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②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 出忠臣的殊恩。①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②。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④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⑤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 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①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②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③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 职。①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②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①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②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③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①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②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③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 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①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②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③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④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 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①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② ② 谈迁：《北游录》，第391页。 ① 张其昀编：《清史》，第373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0—551页。不过吕元骢《翰林院》第99—100页对此事解释有误。 ② 当时的人已经注意到下一代江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意愿（他们中有许多是复明分子的子弟）。陈确（1604—1677）的子弟也参加了科举，他记道：“甲申之后，吾辈出身求试者盖寡，然子裔皆渐就试焉”。戴名世（1653—1713）亦云：“自明室颠亡，东南旧作宦者多以节气，不愿出仕矣。然其家室子弟仍以学为业，求科举功名如旧，多不以为耻。”均见何冠彪：《论明遗民子弟的出仕》，第23页。 ③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9页。彭之凤（1658年湖南进士）是另一个出身南方的“新人”，他在这几年参加清政府，仕途显赫。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第五十卷，第33页。 ④ 吴伟业于是仍任祭酒，纂修《圣训》，并校订《孝经》。直至1657年，因母丧返回江南。实际上他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年的科场案的牵连。吴伟业：《吴诗集览》辛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关于科闱案，见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20页。 ⑤ 谈迁：《北游录》，第372页。丁思孔之父丁文盛于1622年降清。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44—3745页。范承谟是范文程的次子。在清廷准许旗人参加科举之前，他任御前侍卫。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15—1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一二一卷，第3页。御前侍卫总共由570名满、蒙、汉军官组成，守卫紫禁城城门及大内的宫殿。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9页。清初，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被选来学习满文，以便为皇帝翻译文件。中选者一般年轻英俊，嗓音悦耳。所有这些特长有助于他们迅速学会满文，易于与皇帝及其他大臣相处。这班学生如此的仪表堂堂，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完成学业，常常会被选来在礼仪庆典中担任司仪。吕元骢：《翰林院》，第66—67页。 ① 1655年秋，总共有18位官员被调出内院，升官一级。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46页。在这一时期，洪承畴之子洪士钦也于1655年中进士二甲，进入官场。因洪士钦已为旗人数年，谙熟满洲法规，顺治下令直接授以知县或主事。洪士钦后来便授官主事。《明清史料》第一册，第55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8页。 ② 冈本跻：《过渡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和道德危机》，第5页。顺治特别倚重浙江籍的“新人”来主持科举。1657年，诸省25员提督学政官中，有10员是浙江人，都是于1649、1652及1655年中进士及第的。法式善：《清秘述闻》。1644至1795年间所任命的189名翰林院高级官员中，有148名（78％）是浙江或江南人氏。相比于中国其他地区，这两地书院林立，熟师众多，最具备培训学生科举考试本领的条件。吕元骢：《翰林院》，第15页。 ③ 这也不是说顺治皇帝不再倚重其满族的支持者了。与鳌拜摄政时的说法相反，当时顺治十分关心满人的地位。例如在1654至1655年间，许多人抱怨对窝藏逃人者的刑罚过重。1655年4月，皇帝为这些法律条文做辩护，认为必须维持这些条文，否则满人就会失去奴仆。“若然，谁将为我等之奴？我等将何以处？满人之艰辛谁人问之？”凯斯勒：《康熙与清统治的巩固》，第16—17页；参见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6—49页。 ① 张其昀编：《清史》，第378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五一卷，第6页。刘正宗之弟名叫刘正学，尽管曾经服事于郑成功，但由于刘正宗之故，他仍被委派在清军中供职。另一兄弟刘芳名，官至总兵。与陈名夏一样，因伪造顺治遗诏一事而特别受到谴责的刘正宗，反映了某些明朝后期宫廷的任人挟私的陋习。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5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8—269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朋党》，第18页。顺治去世的18个月前，都御史魏裔介上章弹劾刘正宗和张缙彦。1660年7月7日，魏裔介提醒皇帝注意张缙彦为刘正宗一部诗集所作序言中的一个辞语。其词曰“将明之才”，也可理解为“辅佐明朝之才”，故刘正宗被夺去大学士之职，籍没了一半家产，张缙彦终身流放宁古塔。汤姆·费席尔：《忠明态度与文字狱》，第6—7页；《贰臣传》第八卷。 ② 1655年，闽浙总督以周亮工贪酷，对之加以弹劾。周亮工被遣送回福建受审。当郑成功进攻时，他正在福州狱中。值此危急之际，他被暂时释放出来，负责城防。然而此后又被召回北京，继续受审。1661年康熙登基大赦时，他仍在狱中。后继任江南江安粮道。1669年，他再次被劾贪贿，次年大赦时被释放。两年后他死了。《贰臣传》第二十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3—174页。与钱谦益一样，周亮工以其保护了前明遗民，特别是保护了成为清初南京诸大师的那几位艺术家，为自己的降清做辩护。由明朝遗民、诗人、画家龚贤于1669年所撰的一篇碑文暗示说，遗民们对周亮工保护了他以前在复社的朋友们十分赞赏。龚贤是周亮工的邻居。杰罗姆·西尔伯格德：《龚贤的绘画和诗歌》，第564页。 ① 魏裔介一直是他认为承明而来的颓废之风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1654年10月25日，他上奏道：“今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臣数年来在都门见隶卒倡优之徒，服色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不遵行。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5页。魏裔介为天主教徒，这当然是秘密的。他攻击佛寺的腐朽现象，力主恢复创立明朝的洪武皇帝的严法，禁止僧人外出，不许庶民舍子入寺，等等。他抨击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已变得四分五裂了，未能齐心一致。人们醉心于追求私利，传统的制度衰落了。例如乡约制：“乡约六谕之教为虚文，千百中无一人奉行者，欲民之不困于财而兴于礼让也得乎？”因此需要进行一次正规化的大改革，恢复这些礼仪，约束人们对私利的追求，重新组织社会，复归务农之本，以最终达到安邦治民的目的。“凡一以道同风，使民务于孝悌力田，而国家收富强之用。”同上书第一卷，第26页。 ② 王士祯（1656年河南进士）是另一位“新人”，他既是康熙朝的一个主要大臣，又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659年，他任扬州巡检期间，结识了江苏许多重要的诗人，包括钱谦益与冒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1—832页。 ③ 1656年4月18日诏敕，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引。关于御史对陈之遴的弹章，见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页。从“京债”一事，便可在某种程度上窥见降清的南方汉人地位之脆弱。稍后，思想家朱之瑜对“京债”做过描述。1657—1658年间，在复明分子将从海上发起一场进攻之前，朱之瑜曾到江南沿海去搜集情报。根据他的报告说，当一位降清者需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时，他就竭力寻找一个重要的旗人大臣，付给他一笔钱财。而且，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付款，而是每年都得支付一次，甚至那降清者离京去地方任职后，也是这样。朱之瑜指出：这意味着就像渔人用鸬鹚捕鱼一样，旗人大臣可以利用汉官来“渔民”。也就是说，高级满官通过这种方式，以降清官员为代理人，间接地从百姓头上征敛了一种附加税。朱之瑜：《朱舜水文选》，第57页。关于朱之瑜的南方之行，见欧内斯特·W·克莱门特：《17世纪日本水户的中国难民》。如果皇帝了解“京债”的话，他就又有了一个理由撇开降清的汉人，而任用“新人”了。 ① 1648—1649年间，郑成功占领了大陆上毗邻澳门、金门的那片土地，1650年，占领潮州地区。1652年，他围攻漳州数月，并袭击了清军在福建的基地。他在表面上尽忠于永历政权，却又让鲁王居住于厦门、金门，从1652年直至1662年鲁王去世。1653年，鲁王封他为漳国公。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28页；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6—278页。 ② 据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7页。他卒于1656年1月24日。 ③ 《南明史料》，第453—458页。 ① 褚华：《沪城备考》，第1—6页。然而再往南一点，清朝水军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郑成功与清廷之间的谈判破裂后，满清于1655年命宗室济度率领一支远征军讨伐郑成功。是年10月，济度抵达福建。七个月后，即1656年5月9日，他率兵船袭击金门。一场风暴阻止了这场战斗，清军的舰船几乎全军覆没。斯特鲁弗：《南明》，第144—145页。 ② 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4页。 ③ 中央官员的子弟可以在北京参加会试（举人），而不必回到家乡去。1657年，8名京官子弟的贡生贿赂了14名京城的主考官。其中有1名贡生是大学士王永吉的侄子。这一丑闻被揭发出来后，礼部与吏部的官员进而对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会试也产生了怀疑。调查结果表明，南京的会试并没有大的违法行为。但应试者一知道考试的结果要被仔细核查，就纷纷匆忙地离开了南京。就众人看来，这似乎正证明了他们做贼心虚。因此当他们的船只沿着大运河航行时，苏州、常熟的士人尾随着他们，叫喊辱骂。这样，在南京考得蛮不错的贡生们，就不得不再考了一次。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6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91—192页；孟森：《心史丛刊》，第33—35页。 ④ 杨雍建就是在1660年力主严禁党社的那位御史，故小野和子认为，这场朝议与早些时候的科场丑闻有直接联系。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343页。 ① 同时，杨雍建坚持认为官员的德行比才干重要。他建议任命孝行卓著者为知县或县丞。吕元骢：《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1页。 ② 郑天挺：《探微集》，第99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102页；《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94—9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793页；吕元骢：《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6页。在对南方文人小团体及官员们对它们的庇护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竭力阻止士人与天主教传道士接触，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坚持正统观念的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教徒，将天主教和佛教二者与缙绅阶级的堕落联系了起来。张履祥（1611—1674）在其《劝学》中写道：“近来士大夫多以僧侣为师。江南士人至今妻妾称徒于僧侣之门。自灾乱以来，钱粮甚乏，人虽不能堪，然僧侣聚以布道之处，日见寺观之建。”张履祥把佛教信仰描述成一种彻头彻尾的狂热，它已使江南人士中邪入迷了。对天主教的虔诚也是一样，它在杭州广为传播，外国传教士（他们起初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已使人们抛弃了对祖先的祭典与儒家的礼仪。对张履祥来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叛逆行为。官员们既背叛了君主，也背叛了他们的道德职责。他们“为夷人所化”。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2页。清廷在阻止儒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方面，做得很成功。他们把天主教徒从缙绅们的学友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正如杰内所指出的那样：“在满族人统治下，基督教神父们就不再像利玛窦一样，有机会参加哲学问题的讨论了。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成了帝国中最重要人物的密友……而在明朝，他们却无法接近皇帝。”谢和耐：《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第14页。参见泽克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保守的士人眼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活动，至多被看作是与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士绅文学党社的同类物；若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就等同于白莲教一类左道邪教了”。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92—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