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有多少示威是针对全球化的浪潮，经济一体化都不可避免地将世界变成一个村落，因为在经济维度更多地成为战略主角的世界体系里，产业成本的降低、比较优势的发挥、人民生活指数的提高是人类生活的真正方向。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说：“全球化市场的变化更加迅速，既产生了更多的机会，也增加了更多的风险。简单地说，谁利用了机会，谁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谁陷入风险，谁就失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将把人类带向何方，许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国家经济的兴旺与企业经营的成败，都取决于是不是能够融入到世界的潮流当中去。

　　全球化经济固然在整体上带来了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但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受益明显不同。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产业机群都必须审视其中的挑战和机遇，因为在经济浪潮中从来没有金科玉律可以一劳永逸。

　　提到政府，人们首先想到的难免是那些大国的全国性政府机构—— 例如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白宫、负责中国WTO相关事务的中国商务部或者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等，但是落实到具体地区的就业、环保和基础服务，却是地方政府踏踏实实的工作。这里所说的应对，指的更是地方政府的应对，换句话说，是那些必须与当地居民同进共退的地方官员与机构。

　　在中国，地域的辽阔使得中央决策通常要中转多级行政机构才能下达到基层政府，他们对于政策的解读和实施才是政策的最终落脚点。从汉朝开始设立的郡县制，是中国统一强盛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所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毋庸讳言。

　　全球化的产业整合与资本流动，为地方政府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从欧美城市到中国的京、港、沪，地方政府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责任和策略。

　　全球资源整合中地区有赢有输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相似，部分地区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流入，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结构，进入充分就业和财富增长的良性循环；但在另一些地区，大量居民外出打工，当地政府无法征集任何以资产和收入为基础的税收(例如地产税或所得税)，从而失去了能够提升本地基础建设和居民素质的手段。尽管中央政府会进行全国平衡性的支付转移，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转移支付的弊端已经日趋显现，这种施与性的支援不但无法改变地区经济的差异，相反更可能将这一差距永久化。因为国家的财政支援不能改变当地市场的发育状况，所以当地的企业在全国性市场中也难以培养竞争力。没有足够的本地企业和公益组织，地方政府在改变本地文化及法制水平时也更加孤立无援。

　　在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正在成为经济体中主要的行业公司的基地。来自海外的跨国公司不断把总部、生产基地、配套工厂和研发中心向这些地区转移，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进行结合。但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各个沿海城市很难永久性地落脚。尽管他们把大量收入汇回家乡，但这些资金仍不足以进行改变家乡面貌的基础性投资，从而使他们的下一代能有地区性的高起点。

　　这种全球经济中的地区输家绝不仅仅在中国。在美国，工作岗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中国和印度流失，从制造业工人到研发人员(几乎全部的世界级制药公司都已选择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连高级管理人员都无法幸免。在联想收购了IBM的PC分部后，许多高级管理职位将由中国员工替代，美国的地方政府也将失去这些员工的收入所得税。

　　也许美国的这些地方政府还可以留住来自公司的所得税，但是这一情况也将迅速改变。许多大型的私募基金正在掀起一股接管欧美最强大的工业公司的浪潮。以Japonica合伙公司为例，该公司已经接管或威胁接管了5家收入达数十亿美元的500强公司。它们从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募集巨额资金，直接从股市上进行要约收购。一旦控制目标公司，它们便对这些公司进行全面改组，甚至不惜全部更换管理层，并对全部的产业流程和相应管理岗位进行分析，口号是“100％全球化”。它们引进的管理层必须承诺：无论论证的结果是将公司移至世界任何角落，都必须全家迁往该地。这些强力接管将使许多以欧美为基地的大型跨国公司被连根拔起，全球总部将被迁往香港、孟买、上海或北京，或私募基金认为最适合该行业特点的任何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