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普遍的需求转化为特定的理智领导的催化剂是冲突。许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知识分子似乎是由自身内心的冲突所驱动的，这种冲突表现为情感崩溃、退缩或冷漠。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经历了理智上的才华横溢的时期之后，在18岁时患上了癔病、疑病症和忧郁症，长期处于精神崩溃的症状。伏尔泰（Voltaire）也经历了一段充满理智和情感危机的时期。傅立叶（Fourier）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就曾沉湎于性内疚不能自拔，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变成了一个爱吵架、性情古怪的隐士（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不管是女是男，都一直保持单身）。据说圣西门（SaintSimon）年轻时非常顽固且任性，以至于他的父亲曾经因他不听话而监禁过他；长大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冒险家、放荡不羁的人、叛逆者和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他早年的一段时间里，也患有严重的精神忧郁症，失去生活目的（尽管在他回忆时可能对此有所夸大）。孔德（Comte）也曾反复遭受精神崩溃的折磨，发作时，他总是乱扔刀子，用各种动作表现野心勃勃的想象。韦伯和曼海姆（Mannheim）同样经历了他们情感上的磨难。

　　在过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能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这些思想家，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某些例子中，他们所遭受的磨难和压力肯定迫使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理解。更为重要的，而且很可能更为确定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道德和社会的冲突时期出现了。特别是在18世纪的法国，受过教育的男女对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其中包括：人类与上帝的关系、自然的本性、传统和习俗的合法性、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理性与激情的关系、罪恶的必然性、人的自然权利以及由这些问题派生出来的各种哲学和现实问题。也许知识分子的生活——尤其是理智领导者的生活——天生就是由冲突驱动的，在纯理论家和实用者、否定者和肯定者、分析家和预言家、相对主义者和绝对主义者、古典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这被称为“古人与现代人的争吵”。但是这些冲突的表现形式却会因社会和政治环境而加快、激化、僵化、转变、压抑和扩大。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英国，18世纪末的美洲和20世纪早期美国的“改革”时期，都是社会冲突的时代，它吸引理智领导者们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