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成个人看法和公众舆论方面的领导，改革和革命运动的领导——即变革型领导——在历史上似乎主要是以重大和集体的方式出现，但是在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上，这种领导又主要是以个体的和私人的方式进行的。领导变成具有过多的人类动机和目标味道的事情，变成由追求不重要的尊重和声望所主导的冲突和竞争。在这次战舰之间的交火中，肯尼迪与罗斯福似乎陷入了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并且更强大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更大的战列舰——取胜。罗斯福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靠激发肯尼迪的爱国主义动机或自我发展的动机，而是靠直接行使权力。问题的关键是肯尼迪手中并没有资源。设想他会向拥有福瑞沃造船厂所有权的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的首脑求助，但伯利恒很难在战时挑战政府。或许肯尼迪会求助于船厂工人，让他们用警戒线封锁舰只，不让海军靠近，但工人们几乎不会在战列舰的事情上与他一起财迷心窍。肯尼迪建造了战舰，但罗斯福却处置了它们。难怪肯尼迪要放声痛哭了。

　　罗斯福在1940年将肯尼迪拉回到自己阵营里，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权力行使。罗斯福似乎再一次实现了自己的意志，但这次肯尼迪却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总统可以努力利用这位大使的自尊和爱国心，但是肯尼迪可以通过罗斯福以外的其他人来获得自尊——比如从威尔基派那里——并且他对爱国精神有自己的理解。如果罗斯福阻挠他成为战时“沙皇”（wartime czar）的愿望，肯尼迪还有其他方法获得这种认可。然而，最终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和战略的，是援助正在与纳粹作战的同盟国的道德问题。正是因为罗斯福基本的价值观念是非常人道和民主的，这使他能够在势在必行时果断采取行动，尽管他在前期曾经妥协和逃避。在1940年他再度当选总统后仅仅几周内，他就开始努力制定一项计划——《租借法案》（Lend Lease）——该法案将对战争和战后结果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为《租借法案》作证时，肯尼迪表现得毫无定见，并且自相矛盾，以至于让己方和敌方都弄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尼迪似乎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战争中有超越一切的道德问题。罗斯福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就能够实施有道德影响力的行动——有权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