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存在着“另一个威尔逊”，这个男人具有强烈的自尊，对其他的人，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抱有真切的关爱。这就是那个在普林斯顿作为一个学生在智力上和情感上实现着自己的威尔逊；他在这里从事着出色的教学和写作工作，并由于成绩显著而被六所大学聘为校长，最后他接受了任命，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给他母校注入了新的目标和刺激因素，同时也留下了改革的持久烙印；他在新泽西州以策略制胜党首，从而得以推行他的改革计划；在1912年，他领导他的少数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在1916年他又重演了这一幕；他在华盛顿亲自掌控立法项目的通过，稳步结成被认为是不可能达成的联盟，正面进攻或侧翼包抄对手，充分地履行他对选民的承诺；他以高度灵活的战略，从1912年开始，使民主党从乡野的、个人主义的和保守的组织，变成1916年的更加自由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和具有都市精神的政党；当他想要说服人们时，他经常展现一种能够激发人们的超凡的能力；任何一届总统都没有能够像他那样，带给白宫一个明确而又深思熟虑的政治领导概念；他不但是社会力量的疏导者和催化剂，而且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领导者，他在教育政策、政府工作、政党和立法导向以及为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而付出的努力等方面，都翻新改造了他的政治世界。

　　众所周知，1919—1920年，威尔逊在成立国际联盟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态度，奠定了他在人们心目中顽固而独断的个人形象。在此，历史又一次开起了玩笑；这位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的有原则的英雄人物，却在20世纪50年代变成气量狭小而又刚愎自用的人物；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又变成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将来的定论可能会再次改变这个形象）。人们可能会感到，无论他有什么失误，如何缺乏灵活性，威尔逊的确也对他的对手做出了让步——尤其是对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共和党人——但是，他始终没有能够赢得亨利·凯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这位在国会的权力体系中掌握实权的保守的共和党领导人的支持。通过与那个贪得无厌的对手的一再妥协，他可能错失了这个他原本要在1919年的全国巡回演讲和1920年的大选中提交给美国人民的议题。错失只是短期的，他本来可以挽救这项在将来人民可能会支持的事业，而不是放弃这个至关重要的集体安全原则，因此他错失的不仅是国联，而且也错失了这个议题。

　　威尔逊对这一议题的处理，不能脱离1919—1920年间短期的国会和选举的状况，当然也不能脱离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长期战略，当时，有关“殉道总统”（martyred President）的可怕预言将会变成现实；随着希特勒的征服行动，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将会产生，这也将为美国参加一个新的世界组织奠定基础。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这个专横的政治家竟然如此一败涂地，没有能够实现他所珍视的直接目标——让美国成为国际联盟中的一员。在分析这一谜团时，回忆一下下列内容可能是有所助益的，尽管自尊程度低会让一些潜在的领导者丧失领导能力，它也可以驱动其他潜在的领导者去追求名望和荣耀，以便克服他人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怀疑。威尔逊似乎始终就是这种情况。乔治夫妇认为，“他需要他的朋友来证实他对自己的伟大命运及人生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如此容易被外部的攻击所动摇，只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曾遭受过残酷的折磨。他需要他们颂扬他的大公无私的理想主义，特别是当他的诋毁者粗暴地剥除他精心装饰的合理化伪装时，尤其需要其他人的称颂”。在挑战像洛奇这样的反对派时，他可能始终表现出了一种征服对手的需要，而这是为了证明他作为一个领导者具有的杰出才能。罗伯特·图克尔（Robert Tucker）注意到，他一旦获得一种特定的领导角色，“就立刻利用这种领导角色来支持或者推行新的想法、对新政策的尝试和新的计划，如果取得成功，那么所有这些将为他带来更大的荣耀，很可能会为他开辟通往更高的领导地位的路径，同时带给他为取得进一步的领导成功的更大机遇”。这样一种对领导的理解的确颇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