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大跃说话算话，那一天果然把老婆胡娅沁带到魏长青的咖啡屋来。

　　胡娅沁一进门就认出万冬梅，说：“这不是刘工家的……亲戚嘛。”

　　她差一点就说“刘工家的保姆”。

　　这时候万冬梅也认出胡娅沁。

　　胡娅沁是正宗的矿上人，父亲是矿上研究所的工程师，跟她刚才说的刘工是同事，而且两家住在一栋房子里，她当然认识万冬梅。但是，正因为认识，现在见面才有点不好意思。追其原因嘛，一个是矿上工程师家的千金，一个是矿上工程师家的保姆，身份悬殊太大，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今天在深圳猛一见面，却是以两个好朋友的妻子身份见面，本来不在一个档次上的人猛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难免有些不适应，甚至尴尬。

　　胡娅沁有些别扭，心里责备聂大跃不该把她带到这个地方来，不该不分层次地交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但脸上还不能把内心的想法表露出来，还要装着跟万冬梅很亲切很平等的样子，拉住对方的手摇，脸上透着笑，心里做自我调节，想着时代不同了，时间能改变一个人的身份，深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眼前这个惜日的保姆变成一个和她身份一样的老板娘了，自己千万不要提当年的事情，一定要摆出她们以前在矿上就是好朋友的样子。

　　万冬梅有些腼腆，这时候竟然满脸通红，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脸红，还是不习惯胡娅沁这么过分的亲切而不好意思。总之，她是被动的，有些窘迫。

　　“我去给你们榨果汁。”万冬梅说。

　　万冬梅终于找到合适的借口，带着一脸的红走了，留下丈夫魏长青与他们继续寒暄。

　　魏长青是男人，可以大大咧咧，这些年在深圳闯荡也增长了见识，与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障碍地应酬，但是，他今天也感到了别扭。这种别扭是陡然产生的，准确地说是见到胡娅沁并且看了胡娅沁的这番表现之后才产生的。魏长青已经是场面上的人了，他透过胡娅沁表面的热情看出隐藏着的傲慢，于是就产生了别扭。其实胡娅沁并没有傲慢，至少她主观上想并不想傲慢，但魏长青还是感觉到胡娅沁的傲慢。或许，魏长青的感觉并不真正来自胡娅沁的表现，而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

　　魏长青也是矿上的子弟，后来也是矿上的正式职工，那么，他为什么会感觉胡娅沁的热情是一种隐蔽的傲慢呢？要想解开这个迷，就必须了解稀土矿的历史，了解同样是矿上的子女，但子女和子女不一样，了解同样是矿上的职工，但职工和职工也不一样，只有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才能理解魏长青为什么产生别扭。

　　乐洲稀土矿的第一代职工绝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支援岳洲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也有极少数是当地老雁窝的本地人。胡娅沁的父母属于那“绝大多数”，魏长青属于那“极少数”。按照惯例，占“绝大多数”的移民肯定属于统治地位，处于“极少数”的土著肯定是二等公民。这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国际惯例。比如号称世界上最民主与平等的美利坚合众国，比如现在在各方面都极力想向美国看齐的澳大利亚，比如与美国价值观基本一致的加拿大，他们都是这样。老雁窝当地的老山民其实就相当于美国的印地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人。美国向来都是喜欢自己制定国际标准的，那么，他们的做法当然就是国际惯例。其实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好，小小的岳洲县的拐坷拉老雁窝也好，人性都是相通的。事实上，在魏长青和胡娅沁父母的那个年代，中国人还根本不知道“国际惯例”这个说法，却也自然而然地按照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文明国家遵循的这个惯例做，可见，人性是没有国界的。

　　老雁窝原本就是一个小山村，远没有上河口那样出名。以至于岳洲城关的人除了少数几个喜欢打猎的之外，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

　　老雁窝的山民原本靠山吃山，后来一下子在这里冒出来一个矿务局，按照有关政策，矿务局占用了他们的山林和坪地，必须安排他们工作，从此，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老雁窝山民成了吃国家饭的人。但是在此后相当厂的一段时期之内，他们的身份都不是很明确。他们在矿务局的正式称呼是“农民工”。“农民工”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或者是一半工人一半农民？或者是表示他们以前是农民后来是工人？不知道。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农民工”的苦出身成了政治资本，在少数活跃分子的带动下，起来造反了，其中一个还当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农民工”的帽子才彻底被摘掉，并且每次开批判大会都有这些已经被“摘帽”的“农民工”都要上台发言，把一切罪过全部强加到刘少奇身上，这事才算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