫便要判处杖20，面上刺字和终身监禁。
7.死刑。凡属情节严重者一般都要判处死刑。如主旗、鼓、金者，在战斗中丢失旗、鼓、金，自己跑回来的，便要处死。① 三、《贞观玉镜统》的特点和实用价值《贞观玉镜统》不是一般适用于军队平时驻防训练用的兵书，而是在宋夏军事斗争形势对西夏不利的严峻情况下，由西夏国君乾顺下令组织官员修订、颁行，供西夏军队作战时使用的军事法典。修订该法典的意图，旨在以法治军。即一方面对那些奋勇杀敌，立有军功的官兵予以种种奖励，另方面对那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不战而逃、玩忽职守的不逞之徒，给予应得的惩处，以正压邪，从而整顿西夏军队的军纪、军风，使西夏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步。为达到此目的，必须编一本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便于记忆、运用，赏罚适中，具有一定灵活性等特点的军事法典。而《贞观玉镜统》正好是具备这些特点的军事文献。
下面就该书的特点问题略作考察。
第一，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如众所知，见于宋曾公亮等撰的《武经总要》一书的宋朝军律，范围颇大。其具体律令可谓全面琐细。举凡平时驻扎训练、后勤供应、下营列队、烽火信号、调兵手续、擒获敌军奸细、泄露军事秘密、使用间谍……等等；战时排阵、下寨、军容整肃、临阵失马、换马，追逐敌军远近、守城、围城不固，贪争财物而不杀敌，入敌境烧杀抢掠，乱杀俘掳，争夺俘掳……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宋朝军律相反，西夏军律仅就战时集结、行军、打仗等方面，一些最重要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此，其范围要小得多。它要求军官和士兵只需记住：英勇杀敌，挫敌军锋，攻城陷城，注意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妇女、儿童，尤其是敌团练总管、左官等重要人物，保护好自己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妇女、儿童，保护好各级将领，听从主将号令，先报告而后行，各自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不可贪功冒功等等内容就行。西夏流行四言杂字，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的基本精神编为四个字一句的顺口溜，那就可以进一步压缩简化为如下几句：“人人奋勇，战斗为务。挫敌军锋，攻城破城。保存自己，俘获敌人。保护首领，服从命令。不贪冒功，忠实为先”①事实证明，军律规定得越繁琐，越难以执行，因为繁琐的哲学总是要灭亡的。西夏军律删繁就简，重点突出，注重实用性的革新务实精神，与元昊等统治者所倡导的革新、务实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赏罚比较适中。即无过重过轻的赏罚。兹以罚罪律为例。《贞观玉镜统》中的罚罪律总数为32条，但处死刑的只有七个方面，而《武经总要》中的罚罪律共有72条，几乎条条都是‘斩’，似乎只有斩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我们用夏宋相同的罪行加以比较，其处罚也比宋轻。如对于会战或者召开军事会议无故迟到者，宋律规定为‘斩’，西夏只免去其官、职、军，或官减半，免去司位、职，罚马10匹。对无故不救援者，宋律规定“全队部皆斩”②，西夏只处理其正副将军，减官或罚马，而不罚其他人。相形之下，孰轻孰重，哪个合理适中，昭然若揭。
第三，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相对的合理性。
其灵活性，如将军违反命令未能按时进军，本应处罚，但如果是由于半路上与敌人发生遭遇战，或下大雨雪雾，或向导迷路，或避敌哨探等客观原因所造成，则“勿量将军罪”（第3篇第8条、10条）。
其合理性突出表现在对官、兵赏罚的物品之上。对立有军功者往往赏以自宋朝得来的奇缺物品——丝绸、茶叶、金银，对犯有罪过的军人，往往罚以本国出产丰富的马，而且只对拥有大量马匹的军官才罚马，至于仅有少量马或者根本没有马的军卒及其他成员，则不罚马。表明西夏军律能从本国的国情、民情的实际出发，不强人之所难，因而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而这点也正是宋朝军律所缺乏的①。
由于《贞观玉镜统》具有上述特点和优点，因此，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军事法典。
②该书的名称，过去译作《贞观玉镜统》或《贞观玉镜鉴》，近来有的学者为它正名，认为应当译作《贞观玉镜将》，其实，译作统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书名西夏文第5个字可译为‘将’或‘统’；第二，统的含义有统理、统论、统制、统领、统军……等等；第三，西夏文将军二字也可以译为“统军”。因此，将书名译为“贞观圣明的将兵法”与译为“贞观圣明的统兵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③关于该书的性质，过去一些中外学者都认为是军事法典，但近来有的学者却认为它是兵书，不能叫做军事法典。其实，称它为军事法典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何谓法典？《辞海》云：“搜集同一性质之法规所成之制定法，谓之法典。”也就说，只要将同属军事方面的一些成文规定汇集在一起，就可叫法典；第二，该书的内容既有军政方面的规定，也有赏罚方面的规定，而且大部分内容是后者，主要内容决定性质，因此，认为它是一本军事法典，似乎也是无可非议的。
①陈炳应译：《贞观玉镜将·序言》，载《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①《宋史》卷169，《职官志》。
①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①《西夏书事》卷12载元昊对野利仁荣道：“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②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4，《制度·罚条》。
①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一、乾顺时期颁行《贞观玉镜统》的原因《贞观玉镜统》之所以颁行于乾顺亲政之后的贞观年间，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要求。乾顺在“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指引下，虽然将夏国建设的重点，开始向振兴文教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倾斜，但“尚文重法”并非不要武备，而是在武备问题上更加精益求精。即不是一味去讲求军队的数量，而是需要提高军队的质量（包括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制定或者在旧有的军事法规的基础之上，重新修订一部行之有效的军事法典，作为以法治军的依据，于是该书便应运而生。
第二，与当时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有关。所谓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是指乾顺即位初期，宋夏在军事上较量的结果，夏军接连失利，尤其在夏国的西南地区丧师失地严重（详前）。在此情况下，为了重振军威，收复失地，也需要颁行军事法典，以法治军，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第三，旧有军事法规必须更新。如众所知，景宗元昊在其立国之前，曾以“兵法勒诸部”，并对过去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他所确定的兵制和实行的兵法，到乾顺时期，已经80余年。时过境迁，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国情、民情和军情，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改弦易辙，重新做出新的规定，在旧的军事法典的基础之上制定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军事法规。
二、《贞观玉镜统》的主要内容西夏文残本《贞观玉镜统》全文除序言外，尚有一至四篇。其序言，因残缺太多，难以窥其全豹。从其残页谈到过去的军律（如“赏罚律”）虽“轻重分明”，难以适应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和军情，“如今，□性忠奸不同，行军不易，功难明□……①”来看，显然是在解释编纂《贞观玉镜统》的原因和目的。第一篇《军政篇》是有关军政制度的规定。第二篇《功篇》是关于各种军功奖赏的规定。第三篇《罪篇》是关于各级军官和士兵触犯各种律条处罚的规定。第四篇《进胜篇》是关于各级军官和士兵立大功奇功奖赏的规定。
从第一篇至第四篇现存的目录和正文看，该书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军政制度和军律两个部份，下面就这两个部份的主要内容分述于后。
1.关于军政制度该书第一篇集中谈了军政制度，其他几篇也有谈军政制度的。其内容大体上有如下几项：甲、关于如何选将任职。第一篇目录云：“共命将职，有诏旨，行文书”。（第1条）
“统印信，主律令者”（第2条）
也就是说，选任诸如正副将军、正副行将、正副佐将等一类的军职，必须由上一级几个方面的统兵官，共同研究决定，然后上报中央经皇帝批准，颁布诏旨、印章、符牌，下达正式文书，才算完成选任将职的全过程。
乙、关于军队人员的构成和军官职级在元昊定兵制之时，见诸汉文史籍的军队人员的构成比较单纯，只有正军和负瞻两种。正军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负瞻是随军杂役，其任务是负责筹备粮食和供战马食用的饲料，并负责将这些粮料运到军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情、民情和军情的变化，到乾顺时，军队人员的构成，逐渐复杂起来。据该书第二章记载：“将处役[人]、辅军、私人杀[敌]人”。（第28条目录）
“虞人[获]官赏赐”。（第64条目录）
“刑徒、苦役减刺[字]”。（第75条目录）
说明西夏军队最迟到乾顺之时，其人员的构成，除正军、负瞻外，还有“私人”（指军职人员的亲友子弟及民间有材勇者）、“役人”（指仆役）、“虞人”（向导）、“刑徒”、“苦役”，等等。这些人员以“私人”地位较高，“役人”次之，“刑徒”、“苦役”又次之。这些人员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西夏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等级关系在军队中的反映。
按照规定，上述成员中的“私人”、“役人”必须紧紧跟随将军参加战斗，如果在战斗中立有奇功（指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在1500件以上者），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赏赐，而且可以晋升为军卒，至于“刑徒”和“苦役”，也可以立功减轻刑期（第二篇第75—77条）。这些规定显然有利于调动上述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关于军官职级，该书第三篇第3条规定：“将军等在敌地域里，没有分头行进，而是去自己想去之处；要会战，聚处地名、时日已著明令，各自约齐[届][时]都去，其中一将军准时到达；另一将军懈怠迟[到]，至会[合]地点时日，没有去时，先时到达的将军与敌军遭遇、战斗，[有]胜[或]败时，功罪在于将，由将承担。损失兵马时，损失大小多少……，一律乃迟到将军之罪，[其]官、职、军皆具失去，列入不主事官之列。若先到将军未遇战事，则迟到将军的官减去一半，司位、职等具丢失。”
这段规定告诉我们：第一，至迟在乾顺时，西夏军队中的军官职级，有官、职、军和司位。这里的“军”似乎应指军籍或军中职衔、“司位”可能相当于宋朝的差遣。这四种职衔，在宋朝军队中早已存在，说明西夏的军官职衔深受宋朝的影响；第二，存在主事官与不主事官两种不同类型的官。所谓“不主事官”，应指大小统兵等主事官以外的杂官和幕僚等，这在宋朝军队中早就存在；第三，文中的官，应指官资。因为西夏文官字，其义为官，音为资，两者通用。在宋朝资作为考察官员，以备升迁的依据，差遣官任满一期便可以加一资。一个官阶分为若干级，每一级就是一资。宋军军功赏官分为“转官”和“转阶级”两种，因军功而升官的称为“转官”，因军功而升军职的称为“转阶级”，西夏将两者合而为一，均为“加官”，也就是转官，即转资。西夏军官们的升降，往往以官为主，如步骑佐将立奇功（指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等1500种以上），可加官10级，正首领立奇功，可加官12级，军卒立奇功，可加官15级。反之，因罪过受罚则要降官。如将军“因未往相助，具减10官”（第3篇第4条）。正副将军虚报俘获数量自1件至500件减3官，500件至1000件减五官，虚报数量越大减官越多，当虚报至2000件以上至2500件时，“则官具减半”，2500件至3000件时，“官、军、职皆免掉，贬为“底（层）官”。（第四篇第9条）
西夏官阶级数究竟有多少？史无明文记载，但西夏为小国寡民，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其官阶级数，肯定比宋、金要少。宋的武官官阶最多时高达50以上。如徽宗政和年间，“自太尉至下班祇应，凡五十二阶”50000497_0210_0①，金朝官阶据《金史·百官志》记载，文官为42阶，武官为36阶。
除了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大问题做了相当详细的规定之外，还对作为军队指挥信号的旗、鼓、金以及行使统兵权的将军与最高统治者派来进行监督的察军（即监军）作了种种规定。由于该书有关这两个问题，仅存目录，正文荡然无存，详细内容无从知晓，只好暂付阙如了。
2.关于军律西夏军律可分为赏赐律与罚罪律两大门类。现将其主要内容分述于后。
赏赐律。该书关于赏赐的规定，主要集中于第二篇和第四篇。从这两篇的存目和正文看，其内容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定。其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有如下三点：（一）关于立大功奇功的标准。其律令规定凡能“挫敌军锋”，大败敌军，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1500件以上者，才算立了大功奇功，得到一份相当丰厚的赏赐。反之，凡是俘获数量在1500件以下者只能算立了一般军功，按照其“[俘获]、[的]物品、数量领取官赏”（第4篇第1条）。
（二）对军官如何论功行赏。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战斗中，人、马、甲、胄、旗、鼓、金各有得失时，原则上可以互相抵销。“将军等行进到敌地域中去，……（与敌）战斗时不能相挫败，兵马各自撤退时，得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者，功罪可相抵”（第2篇第5条）；若得超过失，可以得赏，但必须超过“一百种以上”方能领取。反之，“[若]功超[过][罪]一百种以下到一百种的，勿得功”（第二篇第2条），即不能论功行赏。当失多于得时，一般来说，要受到应有的处罚。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将军经过殊死战（斗），或能深入敌境，尽管得不偿失，仍可以按其俘获之物的种类及数量计功给赏。
其二，当正副将军并肩战斗，若能既挫敌军锋，又能俘获敌之人、马、甲、胄、旗、鼓、金，两功相等时，“当取最高那种”，即按赏赐最多的那项领赏，不能两赏俱得。但如果将军亲手杀死敌人，“则获前功外，上述杀敌功亦可得”（第2篇第7条），即两赏可同时领取。
（三）对立了军功的刑徒、苦役如何行赏。律令规定：“刑徒、苦役减刺［字］［之］功”。（第2篇75条目录）
“刑徒等功作半减[刑]期”。（第2篇76条目录）
也就是说，凡刑徒、苦役立了军功，其功应按常人一半计算，减刺字或减刑期。
赏赐律的具体规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凡符合这五个方面条件之一者均可论功行赏。
（一）克敌制胜者。包括挫敌军锋，大败敌人者。“将军、行将（私人）等……挫敌军锋，私人[可]［成］[为]军卒，挫敌军锋□□当得官、军赏赐”。（第4篇第8条）；攻城战斗中首先登上敌人城头陷城者。“登[敌]城上［者］，初为杂官，若无官等，顺次加官”。（第2篇第63条）；在战斗中杀死敌军一人以上者。“杀一人以上，一律加一官，当得二十两银碗，衣服一袭七带，五两银腰带一条，茶、绢五十[份]，等等”（第2篇第3条）；将军在战斗中将敌将打下马，让别人将其杀死者。“将、行将亲手［击］倒［敌］人，又令杀之”（第2篇第17条目录）也可论功行赏。
（二）打败仗时能立军功者。包括英勇断后，使全军撤退者；在战斗中将领败阵，但护卫、队人能挫敌军锋者，前者从将军到私人都可得到奖赏，后者仅限于护卫和队人。
（三）俘获各类战利品者。第2篇第12条规定：“与敌战斗中，获铠甲、马、旗、鼓、金，俘虏首级、小孩、妇女等者，计将军、行将、佐将等之一应功数中”。
表明战利品有两类，一类为军用物资——铠甲、马、旗、鼓、金等；另一类为人，包括首级（死口）、妇女和儿童（活口）。
（四）揭露弄虚作假者。第3篇第29条规定：“正副将被诸人所告属实时……告者可加二官，前所纳首[级]的赏赐与首［级］价等数若干，告者具得。”
即用加官和给予赏赐的手段，鼓励人们去揭发虚报俘获物、杀敌数量、以及买卖首级等腐败现象，从而达到澄清军队吏治的目的。
（五）虞人有功者。凡虞人带路有功，可“[获]官赏赐”（第2篇第64条目录）。
其奖赏之物，大体上有如下几类：（一）提升官资。其具体升官办法是按功劳的大小和原有官职官资情况，升1—15级。凡立有同样的军功，原来没有官资或官资少者升的资级就多，反之，就少。如立同样的军功，将军只加 7级，士兵则可加 15级；（二）为物质奖。包括银锭和生活用品——银碗、衣服、茶叶、丝绸等物。前者如佐将以上立大功奇功者赏银一锭，后者如立一般军功者可得茶8斤—400斤，丝绸7匹—400匹，银碗7两—100两，等等。凡立大功的军官，其职务较高者，可得金碗、金腰带、银鞍鞯和高级纺织品，等等；（三）为特殊奖。即对立大功奇功者赏给军直。所谓军直，即军中服杂役之人。而且官级越高赏赐的数量越多，相同的军功，将军可赏赐70名，而一般军卒只能赏赐30名；（四）为精神奖。即给予某种荣誉称号。如第4篇第10条规定，对立有军功，未能加官的“正副行将、游监、佐〔将〕、正首领、应监、小首领、帐主、押队、军卒等，当获勇捷［称］[号]等。”
罚罪律。该律也同赏赐律一样，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定。其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处罚败军之将。有两种情况：其一，正副将军一同参加战斗，因虞人引导失误，造成人、马、甲、胄、旗、鼓、金等损失，应根据最后落实的功罪情况，“一应计算，按正副高下承担”（第3篇第7条），即分别处罚，正重副轻；其二，将军虽然杀了敌人，但军马战败，其功罪又不能相抵，应根据“所犯何罪，按律承担”（第2篇第8条）。
（二）如何处罚阵亡将领的随行人员。如第三篇第21条规定：“正副将军阵亡时，护卫、首领、押队、亲随等四人具杀，满门充牧、农人。队人一律杖二十，面上刺字，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将军阵亡，其随行人员要分担全部责任，受到严厉的处罚。但这指的是一般情况，如遇特殊情况，诸如“因树倒、石迸、中飞箭、路坏等而坠死时，所部护卫不计罪”（第3篇第15条），即免于处罚。
（三）将军阵亡，其子弟能否继承其职衔和赏赐。一般来说，将军、行将、佐将在战斗中阵亡，其子弟应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赏赐，但如果是由于“不敢战而逃，因而被杀的”，其子弟在本军，则不准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赏赐。如果其子弟“在别军，刚健可用，挫敌军锋，大败敌军，又先越过城头陷城者，则具得官、军”（第3篇第16条），即可继承其官、军之职。
（四）严惩弄虚作假者。所谓弄虚作假，即指虚报斩获敌军首级，或买卖首级。第3篇第29条规定：正副将军“若[虚][报]一个首级以上的，则一律减二官，罚三匹马。卖与首级者有官者减一官，罚一匹马。军卒杖十三”。
罚罪律的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现分述之。
（一）在战争中不战而逃者，包括正副将军及其跟随者——役人、辅军、私人等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如第3篇第2条第22条规定，对于不战而逃的副将军，首先让正将军代行其职。然后捉拿归案，并及时将其罪行报告“世界”（朝廷），听候处置。至于其跟随者役人、辅军、私人等“丢下将军，逃避战斗败北时，具杀”。即要处斩。
（二）将军懈怠迟到，延误战机者。有两种情况：其一，将军不能按规定时间到达事先确定的会合地点，如果先到的将军，已经与敌遭遇战斗，那么，迟到者“［其］官、职、军具失”，如果未发生战斗，则迟到者“官减去一半，司位、职等具失”（第3篇第3条）；其二，两将军相约，于同一天分头行动，“但其中一将军懈怠，到其日不行动，则降三官，罚五匹马”（第3篇第8条）。
（三）各级统兵官在战争中丧失人、马、甲、胄、旗、鼓、金者，只要亡失一分以上，就要受到降官罚马的处分，亡失越多，处罚越重。“亡失五分以上，则正将军一律处以极刑，副将军的[官]、[军]、[职][具]失，贬入低层官”（第3篇第6条）。
（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者。包括虚报俘获数量者。如正副将军虚报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等一种以上，便要受到惩处，而且数量越大，所受处罚越重，虚报2500种至3000种的，“官、军、职皆免掉，贬为底〔层〕官”，虚报3000种以上的，“一律处以极刑”（第3篇第9条）；察军，司吏徇私舞弊及检查不严者，按规定，在战斗中所斩获的敌军首级，要经过察军、司吏等“共同看验加封”，如果察军司吏等不验实便对虚报的首级加封，“一首以上，一律［处］[置]。察军司吏等有官而无军卒的，处以极刑”（第3篇第27条），即判处死刑。
（五）察军擅自离开将军者。按规定察军在行军战斗时应当紧紧跟随将军，形影不离。如果在战斗中擅自离开将军，又对战事不了解者，“则处以极刑，满门充军”（第3篇第28条）。
其处罚手段，由轻到重大体有以下七种：1.罚马。将军、行将、佐将等在战争中触犯多种刑律时，一般都要罚马，最少要罚2匹，最多时要罚10匹。
2.减免官、职、军、司位。将军、行将，佐将在战斗中因为犯有诸如会合迟到、亡失兵马等罪行，则要根据情节轻重、官职高低，部份或全部减免其官、职、军、司位等职衔。
3.逮捕、夺军权。如正副将军不战而逃，便要收其兵权，逮捕监禁，听候发落。
4.杖刑和刺字。察军、护卫、主旗鼓者、司吏、军卒等因触犯刑律，在判处其他刑罚的同时，往往要判答杖和刺字（面上、前额、后额）之刑。
5.罚作苦役。根据所犯罪行情节的轻重，决定罚作苦役的时间，情况轻的罚作苦役的时间较短，反之，则较长。其刑期1—6年不等，6年以上者极少。
6.终身监禁。如正副将主旗、鼓、金者阵亡，旗鼓各亡失一件，其护卫便要判处杖20，面上刺字和终身监禁。
7.死刑。凡属情节严重者一般都要判处死刑。如主旗、鼓、金者，在战斗中丢失旗、鼓、金，自己跑回来的，便要处死。① 三、《贞观玉镜统》的特点和实用价值《贞观玉镜统》不是一般适用于军队平时驻防训练用的兵书，而是在宋夏军事斗争形势对西夏不利的严峻情况下，由西夏国君乾顺下令组织官员修订、颁行，供西夏军队作战时使用的军事法典。修订该法典的意图，旨在以法治军。即一方面对那些奋勇杀敌，立有军功的官兵予以种种奖励，另方面对那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不战而逃、玩忽职守的不逞之徒，给予应得的惩处，以正压邪，从而整顿西夏军队的军纪、军风，使西夏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步。为达到此目的，必须编一本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便于记忆、运用，赏罚适中，具有一定灵活性等特点的军事法典。而《贞观玉镜统》正好是具备这些特点的军事文献。
下面就该书的特点问题略作考察。
第一，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如众所知，见于宋曾公亮等撰的《武经总要》一书的宋朝军律，范围颇大。其具体律令可谓全面琐细。举凡平时驻扎训练、后勤供应、下营列队、烽火信号、调兵手续、擒获敌军奸细、泄露军事秘密、使用间谍……等等；战时排阵、下寨、军容整肃、临阵失马、换马，追逐敌军远近、守城、围城不固，贪争财物而不杀敌，入敌境烧杀抢掠，乱杀俘掳，争夺俘掳……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宋朝军律相反，西夏军律仅就战时集结、行军、打仗等方面，一些最重要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此，其范围要小得多。它要求军官和士兵只需记住：英勇杀敌，挫敌军锋，攻城陷城，注意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妇女、儿童，尤其是敌团练总管、左官等重要人物，保护好自己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妇女、儿童，保护好各级将领，听从主将号令，先报告而后行，各自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不可贪功冒功等等内容就行。西夏流行四言杂字，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的基本精神编为四个字一句的顺口溜，那就可以进一步压缩简化为如下几句：“人人奋勇，战斗为务。挫敌军锋，攻城破城。保存自己，俘获敌人。保护首领，服从命令。不贪冒功，忠实为先”①事实证明，军律规定得越繁琐，越难以执行，因为繁琐的哲学总是要灭亡的。西夏军律删繁就简，重点突出，注重实用性的革新务实精神，与元昊等统治者所倡导的革新、务实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赏罚比较适中。即无过重过轻的赏罚。兹以罚罪律为例。《贞观玉镜统》中的罚罪律总数为32条，但处死刑的只有七个方面，而《武经总要》中的罚罪律共有72条，几乎条条都是‘斩’，似乎只有斩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我们用夏宋相同的罪行加以比较，其处罚也比宋轻。如对于会战或者召开军事会议无故迟到者，宋律规定为‘斩’，西夏只免去其官、职、军，或官减半，免去司位、职，罚马10匹。对无故不救援者，宋律规定“全队部皆斩”②，西夏只处理其正副将军，减官或罚马，而不罚其他人。相形之下，孰轻孰重，哪个合理适中，昭然若揭。
第三，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相对的合理性。
其灵活性，如将军违反命令未能按时进军，本应处罚，但如果是由于半路上与敌人发生遭遇战，或下大雨雪雾，或向导迷路，或避敌哨探等客观原因所造成，则“勿量将军罪”（第3篇第8条、10条）。
其合理性突出表现在对官、兵赏罚的物品之上。对立有军功者往往赏以自宋朝得来的奇缺物品——丝绸、茶叶、金银，对犯有罪过的军人，往往罚以本国出产丰富的马，而且只对拥有大量马匹的军官才罚马，至于仅有少量马或者根本没有马的军卒及其他成员，则不罚马。表明西夏军律能从本国的国情、民情的实际出发，不强人之所难，因而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而这点也正是宋朝军律所缺乏的①。
由于《贞观玉镜统》具有上述特点和优点，因此，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军事法典。
②该书的名称，过去译作《贞观玉镜统》或《贞观玉镜鉴》，近来有的学者为它正名，认为应当译作《贞观玉镜将》，其实，译作统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书名西夏文第5个字可译为‘将’或‘统’；第二，统的含义有统理、统论、统制、统领、统军……等等；第三，西夏文将军二字也可以译为“统军”。因此，将书名译为“贞观圣明的将兵法”与译为“贞观圣明的统兵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③关于该书的性质，过去一些中外学者都认为是军事法典，但近来有的学者却认为它是兵书，不能叫做军事法典。其实，称它为军事法典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何谓法典？《辞海》云：“搜集同一性质之法规所成之制定法，谓之法典。”也就说，只要将同属军事方面的一些成文规定汇集在一起，就可叫法典；第二，该书的内容既有军政方面的规定，也有赏罚方面的规定，而且大部分内容是后者，主要内容决定性质，因此，认为它是一本军事法典，似乎也是无可非议的。
①陈炳应译：《贞观玉镜将·序言》，载《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①《宋史》卷169，《职官志》。
①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①《西夏书事》卷12载元昊对野利仁荣道：“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②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4，《制度·罚条》。
①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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