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遗传开始了一系列生命机遇的开放和闭合——这些机制强大有力，足以直接影响性格的发展，不管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中介力量有多么强大。因此，一个女孩如果出生在一个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文化上都排斥女性参与政治和领导的社会中，她将发现，除了在内室、闺房或皇宫之中采用传统的方法施加影响外，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假设这对她而言的确是一个难题）。一个男孩如果生来就有一个不下落的睾丸，就像传言中的希特勒那样，或者先天有一只畸形足，如同废奴主义政治家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一样，而且又生长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那么他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终其一生来尽量弥补这种生理上的不幸。尽管家庭、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力会持续地发挥作用，但是强有力的腺状功能、肌肉运动以及神经系统的特性能够支配和控制人一生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生物学就是命运，政治的命运或者其他方面的命运。但是更为典型的情况是，基因和环境共同发挥作用，产生无数新的模式和个性。既然我们关心的是最终达至领导最高点这一过程，关心的是可能成为这一过程的源泉的所有人类因素，我们就必须考虑生理过程。它们是欲求和需要的起源；生理通常有助于命运的形成，但并不能预先决定命运。

　　领导的长期而复杂的进程起始于婴儿的各种内驱力（drives），这是他们生理机体的直接表达。正是这种力量使人们结为同伴。奥托·克兰伯格（Otto Klineberg）观察到，“绝对可靠的动机”是饥饿、口渴、休息和睡眠、排泄、呼吸、活动和感官饥渴；这些内驱力对于所有人类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是普遍的（尽管它们并非属于人类所独有）。这并不是有关内驱力的一份详尽的列表；心理学家始终不同意这样一份列表，就像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来使用内驱力、动机和（现在很少使用的）本能这些词语来描述这种现象。但是他们的确认可，这些都是决定婴儿的生理发展并影响他们的心理结构的基本力量。有时，这些力量会直接地影响领导的潜能。约翰·纳什（John Nash）注意到：“在某些社会中，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是如此耗费时间的过程，以至于几乎没有时间来满足各种衍生的需要。”单纯饥饿的满足就是这种情况。在深受贫穷困扰的国家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政治领导人，在他们的演讲、言谈举止、意识形态中，明显带有童年缺乏食物——或以拼命争夺来获得食物——所造成的精神创伤。

　　由生物学决定的内驱力，并不是在一连串无序的因素中发挥作用，而是在生理和心理因素连锁形成的强制序列中发挥作用。弗洛伊德把性心理发展描述为以下几个阶段：口腔期、肛门期、生殖器期（或恋母情结）、潜伏期和生殖期。口腔期是儿童几乎完全依赖母亲的阶段；这种依赖性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可能会影响到儿童在后来几个阶段的经历的性质。在肛门期，排泄既产生生理上的紧张，又产生生理上的满足；厕所训练既产生性欲快感，又产生对这种训练的恐惧；这种严格的训练可能会影响到儿童成人后的行为。在恋母情结阶段，儿童被引入了由父亲、母亲和儿童之间的三角关系组成的受限制却高度社会化的环境中。埃里克森认为，这每一个阶段都会涉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特有困境，它们会产生持久性的性格特征。因此，埃里克森看到了起源于口腔—感觉阶段的基本的信任或不信任倾向，起源于肌肉—肛门阶段的自主或自我怀疑倾向，以及在运动—生殖阶段的主动或内疚感倾向。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随着他们观察并参与到范围不断拓宽的社会生活中，他们的性格开始根据预先决定的阶段发展。

　　孩子的社交范围局限于家中，乡间小路上或屋檐下，教室里或城市的操场上。但是，近几十年，在大多数文化中，正式的学校教育已经被视为形成政治看法和行为的主要方式。50年前，查尔斯·莫瑞恩（Charles Merriam）基于对八个西方国家的调查后声称，学校是形成公民教育的主要工具；40年后，两位研究者断定：“在美国，公立学校是政治社会化最为重要而有效的工具。”同时，阿尔蒙德（Gabriel Ａlmond）和沃巴在他们的五国研究中坚持认为，没有其他的变量能够与影响人们政治观点的教育因素相提并论。这些观点为人们所争论，而给一些研究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社会化的力量的确多种多样，家庭环境中形成的倾向对课堂学习的影响，以及从各种经验和事件中直接进行学习——在学校教育结束后，这种学习仍将长时间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