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领导人会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样看上去不适宜承担革命领导的任务，因为他的运动是在没有党派和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力量来自于他几乎不了解的一种集体的追随力量。然而，也很少有领导者能像他这样戏剧性地唤起人们的意识，或者像他这样对其所在时代的政治和宗教态度产生如此震撼性的影响。在其一生的大多数时刻中，马丁·路德几乎都是一个穷困的修道士；他没有自己的政治基础，只有一个不牢靠的神职基础；他也没有军事上的保护——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也经常处于危险境地。他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的训练，并且对历史背景、政治组织形式以及他所强烈攻击的那些势力的战略部署也缺乏了解。他并不是通常的宣传家：他几乎不会考虑他人的观点如何，也没有提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纲领，没有从事组织工作的天赋。他既不是一位博学的神学家，也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哲学家。他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人，努力要回归到原始的教义，而不是去创造新的具有革命性的教义。但是他领导了一场革命，其反响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中。

　　路德所具有的禀赋比正规的学习和政治手腕更为有力。他有一种坚定的、狂热的信念引导他去做一切事情。他何其幸运，能够生存在一个适于在观念上有所改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传播方式已经更加现代化了，因此这个孤独的修道士的声音可以在众多地方得到传播。像很多意识形态的颠覆者一样，马丁·路德回归到了最初的教义和根源——就他来说，就是回到了《圣经》本身。他对《圣经》加以消化吸收、宣讲并且翻译。他崇尚个人的良知、人类内心的神圣情感以及上帝和人类之间的直接的个人关系。他要扫除庞大的罗马教皇的天主教会的固定地位以及它在使用赎罪权和开除教友教籍的行为中肆无忌惮的金钱掠夺，它在将同样的戒条加诸虔诚信徒身上时的那种刻薄嘲讽，它对《圣经》教义的背离行径。恢复人们内心的美德似乎不是政治领导的一种宣言，但是它却意味着对赎罪权的废除和改革，而且这也是对教皇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一种威胁。因此路德遭到了教皇使节、皇帝、国王和红衣主教们的对抗。他不会退缩，更不会讨价还价或改变立场；他不懂得这种算计性的语言——或许也不知道算术技巧。由于自己已被逐出教会，他烧毁了教皇的驱逐诏书，以及罗马教皇法律的核心——教令集（the decretals）。路德被召至在沃姆斯帝国议会（Diet of Worms）的皇帝面前，并被命令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对此，他报以否定的回答——并且补充道：“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助我，阿门。”1521年1月，马丁·路德被教皇判以绝罚，4月18日路德受命为自己做长篇辩解，据说这是该辩解的最后一句。

　　是什么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激情和热诚？路德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后来发迹，成为了一个小铜矿的矿主；他讨厌教士，希望马丁以后会成为一名律师而不是一名修道士。有些人认为，路德小时候的经历对其后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证据表明，在路德的家庭中，家规是甚为严格的，这就导致了后来路德短时期的离家出走；也许路德后来对神圣的罗马教皇的反对仅仅是他早年对家中那位严厉、顽固的父亲怀有敌意的一种投射。另一方面，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交融、相互依靠的；早期的恋母情结关系能否解释后来的路德？或者是否要将如此具有反抗性的路德追溯到更为基本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就像埃里克·埃里克森在他对年轻人的研究中曾出色地探讨过的那些因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强调青年时代的马丁成长于一个上升的自由家庭之中这样一种事实与德国北部繁忙的、商业性的、追逐利润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哲学家和理论家则强调理性和认识的影响，特别是路德在“信奉异教的”罗马的旅居生活，以及在他从一个寺院跋涉到另一个寺院的长途旅行中与普通德国人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