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夜班的工人以前都是在矿上食堂吃夜餐，但是稀土矿北方人多，所以万冬梅的面食摊生意比她预想的要好。生意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万冬梅大气的性格。她不象南方女人那样斤斤计较，说话中听，而且能够开得起玩笑。矿上工人干的是力气活，而且危险，从井下上来了，都希望放松一下，即使身体不能放松，也要图个嘴巴放松，所以开几句粗玩笑是不可避免的。万冬梅不小气，粗话细话都能听，所以工人宁可多花几毛钱，也愿意到她的面食摊子上落个心情愉快，因此，万冬梅的生意就愈发的好。

　　魏长青最先感觉到变化的是家里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然后就是万冬梅率先买回来电视机。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研究所刘工家里倒是有，还是日本货，但也不是凭工资买的，而是刘工出国期间天天吃方便面省下来的，现在魏长青和万冬梅既没有出国也没有天天吃方便面，居然也看上了电视机，自然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舒畅。一到晚上，他们家就成了电影院，一屋子的人围在他家看电视。遇上好节目，魏长青干脆把电视搬到门口，大家看。这时候，万冬梅的面食摊已经从夜班发展到“三班倒”，魏长青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自动加入到里面去了，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万冬梅的“帮工”。

　　这个“帮工”当得值。事实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万冬梅和魏长青已经成为岳洲稀土矿上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时候的万冬梅和魏长青与周围人的差距已经不仅仅是家用电器了。

　　1985年春节，已经富起来的万冬梅和魏长青带着宝贝儿子一起到广州深圳珠海自费旅游。在深圳东门，吃着一块五一碗的馄饨，万冬梅问魏长青：“你觉得他这个馄饨跟我卖的那个比怎么样？”

　　“差远了。”魏长青说。

　　魏长青不是夸万冬梅，老夫老妻之间也用不着夸了。万冬梅是地道的北方人，做面食不用学，可以单手擀饺子皮，做的馄饨确实比他们在深圳东门面食馆吃的馄饨味道好多了。

　　“你知道他这里多少钱一碗？”万冬梅又问。

　　“一块五。”

　　“我们那卖多少钱一碗？”

　　“五毛。”

　　“走！”万冬梅说。

　　“去哪？”魏长青问。

　　“走！”万冬梅还是一个字。

　　自从他们家由于万冬梅的面食摊到面食店而走上富裕道路之后，万冬梅已经找回了自信，她在魏长青面前说话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了。

　　此消彼长，魏长青倒也很快适应了万冬梅现在铿锵有力的语言。于是赶紧把剩下的几个馄饨囫囵掉，牵着儿子跟在她后面走。

　　万冬梅一直将他们引到菜市场，仔细地询问了面粉蔬菜和新鲜猪肉的价钱，然后问魏长青：“看见没有？”

　　“看见什么？”魏长青问。

　　万冬梅一板一眼地说：“深圳这些东西的价钱跟岳洲差不了多少，但是做出的馄饨却要买岳洲三倍的价钱，而且买的人这么多，这样的生意哪里找？”

　　“你什么意思？”魏长青问。问得有点胆怯。

　　“什么意思还不是明摆着的吗？”万冬梅说，“我们应该到深圳来开面食店。”

　　“到深圳来？”

　　“对，到深圳来。”

　　“那我们怎么办？”

　　魏长青的“我们”当然还包括儿子魏军。

　　“你跟我一起来，”万冬梅说，“魏军先放在他奶奶家一段时间，等上学了再接过来。”

　　“那矿上怎么办？”魏长青问。

　　“能停薪留职更好，不能就拉倒。”万冬梅说。

　　魏长青虽然舍不得矿上那份职业，但是他更舍不得万冬梅。他发现自从万冬梅赚到钱之后，人不但没有被累垮，反而比以前更加精神了，而且一精神就抖擞，一抖擞就更加漂亮了。所以，当万冬梅向他保证在深圳开面食店一个月的收入肯定比矿上一年的工资还多的时候，魏长青自己也下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