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置管制区，派经济督导员负责执行。当时的金融中心也是中央银行所在地—— 上海自然是新政的重点，于是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担任上海的督导员，并且特派他寄予厚望的儿子蒋经国协助督导，实际上大权是掌握在蒋经国手里。

　　这次经济改革是国民党孤注一掷的决策。搞得好可以缓解经济危机，使国民党统治再延续一个时期。如果失败，再无力挽回。

　　从蒋经国到达上海(当时中央银行设在上海)，踌躇满志到黯然离沪草草收场，总共历时70天。这70天，国民党的经济已如西山落日，无可挽回地走向覆灭。

　　蒋经国雷厉风行采取的第一项设施就是在管制区限制物价，要求所有商品物价以8月19日为标准，不得改变，这称为“八一九防线”。限制物价通常出现在特殊的公用消费品上(市场垄断性比较大、需求弹性较小等)，可以保障市场供求的合理性。但在当时，针对所有商品的限价，目的是打击投机和囤积行为，保持市场稳定，降低通货膨胀，增加民众对金融券的信心，为新货币流通做好外部准备。

　　限价措施因为实施在有限的几个管制区，造成商品出现很大的地区性差价空间。于是，一方面很多商人把商品偷运到外地非管制区销售，从中牟利(当时混乱的政局已然不能使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杜绝此类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上海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而本地制造商品不能随行就市(外地生产的原料价格不能控制)，出现销售价格高于生产成本的现象，进而生产停顿。这样管制区的商品就严重紧缺，大量商铺无利可图，无货可卖，只能关门休业。市场最终更加混乱，投机囤积行为反而愈演愈烈。

　　国民党政府同时在上海采取严厉措施用金融券换取人民手中的外汇和黄金储蓄，任何人私留都将受到拘役乃至枪毙。高压政策下，上海大概收兑到两亿美元的财产。但是民间的黄金和外汇毕竟有限，于是蒋经国转而决定向银行和大的金融寡头开刀，本来计划周全，但事与愿违，一场意外的风波转变了其改革的设想。

　　这时孔祥熙家族控制的扬子公司因为私自囤积商品被蒋经国属下查封，由此和蒋经国发生重大冲突，两虎相争，惊动蒋介石放下北平的军事会议飞到上海调停。在这次争斗中，以蒋经国退步告终。扬子公司公然挑衅经济改革，并且得到最高统帅的默许，实际上令蒋经国威望扫地，无力回天。

　　表面上看，这次事件是太子党和孔家利益集团斗争的失败，而实质上说明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利益集团的分割下失去了重生的活力。

　　因为蒋经国的失势，他已经不能在银行和金融寡头之间获得支持，因为扬子公司的事例已经给了这些金融势力以昭示，他们也就有恃无恐。多重压力下，此次国民政府的种种政策危机四伏，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已经攻克济南，辽沈战役正在进行，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疲于应付，经济上根本无力支撑限价政策。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悲观的预期使人们丧失信心，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崩溃的根源是人们极其悲观的预期。而时局的动荡也正增加了人们未来预期的悲观。

　　战场的消耗依然一天天在加剧，炮声隆隆，国民党政府只好饮鸩止渴，再度大量发行金融券来弥补巨大的财政支出亏空。

　　人民的恐慌有增无减，政府滥发金融券，市场对金融券的信心迅速崩溃。而在这个时候，被经济改革折腾一番的普通民众已没有任何“硬通货”，他们的手中只有金融券了。

　　很快，在畸形社会环境下发行的金融券不堪重负，其膨胀程度甚至超过法币。人民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洗劫和欺骗。

　　时局的混乱、战争的败退、政治上的局限最终导致了这次金融改革的失败，所有的政策即使最初抱有良好的愿景，但最终既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不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