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谢林总喜欢把自己称为“不安分的经济学家”，的确他不是抽象理论家，又很少从事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工作。但是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思维活跃。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托宾回忆，早在哈佛读书时，此公的思想就“比别的同学和教授们深几个层次”；萨缪尔森也说“时间磨不平他的创造力，他的路数总是变幻无穷”。诺贝尔授奖委员会把他誉为经济理论的“探路者”，确是精当。

　　托马斯·谢林1921年生于加州奥克兰，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执教，目前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公共政策学院的杰出大学教授。1991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谢林在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1945—1953)，参与过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并担任过杜鲁门政府的政策顾问。这些政府经历为他日后思考国际政治和军事策略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背景。

　　谢林的著作包括《国家收入行为》(1951)、《国际经济学》(1958)、《冲突的战略》(1960)、《战略与军控》(1961)、《武器与影响》(1966)、《微观动机与行为》(1978)、《透析能源问题》(1979)、《选择与结果》(1984)、《讨价还价、沟通和有限战争》(1933)等。

　　在宏观经济学获得推崇的数年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在2005年再次转向微观经济学，200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托马斯·谢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博弈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此举也再一次印证了博弈论的巨大威力。这也是博弈论领域的经济学家第二次获得诺奖。第一次获奖是在1994年，得奖者是约翰·纳什、约翰·海萨尼和莱因哈德·泽尔腾。

　　谢林对博弈论的研究与别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别人都是用数学模型推导，他则是从实际例子出发，所用的数学知识很少。上一次因博弈论而获得诺奖的纳什虽然研究的也是博弈论，但是重点在非合作博弈，而谢林更多关注的是在非合作博弈过程中如何化解冲突、实现和解、获得双赢，这个在实际运用中会对人们更有帮助。纳什的研究有更多悲观的成分，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面对的是企业竞争等问题，所以更需要的是研究问题、化解冲突。

　　与谢林共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有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两个人的区别比较明显：奥曼的工作是非常技术化的，他从数学问题出发进行推理；而谢林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手段则不大一样，他更多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提出问题，是结果导向的研究方法，使用较多的是几何方法，这两个人用的工具完全不同，但是思想都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谢林的东西比较好懂，他的书也相对浅显，实际上他的理论壁垒的确比较低，容易让人接近，但不见得就容易理解。

　　博弈论的力量

　　谢林的获奖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的惯例，诺奖得主通常是那些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这种基础性贡献的主要标志就是在标准教科书里能够找到他们的经典模型，在研究生课程的必读著作和论文目录里一定有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工作一般是高度技术性的。谢林似乎不属于这样的经济学家。他所有著述较少涉及数学模型，也没有广为引用的经典论文，他的名字只有在人们讨论纳什均衡概念时才会出现，而且是和一本书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就是196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冲突的战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的新闻稿中就特别提到了他的这本书。毫无疑问，《冲突的战略》是谢林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原因。

　　《冲突的战略》有什么特殊之处，使得经济学界在近半个世纪之后赋予它最高的评价?要真正理解这本书在博弈论发展历史上的独创意义和重大影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一些理论背景。在谢林写作此书的时候，博弈论尚处于它早期的发展阶段，纳什于1950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并证明了纳什均衡存在的条件。那时博弈论主要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对经济学主流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人们讨论谈判问题时主要从合作性、零和博弈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谈判结果是公平和有效率的。谢林没有受当时博弈论发展现状的束缚，而是从非合作、非零和博弈的角度研究冲突和谈判策略的一般理论基础，该理论可以适用于大国间的核战略、国外援助、黑社会帮派冲突甚至大人对小孩的管教策略。更重要的是，谢林不只是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是直接关注如何从这些理论框架出发深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策略互动和选择，尤其是国际事务中的冲突与合作问题。