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否决了关于建立一个代表性团体以便支持其改革的贵族们联合起来这样的提议，这无疑是因为他认为这样一个团体会要求对改革的内容和进程的控制权。最终，解放农奴成为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象征性法令。它赋予农奴一些本身具有深远意义的合法权利，它改变了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但它并没有转变国家农业生活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因而并没有使俄国社会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自由化和现代化。E.兰伯特（ELampert）总结说：“留给农民的是接受一个强制的契约制度，它使农民受束缚的状况与原先相比并没有获得改善。农民只是被煽动起来要求得到自由，而并不是得到他们想象中的那种自由。这是以经济上的依赖取代法律上的强迫，在俄国历史上，经济因素对人的奴役作用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例子了……”善于观察的俄国人也意识到这方面的失败；在解放农奴12年之后，一个政府委员会承认，绝大部分农民的处境与以前相比要么毫无差别，要么就是更加恶化了。农民被解放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自由；仍然没有获得平等。

　　这是一个有改革精神却优柔寡断的领导者的失败，一个分裂的官僚机构的失败，是一个妨碍有效改革的上流阶层的失败——在人类误算、社会挫折和失败的编年史上，这种失败已经屡见不鲜。然而，在俄国，改革领导的失败有其更加根本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错误地理解了农民的——以及国家的——需要。文化优越论的人坚持主张，农民（muzhik）需要在他的土地、教会及民族之间形成一种神秘的统一；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农民需要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贵族则主张，农民需要秩序和安全。屠格涅夫站在小贵族的立场上对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说：“不，不！我认为你们这些绅士们对俄国人民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你们并不代表俄国人民的需求和渴望！不，俄国人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俄国人民认为自己的传统是神圣的；他们是家长式管理的，离开信仰他们将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以“真正的自由”为目标，俄国农民所要求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把合法地解放农奴转化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土地、农业技术、更好的交通、医疗、教育、营养、政治影响。在１９世纪中叶，俄国只有极少数自由主义者和几个激进分子考虑到这些方面。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和政治冲突的结构，它严重妨碍了基本政治问题的提出、面对和解决。俄国最大的传奇就是沙皇同人民之间的奇妙结合。从各省出巡归来之后，亚历山大写道：“在俄国，将君主和人民维系在一起的这种纽带给予了我们力量，而且上帝绝不乐意让其他任何人削弱这种联系。”沙皇这种真实而深刻感受到的观念，不仅使其置身于政治斗争之上，而且扰乱了斗争路线。兰伯特指出，官方和半官方的观点，都力图否认或辩解俄国国内真实的社会对立的存在。自由主义者，甚至激进分子都认为有必要对沙皇致以敬意，即使在他们向沙皇提出抗议时也应如此；因而，冲突也可以自上而下地被挑起或消除。没有哪个政治团体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得到恰当的表现；那些无组织性的运动正在政治的乌烟瘴气中摸索前进。扼杀公众舆论和不满情绪的审查制度，成批的流放新教徒的残酷法律，滋生在自由派组织和激进分子组织中的奸细和告密者，这一切也阻碍了有创造力的冲突形式的出现。

　　这次自上而下领导的改革之所以失败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对首要目标和超越性价值的认识。亚历山大拒绝一致性，也不愿意坚持原则，唯恐影响到自己的选择自由。他的许多顾问都在有意识地抵制空想主义，坚持相对主义的观点，注重时效性。改革中，对重大的原则，往往人人谈论的较多，而很少遵守。因此，当亚历山大主要出于对国家力量和军队效率的考虑而解放农奴之时，他同时也抛弃了像真正的政治自由或者社会机会这样的指导目标，这些目标本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指导关于改革与持久的民众需要之间关系的日常决策的形成。对目标形成一种更为一致的认知，至少会明确崇高的改革理想与最终社会变革及人们生活的改善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