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们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即基尼系数呈现加速增大趋势。表明中国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民众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而因为这些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的行业，出现了大量财富转移的现象。例如地产，房价高涨，老百姓掏出毕生存款买房，甚至承担房贷，而其中暴利则为相关产业的经营者获得，例如开发商、地产经纪商等。一旦地产泡沫破裂，人们就会因此出现负资产阶层，其对于个人生活的破坏是致命的。

　　温总理曾说最头疼的问题是民众医疗问题。医疗费用过高，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还有接连爆发的医患纠纷已经使得民众在医疗问题上怨气冲天，医疗也成为老百姓经济上的一大负担。

　　还有一些因为国企破产造成的失业者，诸如此类，构成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贫困阶层。因为历史原因，中国民众很难不产生仇富情绪，而这种情绪极易蔓延成一种社会对立的潮流，这是危险的，不可小觑。如何缓解，如何解决民众生活中的矛盾，对于当代中国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4) 国家周边地区存在不安定因素，外患压力沉重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社会大动荡的原因恒定在内部腐化和外患压力的双向作用下产生。应该说，新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在21世纪内进入世界第一集团的前景越来越清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写作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一句名言是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端：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迅速崛起是可观的，恐惧是主观的、可变的。

　　从边缘政治学来看，中国的周遭并不宁静，其中朝鲜半岛的局势牵扯巨大，各方角力是不是能得到最终平衡的结果似不可知，中国在其中虽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朝鲜政治举动的扑朔迷离，未来很长时间，朝鲜半岛都不能平静，那里的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人甚至认为，朝鲜半岛和巴尔干地区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不见得是危言耸听。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一些国家的边界线之争还未解决，但不是迫在眉睫，关键是中国原油重要的运输管道马六甲海峡处于风口浪尖，因为一旦运输通道受阻，国内的能源将大受影响。

　　与印度的关系在实现高层互访后出现改良，但是因为边界领土争议较大，而且经济上与我国同质竞争，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印度的崛起和影响。

　　而在中国和平崛起之路上最大的障碍来自美国，美国决策层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坚定地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是唯一可能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国家，因此要及时制止中国的崛起。虽然我们在经贸领域上与美国存在很多交集，但是必须清除“战略利益高于经贸利益”，注定中美关系未来不会一帆风顺。

　　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外交手段不外乎两个：一是台湾问题，二是借助日本。因为日本右翼力量的不友好政策，使得中日关系经常风波乍起。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必须重视他的存在，而今天日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真正是如鲠在喉。当然，中国政府和俄罗斯形成的战略同盟将会在一段时间内消除日美同盟对于中国的遏制作用。

　　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要保持稳定，安心内政，还是有很多针对外患的功课要做。外患有时是客观原因形成的，有时是因为中国的成功和崛起，而抵御外患的基本手段就是加强中国社会的内部凝聚力。而凝聚力来自于政治的清明，和一个英明且具备公信力的政府。

　　如果中国不能成功解决这四点问题，那么崛起和复兴的脚步就不会长远和坚定，甚至出现停滞乃至倒退。而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关键决定于如下两点是否取得成功：一是要坚持除非迫不得已、决不同美国长时期对立或大规模冲突，同时争取广泛的睦邻关系；二是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的、根本的创新，包括制度上和技术上的伟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