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治洪正式上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排查。像公安机关追捕命案在身的嫌疑犯一样的仔细排查。父子两代在官场上的经验告诉杜治洪，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关系，做官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杜治洪是政策研究室出身的，于是他当上市长之后给岳洲市政策研究室下达一个硬性任务：排查整个岳洲市在外面做官做老板做学问的大人物。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政策研究室主任姓郑，叫郑天泽。其实是个副主任，但正主任缺位，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杜治洪的硬性任务直接下在郑天泽头上。郑天泽虽然主持政策研究室的全面工作，加上姓郑，无论是用起来还是听起来与正主任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他一直想为自己摘帽子，想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副”字摘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主任。本来郑天泽离这个希望已经非常接近了，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个市改县，水涨船高，扶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毕竟，他自己心里清楚，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市委和市政府本很少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会，所以政策研究室也就自然成了摆设，这些年政策研究室研究的主要政策都是围绕改革的，但他们自己知道，对政府机关来说，所谓的改革可以归纳成两个字——精简，跟企业里裁员差不多，考虑到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先做的事情往往是拿自己的惜日的同类开刀，这样不仅可以避嫌，趁机树立自身的威信，还可以防止这些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底细而对自己不能足够地尊敬，岳洲市政策研究室包括郑天泽在内的几个二吊子虽然够不上与杜治洪属于同类，但在找不到正宗同类的情况下，拿他们开刀也未见不可，所以，杜治洪上任之后，郑天泽及其手下的几个闲人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该机构被砍掉，未曾想新市长不但没有把他们精简掉，反而直接给他们下达了任务，郑天泽及其部下像是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突然接到了特赦令，而且立刻获得重用一般，受宠若惊，自然不敢怠慢，任劳任怨，格外卖力。同时马上就推断出一个与前面的逻辑截然相反的逻辑：既然市长是做政策研究出身的，那么对于搞政策研究的人应该格外重视，一上任马上就直接给我们布置任务正好说明这一点，说不定我们的机会来了！带着这样的心情工作，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没用多长时间，排查结果就出来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岳洲县，居然有这么多有价值的人物。

　　政策研究室的排查报告还专门对这些人物进行了分类。从区域上分，岳洲市在外埠的有价值人物主要分布在深圳、长沙和北京，还有少数在国外。从行业类别上分，主要分为从政的、经商的和做学问的。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杜治洪重操旧业，亲自动手进行了案头分析研究。

　　研究发现，从政的主要在长沙和北京，可惜没有什么大官。根据杜治洪的经验，这些小官往往把自己的乌纱帽看的比亲娘老子都重要，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并且是属于锦上添花的事情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为着岳洲的发展而承担一些责任和风险，可能性几乎没有。杜治洪还将心比心，自己现在也算是个人物了，难道自己会为家乡洪湖市的发展去冒政治上的风险吗？所以，这些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时间紧迫，必须急用先选。先考虑经商的和做学问的。

　　做学问的人主要分布在长沙、北京和国外。但是在国外的主要是搞理科的，而且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大名气，并不掌握定单权，对岳洲的经济发展和由县级市改地级市转变的工作暂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倒是在北京和长沙的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或许可以对改善岳洲市的软环境做点贡献，比如呼吁呼吁这类的事情。于是，杜治洪在一些名单上面画了圈圈，指示秘书处以他的名义给这些人写慰问信，并且要求所有的慰问信全部由他过目，经他签字之后再寄出去。

　　至于经商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岳洲这些年去深圳的人多达数万，尽管良莠不齐，真正事业有成的人比例也非常低，但是由于基数很大，所以如今岳洲人在深圳做老板的并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齐心协力为岳洲的发展做贡献，说不定还真能成气候。特别是有一个叫聂大跃的，据说个人资产上亿，即使在深圳也算是个人物。于是，杜治洪决定借着在深圳开招商会的机会，打算好好会会这些人，说不定还就逮着一两条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