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泰勒在计算每换一只电灯泡需要百分之几秒的时候，亨利·欧勒出版了《没有城市没有乡村的世界》一书，该书描述了火星上的文明，在火星上，珍贵的时间成了货币。一个世纪后，他的预言实质上已经变为现实：如今，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钱。我们甚至谈到"有时间"，或更常见的提法："缺时间"。

为什么物质如此富足，缺少时间却如此普遍、如此流行？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死亡率。现代医学使人类在《圣经》所说的70岁寿命的基础上增加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如此，人类依然生活在最大的期限阴影下，即死亡。毫无疑问，我们感到了时间的短暂，并力图使每一刻都富有价值。但如果这种本能得到普及，那么为何有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倾向于同时间赛跑呢？

部分答案在于我们看待时间的方式。在一些哲学传统里，时间是轮回的，如中国人、印度人和佛教徒，只列举三类。在加拿大的巴芬岛，因纽特人使用同一个uvatiarru，同时指代"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两个意思。在这些文化中，时间总是来了又走，总是在我们身边，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断更新。在西方传统中，时间是线性的，像箭一样从A地发向B地，无情飞逝。时间是确定的，因此也是宝贵的资源。基督教施加压力迫使信徒们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本笃会的僧侣时间安排十分紧张，因为他们相信魔鬼会跟闲人过不去。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总结了西方对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困扰或迷恋，并严厉地呼吁"一个人浪费了一小时，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在与本地化的佛教融洽相处的日本民族神道教里，时间是循环轮回的。然而1868年之后，日本以几乎超乎寻常的激情开始赶超西方。为了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明治天皇政府引进西方的时钟和日历，并开始倡导守时及充分利用时间的美德。二战后，日本民族对效率的崇拜有所增强。今天，当你站在东京的火车站，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乘客跑着追赶火车的情形，虽然每间隔两分钟就有一列火车。你知道，日本人已经吸纳了西方人关于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的理念。

消费主义是加速时代的另一强劲的动力源泉，日本也学会了消费主义。早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就谴责加快生活节奏的购买本能："将自己的心仅仅放在对物质追求上的人总是匆匆忙忙的，因为他只有有限的时间去延伸，去捕捉，去享受。"这一分析今天更为真实。今天，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商店，所有的男女不过是其中的购物者罢了。在诱惑与愉悦下，我们时常贪婪地寻求尽可能多的消费品和体验。除了令人绚目的事业外，我们选择美术课程，选择到体育馆消耗体力，选择阅读报纸及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每一本书，选择同朋友外出进餐，选择参加俱乐部活动，参加运动，看上数小时的电视，听音乐，和家人在一起分享时光，购买所有的新潮的时装和最时尚的小玩意，逛电影院，享受同伴侣的亲密与美妙的性爱，到遥远的地方度假，甚至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志愿者工作等。其结果是，在我们希望从生活中获得的与我们实际可以实现的二者之间产生了令人苦恼的分离，这就引发了时间永远不够用的感觉。

我本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管孩子就是一摊活，唯一能在亲子关系中幸存的方法是减少工作量。但我发现要做到这点很困难。我希望自己什么都不受影响，因此没有减少个人爱好，而是拼命将它们挤进本已很满的日程里。从额外安排的网球比赛中溜出来后，余下的一天时间里，都在拼命地赶。车开得更快，路走得更快，睡前给孩子讲故事也给省了。

像其他人一样，我希望技术能帮我买到更多的时间，以便有更多的机会，不再感到如此匆忙。但技术是不可靠的朋友。即便确实节省了时间，它也常常通过诱发一系列新的责任和欲望，使其效果受到损害。当洗碗机在20世纪早期问世的时候，它将家庭主妇从累人的劳作中解放出来，随后，在十多年时间里，随着卫生标准的提高，我开始更频繁地换洗衣服。结果，装满脏衣服的洗衣筐同门口脚垫上堆起的账单一样，成为现代家庭的特征。电子邮件是另一例证。说得好一点，它使人们变得前所未有的团结。但电子邮件操作的简易，随时点击一下"发送"即可，从而导致过度使用的蔓延。每天，信息高速公路传送的电子邮件达五十多亿封，其中很多是毫无必要的备忘录、粗俗的笑话和垃圾邮件。对大部分人而言，其结果是每天迎来了堆积如山的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